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鲁盖尔是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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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彼得·勃鲁盖尔是16世纪尼德兰地区最伟大的画家。一生以农村生活作为艺术创作题材，人们总亚唱称他为“农民的勃鲁盖尔”。他善于思想，天生幽默，喜爱夸张的艺术造型，因此有外号“滑稽的勃鲁盖客基钱情影创尔”。他继承了博斯的艺术风格，又被誉为“新博斯”。他360问答是欧洲美术史上第一位东“农民画家”。
这部写于1975年的书，惊人地预知了后来发生的全球族群危机
2018年10月27日，一名声称「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闯进美国匹茨堡的一所犹太人教堂，疯狂枪杀了11个人。几乎同时期，中美洲难民组成万人「大篷车」，向段雀美国边境进发。这两件事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中期选举，也让人看到了族群引起的问题在美国再度掀起的巨浪。
▲2018年10月30日
川普与夫人在匹茨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外
©美联社
这还只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全世界都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族群间冲突。这种冲突时而表现为宗教信念、文化源流的争端，时而则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狂潮。
这一潮流致使在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战争从未停止。它所造成的对文明的破坏以及人员的伤亡并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可它所吸引的关注和反思相比之下却显得太少。
从美国「9.11事件」、波士顿恐袭，欧洲的难民潮、苏联解体后东欧的民族分裂，到中东那些常年因民族问题而战火纷飞的地带，民族冲突、宗教对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纽约，震惊世界的9.11恐袭事件，由基地组织劫持的飞机先后撞上了位于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双子座。
这一切纷争与杀戮，在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看来，都是源于政治变迁下人们所追求的群体认同。这种对群体认同的追寻，迫使人们加入或建立起自含团己的族群（ethnic group），最后以一种激情与冲动，对不同于自己族群的一切发起战争。
基于对人类族群的研究，伊罗生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群氓之族》，副标题为「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这本书不仅对二战以后世界出现的种种族群现象进行分析，反思族群产生的原因。同时，它更是对族群运动今后将可能带来的战争忧心忡忡。
▲《群氓之族》
译者：邓伯宸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这部写于1975年的书，惊人地预知了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印巴局势、中东战争、难民潮、极端组织、恐怖袭击，乃至美国黑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困境。使得这部书不仅成为当代族群问题的百科全书，并至今仍能藉此去照见人类族群的未来。
哈罗德·伊罗生所言的「族群」，在《群氓之族》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民族、种族、种群等概念，还包括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派别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它们的共同点，在伊罗生看来，就是使人们找到自己的归属，在群体中获得某种自我。
同样，书中多次提到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也是从心理学中的「个人认同」发展而来，他希望以此解释当今族群日益增多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
书的一开篇，伊罗生就旁征博引地列举了1945年以来三十年间人类社会的新变化，他以肯尼亚独立（1963年）之后，掌权的基库尤族所誓死捍卫的「姆庇之家」为例，提出了族群的象征概念。
所谓「姆庇之家」，就是基库尤族的集体崇拜，是他们文化的母体。这个母体不仅是所有基库尤人的总和，也内在地包含着他们的归属、目标。
在伊罗生看来，全世界都在重新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姆庇之家」，他写道：
「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
在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虽然人类科技越来越全球化、传播系统愈发普及，一切都似乎将人类团结起来，世界成为了村落，知识得到共享。可是，人类不但没有一体化，反而愈发分裂了：
「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从1945年到1967年，根据伊罗谈燃橘生的统计数字，「种族或文化的杀戮」就有几百次，死亡人数约有748万。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可区域战争却没有停止，和平仍然没有造访地球，反而用更广泛、更水火不容的战争取而代之了。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伊罗生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当今人类社会的族群问题，试图予以解答，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后殖民时代、后帝国时代、后革命时代和后幻想时代。
在后殖民时代和后帝国时代中，帝国经过重新的整合，或是由于经济，或是因为战争，它们不复存在了。后帝国时代的奥斯曼、哈布斯堡王朝，后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等等，它们对于自己的殖民地或曾经的势力范围渐渐失去了效力，在这些地方，当地的民族重新崛起。
