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杜尚的行为表演
达达主义者在一战以后意识到了自己所面临的危机并以新的艺术样式做出了反映。相同的境遇在二战以后的50到60年代的欧洲又重新出现，这又是一个社会骚动不安的时代，一个反叛的时代。各种运动频仍，思潮迭出。有些美国艺术家有时将这一现象称为新达达主义，新达达主义已经比较明显地带有后来观念艺术的特征。
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Rauschenberg）是观念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1953年他得到了一幅德库宁（DeKooning）的作品，他用颜料将之涂掉，并将最后的结果作为一个作品展出，命名为《已擦除的德库宁的作品》。通过这种方式，腊渣大他消磨了西方社会中笼罩在那些曾创造过精美艺术品的大师级“英雄人物”头上的光环，试图将人们的思想引向一个更为自由的天地，使人们在面对浩繁的艺术传统的时候，还有平和心态和创造勇气。1960年，当他受邀参加一个以艺术经纪人艾里斯·克拉特（IrisClert）的40幅肖像为主题的展览时，他给画廊拍去了一个电报，宣称：“如果我这么说的话，这就是艾里斯·克拉特的肖像。”
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也通过诸如文献（document）（1963，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图7）轮竖之类的作品参与到观念艺术创作的行列中来。《文献》是一幅浮雕，在这件作品中，作者剔除了“所有的审美特质和内容”，意在表明它什么也不是。然而，这件作品却被一个传统文化机构所收藏，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对某些事件讽刺的意义。作者的疑问在此梁携更加使人深省：到底我们在收藏什么？
中国有哪位艺术家或者名人和马塞尔·杜尚一样拥有异样于当时的社会思维？
在过去的找望一百年中，马塞尔·杜尚（M360问答arcel Duchamp搞若克握体蒸对调）对西方艺术发展的影响几乎无人能敌。然而，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的重要作用却鲜为人知。2019年，香港 M+ 视觉文化博物馆将在令人期待已久的揭幕之时展出最近纳入馆藏的杜尚作品、物件以及文献资料，让观众对这位达达艺术家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有更深入的了解。
此次馆藏的作品囊括了拿映哪艺术家1919年至1968年间的创作，这101件藏品曾属于艺术评论家、杜尚研究学者弗朗西斯·瑙曼（Francis Naumann）。M+ 博物馆的副馆长兼首席策展人郑道炼（Doryun Chong）说当他广再球愿发否沿执谓缩得知这一系列藏品将被出售时，他知道这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会。
“包括我们在内，想把这些作品一一收藏原本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郑道炼说。
马塞尔·杜尚，《盒子系列 D苗早王转（基于“手提箱里的盒子”，1935-41）》，1961，鲍登学院美术馆展览“我说是肖像就是肖像：美国艺术中的身份表达，1912年到今天”
M+ 博物馆将推动杜尚的作品与横跨中国的多领域艺术家进行对话。这是继2013年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的展览“杜尚与／或／在中国”之后，对相关叙事的深入讨论。尤伦斯的展览包括了黄永砯、宋冬、李杰（Lee Kit）以及其他12香决概冲财罗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在尤伦斯的展览中和 M+ 博物馆的计划里，都把焦点放在了始于1986年的“厦门达达”艺术团体。由黄永砯联合创立的厦门达达被视为1980年代国内涌现的最激进的前卫艺重术团体。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当代比艺术史的重要一章，它突显出创造力和知识领域与广泛的哲学思想及实践互动的热浪，这股浪潮措主缺施何是随着中国的开放而兴海既起的。
黄永砯1982年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毕业。他感到当时学校所混着水本装考百施流剧教授的课程枯燥乏味，所以利用课余时间研习马塞尔·杜尚的作品，以及与激浪派（Fluxus）相关的艺术家约翰·凯奇（John Cage）和约瑟夫·博脸述伊斯（Joseph Beuys）。这些西方艺术家对启发黄永砯的创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哥孙格际负续石用，他回到厦门后与其他厦门达达的创始稳他合济占械备连察放成员蔡立雄、刘一菱、林春和焦虽拿耀明一起进行工作。
黄永砯《五角大楼》作品细节，格拉斯顿画廊纽约，2007。摄影：David Regen 图片：致谢格拉斯顿画廊纽约和布鲁塞尔
他们很快就从杜尚的那套玩法中获取灵感，早期的作品中就包括使用现成物件，以及刻意避开传统画廊空间而将作品放置在户外进行展示。杜尚对艺术史教义的排斥和参与体制批判对这些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在形成个人意识的过程中格外有感染力。厦门达达的艺术家也在达达主义的核心中找到与禅宗思想的相似之处，比如完美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以及人应该与物质相分离。
“他们对杜尚的理解十分迫切儿陈转酒见继响宣临改内，因为这样的思考能帮助他项这调境击铁钢基消们在一个更广的范畴中看当代艺术家的存在，”郑道炼解汉品释到。“他们极需信息和机会去了解他们当下创作艺术的欲望如何与所处的整体环境相关联。”
厦门达达对杜尚的兴趣同时延伸到他的作品如何影响之后的西方艺术运动，特别是激浪派（Fluxus）。在正处于开放时期的中国，厦门达达试图通过与东方哲学思想一脉相承的西方理念去解构教条和体制制度。例如许多激浪派偶发表演的乐谱都受到作曲家约翰·凯奇对禅宗佛教浓厚兴趣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博物馆、学校抑或是对艺术本身的传统观念，厦门达达的成员相信他们的作品能推翻先前的叙事传统从而建立新的话语。
（左）马塞尔·杜尚，《L.H.O.O.Q.蒙娜丽莎》，1919，蓬皮杜艺术中心，巴黎（右）马塞尔·杜尚，《喷泉》，1950，费城美术馆
1986年，厦门达达以“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第一次正式亮相。展览结束时，艺术家们将带来美术馆展出的60幅油画搬到广场上将它们焚烧。在黄永砯看来，这是一次自我释放的行动，正如他的一句名言： “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作品，生活不得安宁。”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厦门达达烧毁画作的行动导致该团体被禁止举办更多的展览。但这个团体依旧活跃直到1989年，这期间的作品有对作者权威的质疑，包括运用现成品进行创作，类似杜尚在他的小便池里所探讨的。之后，黄永砯移居法国并在那里继续着他的实践。他和厦门达达的其他成员随后各奔东西，继续各自独立的创作，一些成员后来进入中国艺术院校体系内教课。这个被称为中国80年代前卫艺术运动中最激进的群体对今天的艺术有着持续性的影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它标志着一个开放的中国正在形成的艺术态度。
黄永砯《马戏团》作品细节，格拉斯顿画廊纽约，2012-13。摄影：David Regen 图片：致谢格拉斯顿画廊纽约和布鲁塞尔
郑道炼认为，想要更好地理解杜尚在中国的影响需要继续投入研究。他提出 M+ 博物馆计划让杜尚的作品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进行对话，还会将他基于文本的创作翻译成繁体中文。这项工作，在郑道炼看来“将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来完成，考虑到其中包含的文本数量和其想法的复杂程度，有一部分将会在 M+ 开馆之时完成，而剩余部分将花费更多的时间。”
M+ 博物馆能够将杜尚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故事延续下去。郑道炼提及新添馆藏本身代表了对艺术史的非线性解读，他也希望这能为博物馆带来更加多元化的整体样态。
“在我看来，现代及当代艺术中创造性的改写与创意误读更有意思，这正是我们在打造 M+ 博物馆藏品时最常去思考的。”郑道炼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