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和尚的风格和双方各
阿达的风格 ——访首届金鸡奖最佳美术片《三个和尚》导演徐景达 /范达明/ 1981年6月初，我走访了上海美影厂厂长特伟同志的家。那刚好是首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不久。特伟厂长向我谈起他们厂获得最佳美术片奖的片子《三个和尚》。这位评委会成员之一的中国美术电影专家有点欣喜地向我说，《三个和尚》在金鸡奖评委会投票中是少有的全票；不过他却拒绝我为他写点什么。“我是评奖人；该写的不是我而应是得奖人。《三个和尚》的导演是阿达。你若要写，可以写写他，我来介绍。”在特伟厂长的亲自关照下，我在6月8日上午如约来到美影厂；经厂宣发组李洪恩同志引见，很快就见到了阿达。 阿达是谁? 阿达来了。这是一位乐呵呵的身材魁伟的中年男子，讲话声音宏亮。在那采访的当儿，我被他身上焕发的那股满腔热忱于艺术事业的精神所吸引。他显得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给我留下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深刻印象。 阿达就是颇具名气的漫画家徐景达，1934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昆山，1981年47岁，已是美影厂的一位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导演了。 阿达从小就喜爱画画。大约5 岁时，在上海看了《白雪公主》（前不久在“美国电影周”中重映），印象深得简直不可磨灭，觉得妙极了：画，怎么会动了起来? 以后一有动画片就去看，基本上狄斯耐拍的片子没有漏过。1951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考入了苏州美专动画班读书，后经调整，转到当时的北京电影学校；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美影厂前身的上影动画片组工作。28年来，他在上影与美影从画动画、描线上色到涂背景、设计造型，什么都干过。1958年起参加过集体导演拍片。但是，阿达真正成为一名独立拍片的美术片导演，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近几年的事。 阿达说，1956年，特伟厂长亲自导演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自己当时才20出头，跟着画背景，开始了动画的艺术实践。特伟厂长主张中国动画片要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与风格，注意与外国的东西拉开距离。阿达说，他这些年来就一直是沿着这条道路在探索着，也常常得到特伟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支持。 默片手法：从《画廊一夜》到《画的歌》的探索 阿达同志热爱他的动画事业。从他进美专学动画算起，至今已有整整30年了。他走过了坎坷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美术片几乎都成了毒草。那时，他也刚好排在美影厂以特伟为首的所谓“十七年黑线队伍”的最末一个，挨批挨斗，日子是不好过的。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形势大好，是春天来了。阿达说，过去想做而不能做的事，现在可以去做了；自己的一些艺术设想也可以去考虑、去实现了。说到这里，阿达显得那么激情昂扬；他的情绪感染了我，使我为他现在有充分展示自己艺术才华的境遇而高兴。 1977年，当阿达与林文肖合作导演《画廊一夜》时，一个想法开始在他的头脑中产生。《画廊一夜》是揭批“四人帮”的严肃题材，照例，影片中不能不加入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政治语言。但是，他觉得要在一部美术片中也这般搞法，就显得与现实生活重复，会带来影片的枯燥无味。阿达试图把这个意识形态很浓的严肃题材，通过轻松明快的节奏与单纯形象的画面表现出来。于是，他决定干脆在全片中完全不用一句对白。