尽管西方现代文化随着殖民的推进而进入，但多半徒然留下了制度和生产方式，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信仰和文化来继续影响这些殖民地。民族的强大群体认同使各地的人们聚合起来，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
▲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照，影片讲述了一战前后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众多事件，主人公为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
而在后革命时代中，苏联不但没有解体（本书写于1975年），还正以惊人的速度壮大其实力。
但在伊罗生看来，苏联所承诺的「国际社会主义新秩序」已成闹剧，对于「民族问题」这一严肃的「中心议题」，不但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而被斯大林的暴政宣告为一纸空谈。在斯大林统治期间，「有的民族整个遭到连根拔除与放逐」，被处死的人「数以百万计」。
▲圣彼得堡沙皇秘密警察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这位格鲁吉亚人在1902-1913年曾被拘捕、流放数次。
伊罗生认为，一旦苏联的强权不能持续，它内部的各民族就将以自己的「姆庇之家」为国，各自分裂。而这种情况将深刻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在后幻想时代，美国也不能继续自己的价值观兜售。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大杂烩」，美国无法建立一个使各民族得以统一的母国，一个完美的姆庇之家，而它体内却万流奔涌。
黑人追求的平等与权利、穆斯林的敌视、犹太人的身份困惑，以及过去英裔、法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的移民，现在从日本、中国、印度、韩国不断涌来的新移民，还有数不胜数的宗教组织，都将成为美国难以规避的核心问题。
不得不承认，伊罗生四十多年前的预言，的确真实地发生在了当代的美国身上。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63年于华盛顿
这一切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二战后的政治新格局。这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富勒（J. M. C. Fuller）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的观点，这位军事家认为，世界的历史进程不过是从单一部落到多民族，从民族到国家，从国家到帝国的一系列变化。
当帝国消失，这一过程就要重新来过。但是，在伊罗生的研究中，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形成。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对民族异同的整合和约束就不复存在。伊罗生就此写到：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银河系里爆裂出来，每个星球都以离心的自转离开，同时也都紧紧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转而被甩离。」
对于这样的现象，伊罗生没有急于给出解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了解何为族群，以及族群形成的原因。
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伊罗生写出了《群氓之族》的主体部分。他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历史、宗教、民族和新多元主义等八个角度重现了族群，以期读者能够对自身具有的族群性，以及内心从未停止过的对群体认同的追求，产生更为理性、全面的认识。
伊罗生借此将人从出生到死亡、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全过程，都纳入到了族群的归属之中。
伊罗生认为，当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他所接触的一切信息，都以他所处的族群加以过滤，由此形成了他的观念、习惯、行为、动作，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种群和环境。
而部落偶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原初的归属，是一个族群的最高目标和追求。哪怕一个人穷其一生试图挣脱这种烙印，也不过是像回旋镖一样，终会回到他的部落之中去：
「在这个大迁徙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东飘西荡，身体与文化都背乡离井，归属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所奉持的神殿。」
这种刻记在每个人生命之上的部落标识，通过身体沉淀下来，使人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种族之间的区别，最不可忽视的即是身体上的区别。且不说黑人与白种人、黄种人之间那种太过显著的区别，就算在同一个地方，族群和族群之间也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比如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相互屠杀的图西人与胡图人，几乎完全没有身体上的区别，只是一方略高瘦，另一方略矮壮，这就足够他们对对方产生绝对的敌意了。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影片还原了1962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战争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身体。或染发、隆胸、纹身、穿鼻，费尽心力改变身高、体貌，这些都「无一不是要制造标记」，通过这些标记「识别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
