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简要分析为什么称吴冠中为画坛鲁迅
老人干瘦、晚年走路还颤颤巍巍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学贯中西的老者，有着蓬勃饱满的艺术生命，有着认真狂热的艺术激情，担当起了中国美术从僵化的创作模式转启旦蠢向现代绘画艺术的开路先锋，扛起了中国美术进入开放时代的旗帜。其实，放怀无忌的他“骨头很硬”，一直视鲁迅为“精神之父”。
老人一生都生活在激情之中，孱弱瘦削的身骨深裹着一个傲然不屈的灵魂，如火如荼的激情是他灵魂行走的动力。他用艺术创作点燃的激情之火将自己血肉之躯一点点炽热燃烧，铸就了艺术的辉煌。日常生活中的他更像邻居那普普通通的老人，有喜也有忧，而更多的是艺术带来的快乐。
老人一双黝黑的骨节突出的大手，尽管不能造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间天堂，却用自己的笔造出了一个虚幻的、视觉的、水中的、墨中的、色中的人间天堂。他把创作比作怀孕，把捐献作品比作嫁女，尽管自己的作品在艺术市场上寸纸寸金，但是他一边不断地“嫁女”，一边不断地销毁自己的“病儿”。
老人走了，走到那个遥远的天堂去了，虽渐远渐小，但作为艺术界特立独行的画家之背影尤为清晰。背影的关键词就是“尊严”！
“画坛鲁迅”探寻在艺术的“独木桥”上
吴冠中走了，说真话的人又少一个。吴冠中曾告诉记者，“鲁迅我是非常崇拜的。我讲过一句很荒唐的话：300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那时受到很多攻击，说齐白石和鲁迅怎么比较悄陪——我讲的是社会功能。齐白石画得很好，我也很喜欢，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鲁迅。齐白石可以没有，多一个少一个也无所谓，但是鲁迅不一样——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要软得多。”
鲁迅是吴冠中追随的“精神之父”，血管里融了他的血，品格上附了他的魂。“说真话、讲真话是鲁迅给我的影响，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去实践这一点。”从初中起，吴冠中就喜欢鲁迅，他一辈子都想说真话，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有了说真话的机会。
说真话是有代价的。1951年，吴冠中刚从法国回来时，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在弘扬现实主义的央美课堂上，他大讲绘画多样性，还把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3铁箱画册拎到课堂上，大讲波提切利、尤特利罗、莫迪里安尼等西方美术经典。
在随后进行的整风运动中，有学生打报告，揭发吴冠中在社会主义的课堂上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背叛现实主义搞形式主义。不久，美院的人事科就通知吴冠中，让他办理调职手续，去清华大学建筑系工作。
后来，他辗转于中央美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和中央工艺美院几个院校间，却始终处于艺术界的边缘，这使吴冠中一度感到无比失落。他一次次被打入美术界“另册”，被斥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堡垒”。赤子被母亲视为逆子，有什么比这更痛苦？
课堂上不能说真话，画画也不自由。吴冠中画了一个农村劳动模范戴着大红花的作品，却被美院的同事认为是形式主义手法创作出来的，丑化了工农兵形象。改来改去，怎么改都不行。吴冠中只能放弃人物画，改画风景，探寻自己在艺术上的“独木桥”。画风景也有麻烦，有人批评他不为政治服务，不务正业，后来幸亏当时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有益无害，吴冠中才得以幸免。
