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上雁翎队-开国大校张希平回忆抗战时期打击日寇的故事
白洋淀，坐落在河北省保定以东，跨雄县、安新、任丘三县。这个美丽的淡水湖，面积约六百多平方公里。它汇合唐河、潴龙河诸水，经大清河注入海河，是天津、保定间内河航运的中枢。这儿盛产白玉似的大米、肥美的鱼虾、鲜嫩的菱藕和驰名的安州苇席。它像一颗耀眼的明珠，嵌在辽阔的冀中平原上。
一九三八年，日军的魔爪伸进白洋淀，并在赵北口、同口安下据点。从此，日军的汽艇，横冲直撞，撞翻了淀上的渔船，撞折了淀里的荷茎，就连那驯服的鱼鹰，也惨遭毒手。血腥的“三光”政策，使淀里及沿岸的四十六个村庄，变成废墟；仅在端村就枪杀了二百多群众。富饶的鱼米之乡，变成了人间地狱。
但是，英雄的白洋淀人民，是永远也征服不了的。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打野禽的大抬杆（大型土枪），驾着枪排（打水禽用的一种小船）和渔船，组成了一支水上游击队——安新县大队三小队，利用湖河港汊的有利地形，战斗在白洋淀上。战士们唱着自己编的歌曲，表达着不屈的意志：
白洋淀是咱家乡，保卫家乡理应当，
只要不当亡国奴，喝口淀水也舒畅，
鬼子一天不消灭，决不放下手中枪。
……
当时我是区委的宣传亏慧颂委员，一直和小队战斗在一起。小队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二十多个战士，十几副大抬杆和二十只小船。但是，我们对白洋淀了如指掌，又有丰富的水上生活经验和对日寇不共戴天的仇恨，因此首战便歼灭了二十多个由新安去赵北口的日本鬼子，并打坏了一只汽船。战斗结束以后，当我们返回寨南村的时候，等候欢迎我们的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指着船队，高声赞美道：“看，多威武，简直像个雁翎队！人们看着摆成人字形的二十只小船，也一齐欢呼起来：“雁翎队！“雁翎队!”“我们的雁翎队!”此后，白洋淀的人民，便以“雁翎队”这个名字，代替了我们的正式番号。不久，上级也就正式命名三小队为雁翎队。
雁翎队在战斗中渐渐发展、壮大起来。土枪换上了三八大盖，歪把机枪代替了大抬杆。到一九四 年年底,全队已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拥有五十多只船。雁翎队就像一把锐利的尖刀，插在敌人津、保水上航线的咽喉上。
一九四一年，日寇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更加频繁、残酷。“蚕食”的矛头，首先指向被称为“八路军棉粮库”的冀中。三月，驻新安的敌酋龟本，从天津、保定调集了一百三十多只汽船,配合步兵和骑兵,对我白洋淀开始了水、陆联合“扫荡”和“蚕食”。
敌人的汽船，穿梭般地巡逻在白洋淀上。日寇、伪军、汉奸、特务，像无数的蝗虫，布满了白洋淀的大小村庄。岸上无处立足，我们便化整为零，利用苇塘掩护着，在淀上与敌人周旋。此时，白洋淀上能够代替粮食的东西还没有长出来，我们只有以鱼虾当饭。销郑没有油，没有盐，清水煮鱼虾，腥得人发呕。天长日久，很多人鱼虾刚落肚，立刻又哇哇吐出来。但是我们都懂得坚持下去的意义，吐出来，捧口淀水漱漱口，再吃！没有烟吸，大家就把干荷叶揉碎卷成香烟，并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叫做“荷花牌”。生活虽然如此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叫苦，我们还是照样积极寻机打击敌人。敌人的汽船不能进苇塘，浅水不能航行，我们就驾着小船，从这个苇塘钻到那个苇塘，从这条河汊转入那条河汊，有时埋伏在敌人汽船必经的苇塘边，打敌人个措手不及；有时利用夜幕掩护着，摸进敌人的据点，贴标语、撒传单，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战士们把这种生活编成歌唱道：
东边“扫荡”西边转，岸上不行蹲苇塘。
驾着船儿快如梭，鬼子汽船追不上。
急得鬼子团团转，我们又回老地方。
瞅准机会打埋伏，揍他一个冷不防。
就这样，我们栖居在一叶扁舟上，渡过了六十个露重雾浓的夜晚，熬过了六十个饥肠辘辘的白天，始终没有离开过白洋淀。
两个月过去了，白洋淀上的芦苇绿油油的一眼望不到边。这时候，日本兵已在白洋淀周围修起了三十八个炮楼；村村都建立了伪政权。他们认为白洋淀已经“确保”了，便草草结束了“春季扫荡”。敌人往来于新安、赵北口之间的包运船，也频繁起来了。
七月一日清晨，侦察员赵波、田振江报告：二十多个日本兵和三十名伪军，乘汽船两只，从新安去赵北口取联系，下午返回。队长郑少臣同志兴奋地对我说：“老张，打个伏击，纪念党的生日，也叫日本鬼子知道知道，我们雁翎队还在，别太嚣张了。” 我们决定在大张庄的苇塘中伏击碧嫌敌人。为了狠狠地煞煞日本侵略军的凶焰，把好久没有用的大抬杆也搬了出来。同志们听说要打日本鬼子的汽船，高兴得合不拢嘴。战士小车把子弹头在鞋底下刺啦刺啦直擦。队长问他这是干什么，他咬牙切齿地说：“叫鬼子兵的脑袋开花!”
