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曹禺《雷雨》的诗意特征
摘 要 ：《雷雨》是中国现代话剧史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自《雷雨》诞生以来，它就像一个挖不尽的宝藏，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去挖掘。论文从人物形象塑造、表现手法、结构布局三个方面来考察剧作的诗意特征，进而指出曹禺通过《雷雨》旨在表达出这样一个哲理：人究竟怎样才能“诗意地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关键词 ：《雷雨》;诗意;人性思索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人们对《雷雨》的喜爱和追捧表明其本身具有的艺术魅力。有学者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理解剧作丰富的艺术内涵，有学者则运用精神分析理论分析剧中人物的形象和心理变化。然而，人们在阐释的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产生新的疑问，如鲁侍萍为什么远离家乡?为什么鲁家一家三口儿都在周公馆做事?笔者认为，这些疑问恰恰与其本身的诗意特征有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当作一部话剧来看，而是更应该把它当作一部诗化的剧作来读。1935年，曹禺曾在致《雷雨》的导演吴天、杜宣的一封信中写到：“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这诗不一定是美丽的，但是必须给读者一个不断的新的感觉。”①按照曹侍枯禺的话说，《雷雨》很像诗人创作的诗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表达需要。作家巴金曾回忆说：“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②综合起来说，“诗意”是《雷雨》给读者留下的最为深刻的感受，文章尝试从整体上把握《雷雨》的诗意特征。
模陆 一
《雷雨》的诗意特征表现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尤其以周冲为代表，他是情感型的人物，大胆自由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与幸福，最终，他走向了死亡，与其说是命运的不公，不如说是人性选择下的悲剧。周冲在剧作中年龄最小，“有着一切小孩似的幻想”。他在青春年少时爱上了四凤，认为四凤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女子，尽管四凤从未受过教育。在周冲身上，读者看不到一点贵族意识、封建等级思想的观念。他还打算与周朴园商量，把自己的教育费用分给四凤，试想这在周家人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随着剧情的发展，周冲几乎是和四凤站到了一起，他要和四凤共同 “为着人类谋幸福”，他“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相对于周冲而言，鲁家是一个局促，污秽之地。鲁贵无论什么时候总是惦记着钱，到处不忘自己的生意经;鲁大海身上带着火药味儿，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能引爆;鲁恃萍此时正忍受着三十年的屈辱之苦，对不公正的命运发出了十分严厉的抗议声。然而，正是在这个局促、污秽之地，周冲却表现出其极度诗意的一面：
我想，我像是在一个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白色的帆张得慢慢地，像一支鹰的翅膀斜帖在海面上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云，我旦谈顷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③
值得注意的是，周冲这段话是在鲁家而不是在周家，不是说给自己的家人，而是说给了周家的“仇人”。从剧作中所有的人物性格来看，这段诗意的内心独白只可能出自周冲之口。如果把剧作的人物按照周家、鲁家分作两个阵营来看，那么这段诗意的独白被周冲在周家说出更容易让人理解。不过，相对于周家人而言，鲁家人的命运或许更值得人们理解和怜悯。曹禺这样的安排自有其用意，他想给鲁家人一份清凉的、诗意的慰藉，因为这个家庭的人活的太艰辛、太悲惨，这种诗意的独白也恰是剧作中人性悲剧的精神内核。