吴冠中有鲜明的个性，豁达开朗、心直口快，对人对事物的看法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敢讲真话，从不敷衍塞责、隐讳观点。他说，这些是迟乱事关一个人的尊严。改革开放让压抑了半辈子的吴冠中敢说话了。197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的吴冠中，在当年的文代会上当选为中国美协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吴冠中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开火：“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艺术永远上不去。我说，这个看法有问题，应该辩论。”整个会场竟没有人敢接他的话茬儿。
会议结束不到两周，吴冠中看到报纸上出现了批判自己的文章。“从艺术观点到人身攻击，什么都有。”他回忆道，“幸亏作协开会，作家们也提了同样问题，否则我肯定有苦头吃。”不服气的吴冠中把自己多年对美术的思考写成了《绘画的形式美》、《内容决定形式？》、《关于抽象美》等文章，在《美术》杂志发表，在美术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1992年，他在《明报周刊》上发表《笔墨等于零》的文章，意在说明绘画效果依凭全局笔墨构成，而不能孤立、局部地看待笔墨，提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观点，结果被一些人断章取义，横加指责。
2007年3月，身为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88岁高龄的吴冠中怀着对艺术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全国政协文艺小组会上就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当着分管文化的中央领导的面，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美协、画院就是一个衙门，养了好多官僚，是一群不下蛋的鸡”，呼吁取消美协、画院，建议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这一下，又刺中了少数人的痛处，他们不是正面地去理解一位老艺术家的真情善意，而是无情地攻击……意犹未尽的吴冠中，后来写成了《奖与养》，延续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改革美协、画院”、对画家实行“以奖代养”的思考，话题还涉及美协、画院民间化、美院扩招、公正评奖等。
此后不久，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老调重弹”，重提自己的不满：“美协和作协一样，是从苏联借鉴来的。改革开放以前，美协是画家的绝对法官，甚至可以决定画家的命运。现在美协机构很庞大，就是一个衙门，养了许多官僚，很多人都跟美术没关系，他们靠国家的钱生存，再拿着这个牌子去抓钱。很多画家千方百计地与美协官员拉关系，进入美协后努力获得一个头衔，把画价炒上去，这种事我见多了。”“‘以奖代养’只是一个想法，具体实施起来还有很多问题，但是这个原则是对的，至少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好作品出来太不容易了，一个美术家一辈子能出几个好作品？因此我说要大奖，出作品就是国宝。一张好画的奖金，可以养画家半辈子。但现在国家给的奖不够，像科学方面的奖励有500万元。文化部给艺术的奖只有3万，还是日本人捐的钱，我觉得很耻辱。”
吴冠中就是吴冠中，为了艺术，他全然不顾，秉性难移。他把鲁迅看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如果没有鲁迅的影响，就没有艺术家吴冠中。每当我困难的时候、无路可走的时候，都会想到鲁迅。我觉得他是一个榜样，他是我生活的依靠”。吴冠中书房的书架上，有一格摆的都是不同版本的鲁迅作品。“鲁迅是绍兴人，他笔下的风土人情跟我的故乡是一样的，他的不妥协和坚持，让我非常敬仰。我一直想做个说真话的人，我用几十年的人生实践去做到这一点。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今天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他把不失尊严的鲁迅看作是“民族魂”。
