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主义建筑，被称为什么？
新古典主义建筑，被称为帝国风格。法国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虽然以帝制代替了民主，但在文化和艺术方面却要利用法国大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新传统。于是拿破仑帝国与新古典主义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有人也因此而称这时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为帝国风格。
拿破仑宠信的两位新古典主义建筑家方丹（Pierre-François-Léonard Fontaine，1762—1853年）和夏尔·佩西耶（Charles Percier，1764—1838年）彼此紧密合作，承担了许多使巴黎新古典化的工程。其中包括卢浮宫的扩建，枫丹白露宫的古典装修，卢浮宫北面沃利大街的规划以及协和广场的改造，香榭丽舍大道的设计等。
另一项最能代表帝国风格的建筑——协和广场北轴尽头的马德莱娜教堂（La Madeleine, Paris），则由建筑家维农（Pierre-Alexandre Vi-gnon，1763—1828年）负责，拿破仑亲自过问，直到他进入莫斯科而一度踌躇满志时，才定下它的最后方案，并正式定名为"法国大军的光荣殿堂"。原来，这个教堂也是在路易十五之时就已决定兴建的，但设计方案一改再改，始终没有能定下来。法国大革命以后，这个教堂将彻底按古典样式建造已无问题，但具体安排仍有颇多争议。
拿破仑最后同意维农的设想：把它彻头彻尾地建成一座规模空前的罗马神庙，写上"皇帝奉献于大军所有士兵"的题词，外表一切细部皆严格遵照古典范例来展仔搭现。现在我们沿协和广场往北而行，在皇家大街的尽头突然看到这样一座高大而典型的罗马神庙兀立于前，确实会感到无比惊异，似乎像飞来神峰那样一座罗马神庙突然被搬到了巴黎街头，它的一招一式都比任何罗马古迹更像一个完美无缺的帝国原物，而这也正是拿破仑和他的建筑师要给人们留下的印象。
然而，按当时的学术水平和技术条件，要做到外表与罗马神庙一致并非十分困难，因此虽然维农的这个设计在气魄的雄伟和价值的取向上具有代表意义，但在建筑史上却无新颖之处。它的真正杰出成就是其内部结构，原来古典神庙只是在前面开一个大门取光，屋顶也是木梁平顶，结构上是很简单的，罗马帝国时有用拱顶之例，但不多见，而且采光问题仍未解决。现在19世纪的欧洲建筑要采取古罗马建筑形式，外表可以完全依样画葫芦，内部结构却必须创新。
维农的做法是把内部建成一个统一的大厅，屋顶分成3个浅圆顶而在中央开天窗采光。按拿破仑的愿意，厅堂内应设置大理石碑和金银匾牌，大理石碑刻各次胜利战役参战法军团队之名，银牌按法国省区刻所有参战士兵之名，金牌则刻阵亡将士之名。另外还安放军旗、兵器、战利品以及将帅雕像等。后来拿破仑一败涂地，大军光荣也成为泡影。复辟的波旁王朝，又把它改成教堂，内部大厅也就按单一主厅教堂模式处理，两边隔出小龛作礼拜堂，终端设半圆室作祭台，整个安排总的来说保留了统一和谐的效果。
维农采用3个圆顶开天窗采光的结构既有学习罗马万神庙之处，又吸收了英国建筑师雷恩的圣保罗大教堂和苏夫洛的先贤祠在内部连续用小圆顶作主厅屋顶的经验。他采用高大的科昌坦林斯柱式承接圆顶拱架，采用较小的爱奥尼亚柱式作墙面和龛阁的划分，是既不失古典韵味又很实用得体的做法，表明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即使全盘照搬古典模式为外表，内部结构仍会有出奇制胜的新创。除马德莱娜教堂这样的古典神庙之外，拿破仑最重视的纯粹古典建筑就是凯旋门了。