而身体的强制力在于，无论人们如何改造，它所造成的文化、审美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就身体而言，它终究不可能完全被改造，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伊罗生从身体出发，继而探讨了名字、语言所带来的文化范畴。前者往往体现了一个人在族群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属于哪一分支，有怎样的源流，后者则限制了一个人的范围。
对于名字，他说：
「名字有如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个人有名有姓，自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否则必将陷入绝望。」
而对于语言，他更是以巴别塔的例子和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用以佐证语言对民族形成和活动范围的深刻影响。
▲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笔下的巴别塔，这一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故事，相传人类要建一座通向天国的通天塔，上帝遂打乱人们的语言，于是产生了各民族。
当身体、名字和语言放置到一种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时，人们就更加对自己的部落偶像听之任之、深信不疑了。历史给了人们以更宽广的群体认同感，它以昔日的荣光抚慰今人的心灵。那些昔日并没有荣光的民族，也会努力地创造荣光，来满足群体认同的迫切需要。
与历史并行、互相补充的是另一个维度的认同，那就是宗教。历史能解决时间流动所需要的归属，而宗教则解决了肉体、灵魂的归属。的确，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靠自己」，即使「最智慧的人，都不免退缩到上帝的眼前去」。
伊罗生引用了二战时流传的话：「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他试图表明，今天我们都活在「散兵坑」中，这样就导致狂热的宗教在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然而，宗教永远伴随着暴力：
「（人们）相互之间的屠杀，无论是为宗教本身还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钱财、权力——夹杂着信仰问题，宗教都是号召人民团结的标志与堡垒。」
就这样，历史与宗教最终交织成了民族。「从宗教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宗教在为民族解决了彼岸的烦扰之后，其他的任务就留给了民族。如果有一天，历史被粉碎了、消逝了，宗教的约束力被废弛了、淡化了，那么，民族也仍然会有强大的吸引力。
伊罗生在这一部分所举的犹太人的例子，生动地描绘了民族所能达到的姆庇之家。美国的犹太人，是宗教上的犹太人，和国家上的美国人。于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以色列之后，「美国犹太人变成了主要支持者」，在财富与政治方面给予以色列支持，甚至有些犹太人放弃了美国，前往以色列。在美国的其他犹太人，也开始尝试在美国重建犹太人的姆庇之家。
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全世界，姆庇之家借新多元主义的政治变迁，不断卷土重来，分裂着世界。
在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群氓之族》所写的序中，他说道：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在伊罗生的叙述中，人们这种对族群的依赖和对归属感的渴望，在新的世界中不断放大，并成为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人类穷心竭力建构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得破碎，他感叹道：
「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伊罗生，这位曾在中国逗留许久的学者，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在不断探寻种族困境的过程中，最终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认为，也许人类终究不会有什么高于种族的共识。在遥远的未来，战争不会停止。一切曾经发生过的荒唐的杀戮、惨无人道的灭绝，都不会戛然而止。
他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但把它放在冷战时代，却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担忧。在他的时代，世界第一次，迈入了两极化的形势中，而在看似固若金汤的两极之中，伊罗生却看到了压抑着的乱象。
20世纪人类精神的荒芜，加之战争带来的毁灭，最终使得人们丧失了各方面的安全感。
世界会安全吗？
人类会达成共识吗？
人类还有光明的未来吗？
这都是伊罗生留在《群氓之族》中的话外音。
▲伊罗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这位美国的记者、学者曾在中国逗留许久，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相识。
庆幸的是，在新多元主义的环境之下，过去那种闭塞的姆庇之家也一去不复返了。新型姆庇之家的结构让世界各个族群有了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哪怕这也是很遥远的事。
多元的文化和种族之间日渐增多的流动，使得人们真正的聚合成一个整体更加困难，即使网络使不同区域的人们得以无障碍沟通，人们仍然被迫接受着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替洗礼。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与忧患并存。正如伊罗生在本书末尾处意味深长的文字那样：
「人类彼此都满意的生活形态，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实现。面对各种背道而驰的事实，似乎一切都无力回天，但还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人类事务，可能还是值得一赌，对的事情仍有可能发生，纵使——十分可能——是出于错的理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