在艺术上求新，在思想上求真，这就是吴冠中。他说：“人到晚年不讲真话，将来一辈子遗憾，永远遗憾。历史上讲了假话的人，一辈子遗憾，到晚年再不讲真话，就没有改正余地了。”他在很多方面和鲁迅一样，对中国艺术现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别人不敢说的问题他颇有不说不快的劲头。他独立的思考、自我的反思，以及对艺术和制度的独到见地，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实在可贵。
悲壮毁画与慷慨“嫁女”背后的情与爱
吴冠中曾有“中国最贵画家”之说。2010年，他的油画长卷《长江万里图》在北京翰海举行的春拍会上拍出了5712万元的最高价，刷新了他个人作品的最高价，也创下了内地中国油画作品拍卖最高价。即使冒名顶替的赝品，也动辄以百万成交。曾有人统计，吴冠中作品的总成交额达到17.8亿元。尽管他的作品拍卖价居高不下，但是他对自己稍有瑕疵的作品，从不肯轻易出手，而是忍痛销毁，令人惊异的是他恰恰在作品走红时销毁行动更强劲。吴冠中绘画的一生上演了无数的烧画事件。20世纪50年代，吴冠中创作了一组井冈山风景画，后来他翻看手头原作，感到不满意，便连续烧毁。此后1966年，“文革”初期，他把自己回国后画的几百张作品全部毁坏后烧掉。1991年9月，吴冠中整理家中藏画时，将不满意的几百幅作品也全部毁掉，此举被海外人士称为“烧豪华房子”的毁画行动。吴冠中对这一豪举给出的解释是保留让明天的行家挑不出毛病的画。“作品表达不好一定要毁，古有‘毁画三千’的说法，我认为那还是少的。”
吴冠中晚年着意表现人生之惑或不惑了，“怀孕生子”已不易，但他对以往的作品更加苛求，在家里常常抽空做这样的功课，他一次次把不满意的作品张挂起来，一次次用挑剔的眼光审判着，一次次定案，一批批忍痛毁灭。谁不珍爱自己的作品？谁不怜惜自己的“病儿”？好几百幅浸染着自己血汗的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化为灰烬。
这都是血汗之作啊！他曾在《毁画》一文中写道：“儿媳和小孙陪我整理，他们帮我展开6尺以上的巨幅一同撕裂时，也满怀惋惜之情，但惋惜不得啊！我往往叫媳替我撕，我确乎也有不忍下手的隐痛。”画到老，“毁”到老——这就是现实中的吴冠中。他在尊严地生活着，尊严地从事自己的艺术。
在烧画的同时，吴冠中对伪作的出现更是毫不含糊，为了心中至高无上的艺术不受污染而直至对簿公堂。1993年11月，74岁的吴冠中状告两家拍卖公司拍卖假冒他名义的伪作《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侵权，要求对方停止侵害、公开赔礼道歉。最终，吴冠中胜诉，此后吴冠中不停地与伪作做斗争。生活中，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也非常脆弱的人，多年假画官司浪费了他宝贵的光阴，不能画画使他万分痛苦。他视画如命，假如不能为艺术而生，那就为艺术而死。
吴冠中的伪作之多，实属罕见，仿造吴冠中作品已成时疫，这真让画家欲哭无泪。他常常看见署吴冠中名字的假画出现在画廊、报刊、广告中，甚至在艺术博览会、拍卖行里也公开露面。常有国内外人士寄来“他”的作品照片，恳求他本人最后断定真伪，以明是非。
2005年12月11日，一幅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在北京某拍卖公司拍卖，2008年7月1日，经过吴冠中本人的亲自辨认，该画被认定为伪作，他在画作中签上“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2009年，香港佳士得所拍的一幅署名为吴冠中《松树》的作品也被吴冠中本人证实为伪作，吴冠中当时告诉记者，“现在拍卖行所拍的假画都编了很多故事，那都是不能听的，但假画就是假画。”
为何眼里揉不进沙子？艺术家应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骗得了今天的人，骗不了明天的人，”吴冠中这样告诫人们。
在吴冠中眼里，艺术市场受到人际关系、利益包装、经济沉浮等人们无法回避的因素影响。市场价格高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同样，价格低了，也没必要沮丧。艺术品的优劣，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后人往往更清楚，更准确。
眼见自己作品在拍卖市场行情越来越高，吴冠中却一反常态将作品捐赠给了各大美术馆。“艺术是无价的。天价与我无关，都是藏家转来转去。好的作品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我要把好的作品留给国家。”在吴冠中看来，最好的归宿就是让作品回归人民。“我的作品是属于人民的。而艺术也只能在纯洁无私的心灵中诞生。”他自己清醒地感觉到：自己的作品，越是下一代的越理解。所以他的作品要尽可能地留下来，留在美术馆，让后面人有所参考。