他说：“影片摄制出来公映以后，我到影院观众席中去听反映：每个带着自己孩子来看片的大人，都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对银幕画面的理解程度，去向孩子们讲解着影片的故事内容，他们在发挥着自己的想象力与判断力。”他因此认识到，这种无对白的哑剧式影片，因为发挥了观众各自不尽相同的创造能力，反而比加入了有限定的对白的影片要显得更深刻、更带有普遍意义，对于少年儿童和孩子们来说也更适合。 阿达劲头来了。1979年，当他与王树忱、严定宪合作导演《哪吒闹海》这部国庆30周年献礼片时，他就独自先酝酿起了《三个和尚》的构思。同样，这部获得1980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与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美术片奖的动画片《三个和尚》，全片18分钟，亦无一句对白。它堪称阿达热衷默片手法以来的一部真正的杰作。 阿达告诉我，前不久，他刚刚导演完了一部2 5分钟的片子《画的歌》，它已印好拷贝。在这部现已公映的记录上海金山农民画的美术纪录片中，绝对废除了传统纪录片至少非要加入旁白解说不可的旧规矩——采用了的也是一句话不讲的默片手法。在《画的歌》中，阿达 充分施展了他的动画本行的职业技巧，通过运用镜头的分切、运动以及特技摄影手段，把一幅幅静态的绘画，富于表现力地拍得充满动感的韵律与节奏。阿达把介绍一幅幅描绘农林牧副渔五业俱兴的金山农民自己新生活的图画的镜头与拍摄他们的现实生活与劳动的真实景象的镜头有机组接，融会一体，并相应地混录上乡土色彩的音乐伴奏、农家六畜的叫唤声，从而揭示了金山农民画艺术所一刻也离不开的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土壤的根源。《画的歌》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誉满世界的中国农民画种的记录与介绍，更是一种中国新农村欣欣向荣的展望；它是上海金山农民劳动与生活的一篇田园诗，一卷风俗画。影片本身也从一部纪录片演化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具有高尚审美情趣的艺术作品了。 阿达称自己的这类影片为音乐美术片。的确，正如他取的片名一一它们是一首首“画的歌”，是一曲曲“形象的旋律”（Melody of Vision）。这些影片有其特殊的审美奇趣。当片子中画面的动作与音乐的节奏能契合得相得益彰，它们的效果，用阿达借来白居易的一句话说，就叫做：“此时无声胜有声”。 从某种意义上讲，阿达的这类影片是最有利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因为它们全靠画面与音乐——这一形象的“世界语”来诉诸观众的思维与判断，没有概念语言的直接障碍——各民族老少咸宜，全世界四海皆通。难怪一个美国同业行家来看了《三个和尚》后，会连声赞叹影片说： “Very international!”（非常国际化!） 1981年8月上旬，阿达的《三个和尚》真的“走向世界”了! 这部影片在丹麦著名童话家安徒生的故乡欧登塞市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童话电影节上荣获银质奖。现在以安徒生写的《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故事为制作的银器奖雕像正陈放在上海美影厂内。半年以后，即在1982年2月下旬，《三个和尚》又在第三十二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短片电影比赛中荣获柏林银熊奖。它们在为中国、为上海美影厂赢得国际声誉的一长排美术电影片目中，写下了最新的纪录。 短小、简洁——返朴归真 片长只有18分钟的《三个和尚》不但是第一届金鸡奖获奖影片中最短小的一部，也可以说是新中国美术片中迄今为止最简洁的一部。 阿达对于自己导演的这样一部短小简洁的影片而可以与其他大部头影片同样得一个金鸡奖，有着深深的感叹。他说，“这在过去来讲是不大容易的。一般都认为美术片要搞长片影响大，6本至9本，一举成名！可是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想法：不一定！”他比喻说，这好比一幅简洁的漫画有时起到的客观效果，反而比一幅厚重的油画或多幅的连环画要来得给人印象深一样。阿达对搞长片反而有顾虑。他说，搞长片，问题很多。像《哪吒闹海》，由5万多张画片组成，就是翻一遍又要多少时间？三个导演合作，要统一创作思想也难得很，片子长，又要多少人来为你绘制？