此时正是旱季，许多苇塘干枯了。我们把二十副大抬杆装满闷药和黄豆大的铁砂，架在苇塘的边缘，步枪班和手枪班配置在两边。规定以郑队长打掌舵的日本兵为信号，大抬杆一齐开火，步枪班和手枪班乘敌人被抬杆打得懵头转向时，向敌人的汽船冲击。布置就绪，已近晌午了。每个人采了一张荷叶戴在头上遮太阳，不走到跟前，简直不会发现这里设有埋伏。好容易等到太阳偏西，东边隐隐约约传来了马达声。大家立刻紧张起来，有的伏在船头上，从芦苇缝隙中向外了望；有的拿着香火，蹲在大抬杆一旁。不一会儿，渔翁打扮的田振江，划着一只小船嗖嗖地驶来。他既兴奋又惋惜地说：“队长，来了！可惜就一只，另一只离得远远的。”郑队长和我研究了一下，一致认为：只要把前面的汽船放近些，我们的动作迅速、勇猛一些，打他个措手不及，完全有可能在后面的汽船赶到之前，把它搞掉。最后郑队长坚决地说：“打!坚决地打!来他个虎口拔牙!”
不一会儿，敌人的汽船划破平静的水面，隆隆驶来。渐渐地，连船上的日本兵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郑队长趴在船头上，驳壳枪从芦苇缝中伸出去，紧瞄着扶舵轮的鬼子兵。当汽船离我们只有百多米时，只听到“砰”的一声，扶舵轮的鬼子兵一头便栽倒在舵轮旁。紧接着，二十副大抬杆，同时天崩地裂般吼叫起来。火光映红了淀水，霰弹暴雨似的倾泻到敌船上。失去舵手的汽船，如同被抽打着的陀螺打起转来。这时候，步枪班、手枪班，也以排射向敌船开了火，汽船立刻被打得像蜂窝似的，机器也不叫了。几个没有受伤的敌人，扑通扑通跳进水里,企图游水逃路。郑队长大吼一声“冲氨,几十只小船便像离弓的箭一样冲出苇塘，直射向日本侵略军的汽船。战士们驶近敌船便投出一排手榴弹，敌船立刻被烟火笼罩了。接着，大家便驾船追赶企图逃命的鬼子兵。一个队员发现一个日本兵游着水还向我射击，他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不一会，只见他钻出水面，两手狠命掐住鬼子兵的脖子，一下子就把鬼子兵按进水里。眨眼的工夫,鬼子兵便像一块朽木,漂浮出水面。另一个队员也追上一个鬼子，他举起船篙，篙头上的铁叉对准日本兵脑袋狠命扎下去，一直到水里再不冒泡时，他才拉出了船篙。这时候，东面传来了汽船的隆隆声。从王家寨来的汽船，一面飞速前进，一面猛烈向我射击。郑队长见被击伤的汽船已开始倾斜、下沉,立刻命令转移。我们把小船开进苇塘，故意蹬翻，把大抬杆沉入水底。然后，每人摘一张荷叶戴在头上，大背着枪，向荷塘的深处游去。此时，白洋淀上荷花盛开，一望无际的荷塘上，荷叶摇曳，莲花摆动。我们在密密层层的荷叶掩护下，穿插在散发着清香的莲花之中，安全地游出了包围圈。
打了敌人的汽船以后，各据点到处传说雁翎队有了“扫帚炮”，要是挨上“扫帚炮”，满身窟窿。敌人的单船再也不敢往来在白洋淀上了。于是我们乘胜上岸，向敌人的据点发动进攻。
这时候，日寇绝大部分回到了新安、赵北口等老窠，白洋淀上的据点多数由伪军把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首先向伪军开展了政治攻势。天一黑，我们便分散潜入敌人岗楼附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指名道姓地警告那些为非作歹的家伙。同时，又普遍发动伪军家属和亲友给伪军写信，劝他们不要为日本侵略军卖命，给自己留条后路。对于那些群众恨之入骨的铁杆汉奸，我们采取了以一儆百的政策，先后除掉了群众称之为“三害”的伪军中队长韩恩荣、参谋长曹墨林、副官冯德心，并公布了他们的罪状。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伪军投诚的和秘密跟我们接头的日渐增多。一连串的胜利，更加鼓舞了群众，群众性对敌斗争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游击小组到处埋地雷、打冷枪，弄得炮楼里的敌人根本不敢外出。