此外，鲁贵小唱的“花开花谢年年有，人过了青春不再来!”也同样显示了这种诗意。从全文来看，鲁贵是最不具有美学气质的一个人。他和四凤之间可以说是一种病态的父女关系：他不听鲁侍萍的再三嘱咐，最终，还是把四凤带进了周公馆。他察觉到了四凤与周家大少爷有暧昧关系，但为了保全自己在周家的稳固地位，他并没有严厉制止四凤(如他可以让四凤离开周家)。这句唱词出自处处不忘生意经的鲁贵之口，在某种意义上，它表达这样的内涵：花开花谢是年年都有的事情，今年的花还可能胜过去年红，可今日的人却再也不是昨日的人那般青春，也许鲁贵是在感叹四凤即将逝去的青春。简言之，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雷雨》中的人物都在蹉跎着自己的生命，浪费着自己的青春。曹禺通过鲁贵之口，诗意地表达出其对剧中诸多人物生存方式的惋惜和思考。
二
《雷雨》的诗意特征还表现在丰富多彩的戏剧表现手法上。毫无疑问，周朴园和鲁侍萍的“相遇”是戏剧冲突的关键。根据剧情，侍萍在济南一所学校当清洁工，外出两年多之后打算回家看四凤和大海，而邻居张大婶却告诉她四凤在周公馆做事，她不顾一路的风尘，带着行李径直来到周公馆，于是“相遇”这一情节便发生了。对于他们的“相遇”，有学者提出了疑问，周朴园三十年来一直保留她的照片和她喜欢的家具、摆设，坚持关窗户的习惯，而鲁侍萍应该十分恨他，并立即离开周公馆。但是，相遇中，周朴园却没有生离死别后的惊喜，鲁侍萍竟没有走。此外，侍萍家住“杏花巷十号”，距离周家应该不远，因为四凤晚上回家住，有时周家子弟晚上开车去四凤家。即使侍萍常年在外面做事，当她回家住的时候，她怎么会不知道当地有个周朴园，有个周公馆。侍萍在外出打工的两年里一直与家人通信，且一再嘱托鲁贵不要把四凤带到公馆做事，鲁贵也曾将大海在矿上做了工头的事告诉过侍萍，那么“相遇”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事实上，《雷雨》追求的是一种“大融合”的戏剧境界，假如我们按照常理去推测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就很没有必要了。因为，这样的“相遇”与剧作刻意追求的诗意特征有紧密联系。作为一部话剧，《雷雨》中必定有符合戏剧审美意义的剧作冲突与巧合，这些冲突与巧合可能会有悖于常理，但它往往是为了艺术表达的需要而设置的。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同样必高于生活。我们不能把现实生活中的细节真实等同于艺术、美学范畴之内的艺术真实。艺术细节的设置是为了作品构思、布局的需要而加以虚构、组织的。假如作品细节成了现实事件的简简单单的复制者，成了社会的传声筒，那么艺术的美何在?艺术的价值又何在?曹禺自觉接受西方现实主义戏剧思潮的影响，如从古希腊悲剧学说到莎士比亚、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等，还受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启示，从而深化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雷雨》中的冲突和巧合是他向各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不断学习和变通的结果。 作为一首诗化的戏剧，曹禺很自然地将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现代象征主义进行融合，《雷雨》中具有大量的象征性意象。这些象征性意象有利于表现戏剧的想象力和艺术意蕴。《雷雨》中的意象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以场景、道具的方式呈现的象征性意象，如剧作中死气沉沉、充满压抑感的周公馆。二是以人物性格的呈现方式的象征性意象。例如蘩漪那种极端和矛盾的性格，与狂躁郁热的.“雷雨”的象征意蕴是如此吻合;三是由作品命名构成的象征性意象，如“雷雨”既是一个实存之物，同时又是某种观念的象征。“周公馆”“雷雨”“教会医院”这些意象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艺术意蕴，它们成为剧作的有机组成部分，给剧作笼罩出浓浓的诗意特征。由此可推断，曹禺在选择这些象征性意象时一定花费了不少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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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问答感受《原野》
来源： 作者：唐臣 发布时间：2007-11-15 19:45:01 编辑：龙彬彬 点击次数： 53
初读曹禺先生早期的作品时，对《原野》有莫名的喜爱。那时还说不出什么菜前完考此磁那岁路，读剧本也大抵只是做故事看，对于《原野》，只觉得它里原径示业营色新景斤杆鸡面有一种奇异的魅力。后来看多了有关的理论和评述，才知道这是曹禺早期作品中最有争议的一部戏。在很多人认为这部作品不成功的同时，我却切切实实地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悲剧的美县练父湖站队花家映激和一种心灵的震撼。
