在完全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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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共艺术设计 公共艺术的多维发展
公共艺术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广义上是指发生于公共领域的激做闷艺术，它不仅包括我们惯常所说的城市雕塑和壁画，还包括具有设计性和审美价值的公共建筑，具有群众参与性的行为表演和大型装置，以及宣传画、招贴、海报，甚至涂鸦。公共艺术不是一种艺术风格或者流派，而是相对于“私有艺术”而言的艺术形式。不同于架上艺术的私密性和精英性，公共艺术代表着一种开放的、交流的、自由的态度，它要为人们喜闻乐见，并且完全融入大众生活。公共艺术不是单纯的个人灵感的迸发，它更是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和思想解放的产物，它体现的不仅是艺术家个人的天赋和观念，更是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所以，公共艺术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日益丰富多彩。
城市雕塑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公共艺术形式，它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兴起的，是高度城市化的结果。一件成功的城市雕塑，不仅能够起到美化城市环境，陶冶市民情操的作用，更能唤醒市民对于自己城市的公共事务的热心和关注，甚至可以成为一座城市有别于其他现代化城市的标志和象征。例如美国雕塑家亚历山大・考尔德（Alexander Calder）1969年为密歇根州的大急流市所创作的雕塑《大急流》（La Grand Vitesse），华裔设计师林璎1981年设计的华盛顿越站纪念碑，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为德国勃兰登堡设计的“大屠杀纪念碑”（2005）等等，无不体现了特定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
考尔德的《大急流》是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的“艺术在公共空间”项目的第一件公共雕塑。考尔德在创作这件作品时考虑到了建筑规划、比例和材料等诸多因素，使作品的颜色、大小、形状与其所在的广场和建筑环境交相呼应。虽然作品本身有54英尺长，43英尺高，30英尺宽，并且重达42吨，但是整体看来它仍显得极为轻巧通透，富有流动性。这件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不仅是考尔德成熟期的巅峰之作，而且成为了大急流市的象征，它的形象频频出现在这个城市路牌的装饰带上、信笺的封皮上和公交车的车身上，它的名字“大急流”不仅仅代表了激情澎湃地迈向未来的大急流市，更体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主义浪潮之下，城市的急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所以，一件城市雕塑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的社会学意义。
此外，由于公共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空间与国家机构之间的领域，公共艺术必然要承担起连接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生活的桥梁。如果说考尔德的《大急流》是60年代美国自由精神的象征，那么美国波普艺术家克莱兹・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的一系列公共雕塑作品则是以贴近普通民众生活的亲和力取胜。他选用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物品如衣裳夹子、自行车等等作为母题进行创作，将其放大到纪念碑的体量，然后放置于公园草坪、广场、校园等公共场所。这些雕塑没有底座，人们可以随意触摸、依靠它们，孩子们常常在其间穿梭攀爬玩耍，这种随意性彻底打破了传统公共雕塑的崇高感和严肃感，完全融入了人们的休闲生活，将公共艺术所应具备的公众互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
明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以往千篇一律的方盒子建筑已经令人们极度的审美疲劳，缺乏个性的建筑往往无法代表一座城市的文化风貌和建设理念，于是城市建筑越来越追求功能之外的设计性和艺术性。例如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在1985年左右为卢浮宫设计的玻璃金字塔，这座玻璃钢架结构的建筑从设计之初就遭到无数巴黎市民的反对，然而如今它却成为了巴黎的象征，与埃菲尔铁塔平分秋色。贝聿铭在谈到他以金字塔的形式来设计卢浮宫入口的初衷时说：“建筑的目的是提升生活，而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而已，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胡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这是我对建筑的看法。我期望人们能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我的作品。”通体透明的玻璃金字塔，既能为馆内提供宝贵的光线，也能够反射周围的老建筑，让它们互相呼应，使卢浮宫这座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重获生机；而且，有了这座“金字塔”，观众的参观线路显得更为合理，观众们不必绕道而可以直接进入自己喜欢的展厅，并且“金字塔”的存在还大大简化了卢浮宫服务设施所占据的面积。更重要的是，玻璃金字塔以其大胆开阔简约的现代主义风格展现了一个开放的巴黎，它不仅呼应了当时以密特朗总统为代表的政府激进派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和“新文艺复兴”政策，而且唤醒了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巴黎的创新精神。