一次，村主任陈云宁到淀上下钩钓鱼，返回时遇到了五个日本兵，强迫他划船载他们去洗澡。陈云宁把鬼子兵载到布鱼钩的地主，乘鬼子兵下了水，驾着小船溜走了。结果五个鬼子兵被鱼钩钩得皮破血流。从此，日本鬼子再也不敢随便到白洋淀洗澡了。
在我军民齐心协力打击下，伪军逃跑的越来越多。日军为了加强对伪军的控制，撤掉了邸庄、大田庄、寨南村等据点，把七十多个伪军集中在大淀头大地主朱百万的大院子里，并增修了岗楼。县委命令我们坚决消灭这股伪军，于是一场巧妙的歼灭战开始了。
八月的一天晚上，乌云密布，雷声隆拢根据有经验的渔民推断，夜半将有暴风雨。郑队长带着张亮、王贵，化装成送菜的，在内线关系的接应下，潜入了朱家大院。指导员槐哲民，带着全队，隐蔽在朱家大院周围。半夜过后，朱家大院的灯光全熄了。过了一会，只见平时开动起来丁丁哐哐的大铁门，无声无息地打开了，张亮探出头来摆了一下手，队员们便鱼贯而入。正在这里，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正好掩护我们的行动。按照事先的部署，邸芝科带两个班进入东厢房；槐哲民同志率领两个班直扑炮楼二层；赵波、李向其、张牛三个人对付西厢房的伪军中队长胡凤才；郑队长和张亮、王贵爬梯子直攀炮楼顶，收拾敌人哨兵。几分钟后，东西厢房和炮楼里敌人的全部枪支，都被我们一声不响地收缴了，而伪军们却还在呼呼地大发鼾声。这时候，只听到郑队长在炮楼顶上喊了一声“不许动!”二楼和东西厢房，也紧跟着爆发出“举起手来”的吼声。伪军们从梦中惊醒，有的还躺着就举起了双手，有的举着手还梦呓似的喃喃着：“我不动!我不动!”伪军中队长胡凤才，睡梦中还以为是伪军在说梦话，爬起来大骂道：“孬种，你们都叫雁翎队吓破了胆……”可是当他看清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雁翎队的队员时，也赶忙抖颤着举起手说：“我不动，我交枪!”
战斗结束，缴获三八枪五十多支，手枪一支，手榴弹二十多箱。最后，我们故意要胡凤才清查一下人数。他查了半天说：“只有伙夫老朱逃跑了，其余一个不少。”他哪里知道，老朱早就成了我们的内线关系，这个一枪未放的歼灭战，就是在他帮助下安排的。现在，他已奉命“逃跑”给日本鬼子“报信”去了。
我们雁翎队愈战愈强，敌人往来于津、保间的包运船，怕我截击，只得成群结队，并派河防大队护送。为了切断敌人这条水上运输线，区委决定选择有利时机消灭河防大队。为此，部队派田振江、赵波带着侦察小组，整天出没在敌人的据点附近。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中秋节前夕，赵波从赵北口回来报告：敌人包运船一百一十只，满载苇席、鸭蛋、小麦及其他军用物资，明晨从赵北口启程运往保定。负责护送的河防大队，由十五个日本兵和一百一十名伪军组成，携带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这真是个难得的好机会，我们决定埋伏在赵庄子村西、王家寨村东的苇塘里，全歼河防大队，截下包运船。
夜深人静，浑圆皎洁的月亮，像一个银盘高悬在碧蓝的天幕上。棹儿起处，撕破了锦缎般的水面，漾起鱼鳞似的涟漪。船儿飞驶着，五更时分便进入了阵地。我们把船只藏好，头戴荷叶，静静地等待敌人的来临。
朝霭还没有散尽，远远地便传来了吱吱呀呀的橹声。抬头望去，一溜高大的桅杆在芦苇梢上露出来。接着，张亮驾着鸭嘴小船，赶着鱼鹰钻进了苇塘。他是去侦察敌情的。侦察的结果与赵波的报告完全相符。说话间，敌人的船队已出现在眼前：前面是一百多条包运船，日本兵和伪军都坐在最后的三只船上。他们离包运船百多米，毫无戒备，正在你抢我夺地吃早饭。只有一个了望哨坐在桅杆尖的横板上，鬼头鬼脑地用望远镜了望。郑队长立即命令大家隐蔽好，放过包运船，集中火力打河防大队。