织食少治液重宜首先是古希腊悲剧的力度美。我在这里不得不再次引用前人的观点：座建除唱架何火言只悲剧英雄是强有力的非居，他们一行动，必有巨大的结果。《原野》中的仇虎和金子正是这样的人。仇虎的复仇必有血腥的结果，然而他一如疯狂的美狄亚，即使有焦母的软硬兼施和金子的苦苦求情，即使知道牺牲品是无辜的，他也一定要把自己的意志进行到底。金子追求真爱，追求自由，也可以说是不顾一液秋香陈创切。为了掩护仇虎，她甚至可以去媚惑拖着鼻涕、令人作呕的白傻子；当真相暴露在大星面前时，她又是那样理直级预井货席师刚气壮，毫无畏惧；最后和仇虎在黑森林里面临着恐惧的折磨时，她也没有一丝的后悔。他们相爱的方式也是这样奇特和强烈，没有柔情细语，甚至也没有大难后重逢的抱头痛哭，有的只是打，骂，和烈火一样的爱，烧毁了自身也不后悔。
其次是莎士比亚悲剧的内心张力美料。在莎士比亚悲剧中，最大的张力往往来自人物内心的冲突。《哈姆莱特》如此，《麦克白》如此，就是不太有名的《科里奥兰纳斯》，也是内心冲突导向悲剧斤层久结局的典范（这一点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有所论述）。在《原野》中，仇虎的会主土需地府怀悲剧也正是由他的内心冲突造灯信操成的。一方面是杀父夺妻、逼死妹妹的深仇大恨，一方面又是罪算除且利优花推延亲传裂魁祸首焦阎王已死，报仇就必然要伤害无辜的良心谴责。仇虎最终的死亡，正是因为自己内心的济航这种谴责。那座黑森林，不过是他的心狱而已。
在这里，以复仇为界，复仇前后仇虎和金子的态度对比是有趣的。复仇前，仇虎的心灵完全被仇恨治了团子停农欢罪犯占据，虽然动手时有所犹豫报，但基本上还是不顾一切的；金子却一再念及大星的无辜，不愿仇虎伤害给了她无限痛苦的人。但是，当复仇的任务一旦完成，形势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仇虎由复仇的斗士一变而成了被罪恶感折磨的囚犯；而金子却能做到不背负愧疚和悔恨，反而坚强地来劝慰他。这个对比，乍一看很像萨特的《苍蝇》。仇虎如同厄勒克特拉，金子倒充当了存在主义英雄俄瑞斯特斯的角色了，只不过曹禺的视角和萨特不同而已。然而，一个细节提醒我们，仇虎并不是厄勒克特拉。仇虎在黑森林里捡到了来时扔下的铁镣，然后就“一直拿着铁镣”。这意味着他被悔恨和罪恶感所束缚、被自己的心狱所囚禁。但是到了最后一刻，他“一转身，用力地把铁镣掷到了远远的铁轨上，铛啷一声”。厄勒克特拉是由于悔恨，被复仇女神吞噬的；而仇虎却不是这样。他的死亡不是被动的，他通过主动选择死亡拯救了自己，在最后一刻走出了心狱，获得了自由。扔掉铁镣正是走出心狱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讲，曹禺的观点与萨特又有不谋而合之处了。我认为，“黑森林”的意象，铁镣的象征意义，又使《原野》带上了某种形而上的色彩，具有了一种哲理美。
力度美、内心张力美和哲理美，我想这正是《原野》的魅力所在。
有的研究者用比较保守的观点批评《原野》，说仇虎和金子完全没有农民的特征，是苍白而虚无的，是作者不熟悉农村生活的结果，因而据此判定《原野》是失败之作。我想这是带了现实主义独尊的偏见了。曹禺写《原野》，虽然是受了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激荡，但主人公的塑造显然经过了他自己心灵结构的加工和诗化。他的目的显然不是想反映“农村里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仇虎和金子的身份也完全没有落得那样实。我们与其在他们身上寻找农民阶级的影子，倒不如从广义的人的角度去体会他们的力度和原始激情，看看他们为获取最终的精神自由而进行的与自我的搏斗，从而让人的尊严和自豪感激荡在我们的心胸。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贡献和陈留生的《“狭之笼”的徒然挣脱》，从人类境遇的高度分析了曹禺的早期剧作。这比阶级论和社会问题剧观点更贴近曹禺的创作动机，也为研究曹禺的剧作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视角。然而书中认为，曹禺的意旨在于表达对人类绝望境遇的悲悯（尽管书中并没有否定这种绝望，而是从哲学和美学高度肯定了这种悲悯的价值），我却是不能苟同的。曹禺早期剧作中没有提出解脱黑暗的方法，没有找到切实可行挣脱“狭之笼”的路，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就断定，作者的目的只在于表现这种绝境，作者的心中只剩下悲悯。关键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中所体现的人的精神。我们不能苛求索福克勒斯告诉观众，命运是不存在的，你们要发展生产力。毕竟，解决问题不是剧作家的任务。
有时候我想，不存在所谓“悲观主义”的悲剧，即使是没有抗争的“小人物悲剧”。因为把这一切写出来，摆在人的面前逼人正视，本身就是一种勇气；因为经历了这样多的苦难和困境，人类还顽强的存在、反思和斗争，本身就是一种做人的尊严。
悲剧不是消极的文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