具有文化意义的建筑本身可以作为一件成功的公共艺术品，而且随着公共艺术的多样化发展，公共建筑的外观如今也常被作为公共艺术实施的场所。例如克里斯托（Christo Vladimirov Javacheff）的“包裹”系列，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在古建筑表面所做的氖灯装置，克日什托夫?沃迪奇科（Krzysztof Wodiczko）对阿斯特大厦实施的“夜间方案”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例。克里斯托和他的妻子珍妮・克劳德（Jeanne-Claude）自1961年开始就合作创作“包裹”系列作品，最为著名的当数包裹德国的柏林国会大厦。这件作品从1971年开始着手直至1995年完成，其间经历了长达24年的艰辛努力，克里斯托夫妇花费一千多万美元，采用银白色的化纤织物和深蓝的粗绳，将国会大厦包裹成通体闪烁着银色光芒的极为壮观的大地雕塑。创作这件作品的初衷是艺术家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冷战的感受，柏林是东西欧相遇之处，国会大厦又是美、苏、英、法、两德的管辖的交集之地，在苏联控制东德时期，这座建筑曾经成为当地最为孤独的建筑。身为保加利亚人的克里斯托对于国会大厦的包裹不仅表达了他对苏联“铁幕”政策的切身感受，而且包裹凸显了建筑本身的在场，使观众意识到物体本身所具有的强大冲击力。虽然这件作品仅存在了两周，但是它显示了柏林作为德国政治文化中心所承载的历史以及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并且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体量和视觉效果也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为柏林旅游业带来了高达10亿马克的收入。
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批早年从事公共雕塑创作的艺术家纷纷转向行为艺术、观念艺术和大地艺术，公共艺术随之融入了新的艺术形式之中。在诸多新型公共艺术中，行为艺术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公共艺术的开放性和互动性，日益在公共领域活跃起来。例如米谢丽?尤克丽丝（Mierle Laderman Ukeles）在她的《接触卫生系统》（Touch Sanitation，1977~80）中，同8500名纽约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并向他们表示感谢，这使我们想起托马斯?克劳所描述的沙龙的身体层面。传统的公共艺术都将观众建构为一个消极的接受者，他们接受艺术家所事先安排好的审美体验，而新型公共艺术则暗示观者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一个全新的集体互动模式。同时，这种互动的亲密性赋予新型公共艺术以独一无二的更加宽容的政治形式，因为它最大限度地与最普通的民众发生了互动和交流。
此外广告招贴、墙壁海报、室外涂鸦等等都逐渐成为公共艺术所能采用的形式，它们在表达艺术家个体经验的同时，也往往提醒公众去注意诸如生态环境、种族性别、城市规划等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例如美国艺术家基斯・哈林（Keith Haring）在地铁中的涂鸦作品，反映了80年代美国的同性恋身份问题，复仇女神小组（Gran Fury）则采用路牌和招贴的形式来号召人们关注社会边缘和弱势群体，中国艺术家赵半狄则采用与玩具熊猫拍摄公益广告的形式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我们最为熟悉的作品莫过于他的禁烟广告，这幅广告上只有两句简单的对话：赵半狄问“我抽烟你介意吗？”熊猫反问：“我杀死你你介意吗？”诙谐的形式，具有亲和力的形象，简单明了的表达方式，即刻便引起了观众的普遍共鸣。
中国对于公共艺术的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它是改革开放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的结果。中国的公共艺术起步晚，发展慢，资金不足、缺乏理论建设和完善的公共管理体制都是导致其未能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但是，在某些城市仍不乏优秀的公共艺术作品的问世，1998至2000年在深圳市实施的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可以算作一个成功的范例。它的策划者与组织者在1999年11月29日的深圳街头随机采访了18个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然后经过他们的同意，通过翻制手法，制成完全真实的等大青铜人像，人物保持着被采访时的衣着、动作和表情，之后这些雕像被放在园岭街心公园。这件公共艺术作品反映了深圳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极具亲和力；同时也体现了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和人口集散地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状态，具有时代感。这些雕塑展出后的民意调查显示有90%的观众表示赞赏，并且它们还带动了园岭社区的旅游经济，改善了这块“老深圳人”居住区的环境。此外，应着2008年奥运会的开办而建设的国家体育中心鸟巢、水立方也吸引了世界人民的目光，奥林匹克公园中的环境雕塑也展示了中国当代公共雕塑的优良水准，深受观众喜爱。
随着经济的进步，思想的开放，城市设施的完善，以及公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公共艺术必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以满足社会文化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公共艺术开放多样的形式意味着公共艺术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艺术与群众互动的过程，是全体国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座城市乃至国家走向自由、民主、开放的过程。所以公共艺术代表着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它的日益繁荣是一种必然趋势，而中国的公共艺术立足于深厚的文化传统与强大的国家经济基础上，也必将迎来其辉煌的未来。
马小勇：四川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特约策划：何桂彦
责任编辑：傅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