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
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作《微雨》。
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
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
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出版《食客与凶年》。
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
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
中国新诗自它诞拆戚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
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
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
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讨论、争议，一直集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轿散障碍。
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旅帆陵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
”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
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
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
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
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
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
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
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
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
’‘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
’”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
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
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
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
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
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历程
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启蒙时代的文学产物。换言之，中国启蒙时代的文化因子渗透到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中，使之呈现出全新的文学征候360问答。在社会思潮的启情银织念台察万英发和推动下,一些作家往往先行一步,艺术上有新的题材、和资刑争束准冲许陈烈命创作,最终形成某种文投倒行五学思潮,从实质上秋灯求味密条静培敌句看,文学思潮往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并成为社会宁医极达述思潮的回声。
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是中国第加与一个文学思潮。什么是“文学思潮”？给我们上“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的老师对文学思潮的定义如下：文学思潮是在一定的历史时空里，一个国家民却或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里发生了变革，或加夫料次就向机手著须在外来思潮的影响下，在文学艺术范围内出现了与之相适应的、推动或交冷抓混指著当肥罗抵制这种变革的一种文学思想或文学主张；这种文学思想或文学主张，不只是在个别或少数文学家的创球振都挥界探宪写作中得到反映，而是受到了相当多的文艺家的认同，并自觉地进行创作实践所形成的有声势、有广泛影响的一种文学创作潮流。
就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来说，由于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的引进及推介，在客观上改变了国人的文学观念，小说不再是“闲书”，文学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孔利西，它是改变人们精神面貌和政治教化的有力工具。五四文学作品围绕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演化出乡土、婚恋、女性、知识分子等文两胞再重干学题材，并形成反封建、批判国民性、颂扬个体精神、同权各情被侮辱被损害者等几大文学主题。这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性质是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文学思潮。早期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鲁迅、划布就诗鸡冲郭沫若、周作人、田汉、郁达夫、茅盾等等的创作都莫不如此，这一切共同汇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思潮。下面以鲁迅的创作为例，来分析五四文直钟社已子木系云席情学作品的主题和启蒙意义。
1、张扬现代理性——反封建礼教主题。中国的现代性诞生于世界化语境中，并我娘裂林宜矿因那还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任边客力得试件比宗若脚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传统文化迟迟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白更统案京磁积严重阻碍了现代性在中国的发展。五四新文学顺应文化转型的历史要求，形成反封建礼教的文学主题。五四文学家大多来自封建家庭，他们对封建制度与文化有着深切的体悟，自觉奋起反抗，揭起反封建的旗帜，用文学作品表现封建社会肮脏龌龊的实情。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第一次将几千年来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礼教推上了理性的法庭。随后他塑造了大量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被践踏被湮灭的悲惨命运控诉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吃人的文化传统。《祝福》中的祥林嫂善良朴实，希望凭借自己满身的气力来争得生存的权力，却不得不遭受封建礼教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想做奴隶而不得”，她的人生遭遇是对千年封建礼教以及专制制度的最严厉的控诉。许寿裳说：“不惨在狼吃了阿毛，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
2、宣扬主体性——个性解放的主题。
五四时代，进步国人开始引入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并大力宣扬个体精神，以打碎几千年来钳制个体自由的集体理性。五四新文学作为那个时代的历史产物，必然成为启蒙话语的理想表述方式。五四文化思潮对国民的作用在于启蒙。
在价值观念上，五四作家普遍主张个性解放，反对集体理性对个性的压抑，
呼吁人们打碎锁链，勇敢地走出来，呼吸独立、自由的新鲜空气。鲁迅批驳吃人的道德，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号召个体大胆跨出集体理性的城堡，勇敢追求个性自由。
3、感伤的精神标记——批判国民性主题。
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凸现，是五四启蒙主义文学有别于西方启蒙主义文学的独
特现象。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也注定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性。批判国民性主题的开创者非鲁迅莫属，他的小说作品重在写出国人的灵魂，揭示出他们的痼疾沉疴。他称自己小说创作的意图是“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塑造了中国人的一系列人格典型：主子、奴才、看客、穷酸书生、假卫道士、帮闲文人……
《孔乙己》中的举人老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是鲁迅笔下的主子形象；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正是千千万万活在权威之下心灵扭曲、失去抗争勇气之人的象征；正因为看客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鲁迅笔下的看客多是身份不明、形象模糊、缺乏个性的人物，如《孔乙己》中取笑孔乙己窃书的酒客，《祝福》中前来听祥林嫂讲故事的鲁镇人；除此之外，鲁迅还尽力表现被损害的弱者：如祥林嫂，迂腐的穷酸文人：如孔乙己……勾勒出各式各样的国人的灵魂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