凯旋门既是十足的古典文物，又是纪念和宣传他的军功胜迹的最好建筑，因此他留给巴黎的帝国风格的最佳纪念品就是大小不一的两座凯旋门。第一座规模较小的凯旋门是新古典主义建筑家方丹和夏尔·佩西耶共同设计的卡鲁索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du Carrousel），以纪念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的军事胜利。它位于卢浮宫范围内的卡鲁索广场（Place du Carrousel），建于1806—1808年间，作为杜伊勒里宫（Palais des Tuileries）的入口。杜伊勒里宫位于卢浮宫与协和广场之间，但在巴黎公社革命时被烧毁，后来完全拆除而只剩杜伊勒里公园。
随着杜伊勒里宫的消失，卡鲁索凯旋门变成卡念迅拿鲁索广场的主要标志。所以，现在我们从卢浮宫一边看这座凯旋门，发现它处于一片非常美丽的花园之中，远处可以看到协和广场中央的埃及方尖碑，天气晴朗时甚至还能看到香榭丽舍大街尽头那座最为高大的凯旋门的身影，构成了巴黎城市风光最美丽的一部分。卡鲁索凯旋门，它的设计者方丹和夏尔·佩西耶倒是相当忠实于拿破仑以古典为楷模的指示，几乎原封不动地把罗马广场上的塞维鲁凯旋门（Arch of Septimius Severus）照搬过来。
它的中央大拱两边小拱的布局，以及采用突出的4根圆柱环卫三门，柱上立雕像，门上立顶阁，阁上置驷马战车等装饰手法虽是照搬，但却运用得熟中显巧，尤其是拱券柱檐等细部都相当精确，整体轮廓和比例也不失古典的庄重稳健之气。但与第二座也就是那座最宏伟的凯旋门相比，方丹和夏尔·佩西耶的这座凯旋门就显得有点小家子气了。第二座凯旋门位于香榭丽舍大街尽头的星形广场，所以正式名称是星形广场凯旋门，不过由于它是巴黎最著名的名胜，人们也就通称之为巴黎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它是较方丹等年长一辈的夏尔格兰（Jean Chalgrin， 1739—1811年）设计的，一开始它就以其极为庞大的格局超过了所有古往今来的凯旋门，甚至也超过了所有教堂和宫殿建筑的门面。它高达54米，而前述卡鲁索凯旋门只有16米高，只及它的1/3。据说，拿破仑之所以定下这样一个空前高度，是因为他心目中有圣彼得大教堂的影子。这座大教堂的门面高度是48米，因此他一心想用自己的凯旋门把它比下去。
夏尔格兰精明之处是他了解这样空前宏大的规模只能采取异常粗阔的比例，他不能像方丹和夏尔·佩西耶那样过于拘谨地套用古典模式，便抛开一大两小的3座门布局，回到简朴的单拱大门形式。这种单拱凯旋门在早期罗马帝国是很常见的，不过它们一般都是中央单拱要较两边扶壁为大，而且仍以四柱为饰，顶阁也较高。
夏尔格兰便大胆地全面改动这些规格，他的凯旋门不仅是单拱，而且拱门与两边扶壁大小相等，显得更加高昂雄伟，同时取消一切柱式装饰，拱壁像两堵大墙夹住拱门，而且留出大片素白墙面以作浮雕装饰，檐部上的顶阁也大加缩减而成为一道饰以圆盾（盾上刻拿破仑的历次得胜战役之名）的装饰带。总的来说，这座几乎有20层楼高的凯旋门看起来非常简洁爽快，好像是采用几大块构件架起来的。
由于它们的尺寸极大，附加的雕饰又非常精细规整，所以它们的简单更显得坚实有力，它那种古典的单纯壮伟的气魄，确实能使人产生非常深刻的印象。像拿破仑时代开始的其他几项大工程一样，这座凯旋门也是在帝国早已烟消云散、拿破仑也含恨死去很久才完工的。这时人们对它们原来纪念的帝国功勋早已淡忘，但它们的古典形象却始终寄托着风云激荡的理想，所以法国人民一直把巴黎凯旋门当作爱国主义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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