这都是求人的事。在目前动画制作方法、生产体制与人员待遇情况不完善的条件下，要搞长片，是很困难的。阿达说，“现在我搞短片，只两本，可一人独立拍片，有一个想法就可以搞一个，亦可创新，以不断探索各种可能性。而这种艺术上的不断追求本身，就是艺术家的真正幸福。它不是为了名为了利。这种从艺术追求过程中获得的创作愉快是名利这种东西所决不可替代的。”他说，“我在杭州座谈会上发言，说《三个和尚》是‘小弟弟’，因为与其他故事片比，一是短，二是观看对象主要是儿童，大家听了都笑了。通过这部影片获得金鸡奖，证明我的想法是对了。它得到了专家们的理解与支持。这对我鼓励很大。今后，我还要搞些短片。” 《三个和尚》不但短小而且简洁，除了不用对白，画面三个人物的衣服三种色，单线平涂；背景除了几样小道具外全部空白，用的是中国传统毛边纸的本色，但并不觉得东西少。阿达说，“这个想法我由来以久，简洁并不是简单化，而是精练，是放一点点，提示一下。”“这片子使绘制的同志专注于人物动作的刻画。有人担心这样搞是否会太空；为此，我们相应改革了片门，使影片在银幕上成了正方形。”这一则因为请漫画家韩羽搞造型，他画的画一向是正方构图；二则正方形，构图小一点，感到饱满，不会太空；三则也因此有了与众不同的新特点。阿达认为，我国古代传统艺术如一些雕塑，气势大，造型却相当简单，显得巧妙。到明清以后，特别是慈禧太后时期，皇宫里一些东西搞得功夫大，人工味大，可造型上全没意思。我想，阿达同志讲的情况，可以归结为“返朴归真”这四个字的道理。而影片《三个和尚》的短小、简洁，不管是采用正方形银幕抑或是默片手法，应该说都是由编导付诸影片本身的特定内容与寓意所决定的。 美的追求 美的探索 动画片《三个和尚》在首届金鸡奖评选时得到一片喝彩。张骏祥同志后来撰文介绍说： “评委们一致赞赏美术动画片《三个和尚》，不只是因为它幽默隽永，赋予了一个古老的谚语以新的趣味，更是因为动画艺术家用简洁的线条和色彩钩出了三个和尚的各具性格特色的生动形象，并在表现方法上有所创新，是因为影片在人物动作、音乐、音响、节奏各方面的罕见的协调，夸张程度上的恰到好处”，最后建议说，“这是一部短短的、不足两本的影片，但是值得写一篇长达万言的文字来分析研究它的成就。”（《写于金鸡初唱时》，见《电影艺术》1981年第7期第18页） 1982年第l期的《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陈剑雨同志评动画片《三个和尚》的长篇影评《从三句话到一部影片》。全文长达14000字。作者是该刊编辑。为了写好这篇评论，他曾自京亲临上海美影厂，向影片摄制组、向导演阿达作了采访。文章以其充分透彻的评价实践了张骏祥同志的建议。 1981年12月，阿达应邀赴京，在中央美院及其附中和中央工艺美院等处讲学，就《三个和尚》的导演构思与创作过程以及拍摄介绍金山农民画的《画的歌》一片的体会作了学术报告，受到师生的好评。阿达年底载誉而归，曾在一封信中向我说：“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短片受到了各方面如此重视，这对我鼓励很大，坚定了我以后多搞短片的信心。” 1982年伊始，他再接再厉，开始动手干去年酝酿的两部新片子。一部是根据云南白族民间故事传说改编的《蝴蝶泉》，一部是根据琵琶大曲《十面埋伏》与《霸王卸甲》改编的《霸王别姬》。他将先后去云南大理、敦煌或内蒙的和林格尔一带收集蝴蝶泉和汉代壁画的有关素材。阿达说，两部片子“都是全部以音乐贯串、不用对白的‘默片’。其中《蝴蝶泉》正式绘制与开拍前诸如搞剧本、分镜头、设计画面和先期录音等工序都已陆续开干，是够紧张的了。 1982年春节，我在上海又见到了阿达。阿达坚信，美术片不单单是形“儿”（主要给少年儿童观看），更重要的是姓自己的“美”（较高的造型与视听表现趣味等）。阿达在1982年2月里的一次美术电影讨论会上表示并坚持了他的这种看法。正是在对美术电影的美的追求与美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阿达自己的独特的拍片风格。这也是他的美术片反倒能以短胜成、以简胜繁、以朴胜华、以乐胜白，终于显得高人一筹的“秘诀”吧。 原载《活动月报》1982年5月号、6月号（总12、总13）第3版 收入《从三句话到一部动画片〈三个和尚〉》（中国影片研究丛书），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19-224页（有删节） 2009年1月9-10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