湖水哗哗地响，一只紧接一只的包运船，从我们面前驶过，不一会儿，一百多只全拐过苇塘。日本鬼子见包运船拐了弯，一面叫喊，一面匆匆地赶上来。第一只船刚接近我们，郑队长“啪”的一枪，了望的鬼子兵立即四脚朝天摔了下来。与此同时，我们所有的火器一齐射向三条敌船。正在吃饭的敌人，顷刻间便东仰西歪倒了一大堆。郑队长大喊了一声“突击组跟我来”，几十只小船一齐冲向敌船。战士石老刚攀上第一只船，见敌人的机枪射手正在架机枪，他甩手一枪，打死了日本兵，抢过了机枪。郑队长刚攀上敌船，两个鬼子兵同时向他扑来。他一枪撩倒了一个，另一个竟从背后抱住了他，两人扭在一起，三转两转滚到水里。郑队长的水性是有名的，他把鬼子兵按在水里，一气灌成了个气蛤螅这时候，赵波也带领步枪班冲上了敌船，只几分钟，第一只船上的敌人便全被解决。
邸芝科指挥全班向第二只船冲去。刚冲出不远，敌人的重机枪便叫起来，密集的火力，打得水花四溅，封锁着我们的前进道路。邸芝科、张亮和小车见小船被阻，一头扎进水里，一个鸭子追鱼便游到敌船边。邸芝科抓住船帮刚爬上半截身子，便中弹牺牲了。张亮一见，一手抓住船帮，抽出一颗手榴弹，用牙咬开盖，用舌尖勾出弦，对准敌人的重机枪狠狠投了过去。敌人的机枪立刻哑巴了。赵大高喊着：“同志们冲啊!为班长报仇！首先翻上敌船，一连挑死了好几个顽抗的敌人。伪军见我们登上船，吓得丢魂丧胆，一个大个子首先举着手钻出船舱说：“我们交枪，我们交枪!”一大群伪军紧跟在他的后面。事后才知道，领头交枪的大个子正是河防大队长秦风祥。
第三只船上的一挺轻机枪，仍在恶狗似地狂吠，我们冲了几次都未能冲上去。郑队长跳到第二只船上，一面命令突击组准备冲击，一面趴在席堆上，从容地瞄着机枪射手。只听到 “叭！叭!叭!”一连三枪，机枪和机枪射手同时滚翻了。突击组趁势攀上敌船，与日本鬼子打起了交手仗。石老刚和一个矮胖的日本兵正扭打得难解难分，赵波大吼一声“老刚，不要动！话落枪响，日本兵手脚一伸完了蛋。拥挤在船舱里的四个日本鬼子和许多伪军，也都在我们雪亮的刺刀面前，举手投降了。
战斗胜利结束。郑队长一面派出船队令包运船停住，一面清查了一下战果。计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两挺，步枪一百一十多支，手枪十支。可是，十五个日本兵打死十名，活捉四名，还差一个对不起数来。战士们从这个船舱搜到那个船舱，仍不见踪影。最后，张大清在第三只船的炉灶旁发现一个鼓鼓的麻袋，他踢了一脚，麻袋不停地哆嗦起来。他抓住麻袋使劲一提，竟从麻袋里滚出一个日本鬼子来，手里还攥着一支手枪。张大清伸手夺过他的枪，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凶残的刽子手出世加三郎。
太阳升高了。金色的阳光，照耀着万顷苇塘，照耀着战士们的笑脸。我们押着一百多条包运船，排成整齐的队形，浩浩荡荡，凯旋而归。
张希平同志简介：
河北省深泽县人 1909 年出生，1937年11月参军。 1938年2月加人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任冀中人民自卫军干事，第二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中军区第一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三十六军骑兵旅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军委俄文专科学校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部直工部部长。 1962年10月任第四军医大学副政治委员（副书记）。 1960年5月至1981年6月正军职顾问。 1981年离职休养。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