吴冠中在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女儿”嫁出去，给自己的作品找个归宿。朴实的一家人没有更多的话语，他们用理解和行动支持吴冠中的捐赠决定。吴冠中幽默地说：“现在我的女儿已经嫁得差不多了，还有几个有点丑。”他表示，不会把作品当作遗产给子女，而是要给博物馆。
面对市场经济无孔不入的时代，他痛心地看到，拜金主义毁了不少有才华的青年画家。他说：“艺术品市场冷下来了，画卖不出去了——好！”艺术品市场降温后，大家可以不要这么浮躁了，画家也可以安心回去画画了。寂寞的时候往往画得出好的作品来。只要你创作出好的作品来，不要怕市场的冷热。真金不怕火炼，真的好东西是跑不掉的。
那些尚未功成名就的年轻艺术家，如何度过艺术市场的冬天？吴冠中说，困难是免不了的。如果真的爱艺术，就不会放弃。苦难和坎坷是孕育艺术的土壤。感情压抑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平淡的人生，平淡的情感，不能出艺术。
掩上人生画卷后留下耐人回味的剪影
“我绝不能侮辱过去的作品，一定要超过过去，给后人新的启发。”对于艺术，吴冠中觉得是要有殉道精神的。
面对业界对自己的一片赞誉声，吴冠中说自己很想听到批评声，“但是不大容易听到。我现在活动也不大多，学生都是讲好话的多，我说你一定要把真正的声音告诉我。清华搞50周年老教师展览，要搞研讨会，我说不要搞研讨会，我说研讨会都是个形式。请那些教师来给讲些好话，我说坚决不搞。我说就叫学生来提问题，我答问题，他们尽管提最尖锐的问题”。
晚年的他病缠身，但“生命、生活的激情仍然燃烧……”探索、创新的精神仍不停止。特别的艺术激情与永不停歇的艺术创新，使这位具有深厚造诣和深邃思想的画坛巨匠本该进入老年的生命呈现出向上跃跳的青春姿态。他曾说：“我虽已到老年，但这只是体躯的老，我性格不变，性格不老，还是想搞新东西。”
在作品进入市场后，他完全有条件改善现有的“生活质量”，可他依旧是劳动者朴素的习惯，在用钱方面像对待时间一样节俭。被他称作“下蛋的窝儿”的家在北京方庄芳古园小区的一处老居民楼内，是20世纪90年代初搬进来的。那套小四居几乎没什么装修，家具也都是用了好些年，与平常人家无异，访客常常会惊讶于沙发上补洞的透明胶。他的住房连同被友人戏称为“蜗居”的画室从来没有刻意装潢过，一次有工人到他家换水表，一进门就大惊小怪直呼：“哟！现在很难见到水泥地的人家了！”
就是这样一个“落笔成金”的画家，却一直过着近乎寒酸的平淡生活，不尚虚华。曾经有一个房地产老板提出，愿意给吴冠中在大厦的顶层盖一个四合院，顶层有阳光，适合作画。但吴冠中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不需要。他对艺术创作是高追求，于物质生活没有追求。吴冠中曾经长期失眠，学生推荐说，足底按摩对睡眠很有好处，只“体验”了一回，他还是那句话：“不合适我。”在美术圈流传较广的是，吴冠中脚穿孙儿穿剩下的旅游鞋，经常花两元钱在楼下找个“蹲摊”的理发师傅“剃头”。一次，熟人遇见了他，开玩笑说：这么有价值的脑袋怎就这么廉价地“处理”一下？见有人说话，吴冠中扭过头说，剃头师傅是“行为艺术”，我是纸上谈兵，我们工作的领域不同，价值一样。
自古以来，一切贤哲都主张过一种简朴的生活，不为物役，保持精神的自由，使灵魂的疆域更加开阔。苦惯了的吴冠中很满意自己的生活。艺术创造的享受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享受，并不需要过多的物质条件。
在中国散文创作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左手绘丹青，自成一派，右手做文章，文风洒脱。吴冠中就是其中的要员，其文字创作与绘画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喜爱，那种艺术与人文融合深厚恰切的文字值得阅读者反复地咀嚼与体味。其实，吴冠中早年最初的想法是当作家，但画名掩盖了文名。如果有下辈子的话，吴冠中说“不想当画家了，我觉得绘画这个能量有它的局限。我开始当画家是因为单纯地爱它。开始我中学是喜欢文学的，特别是受鲁迅的影响，所以想当文学家。后来是移情别恋到了美术上面，我很想在美术上面能够做出像鲁迅在文学上的一些作用。这是我一直的愿望，要在美术上搞出鲁迅这样伟大的工作来。但是觉得它不可能，美术很多力量方面没办法跟文学比，当然它有它另外的优点”。
2010年6月25日23时57分，北京医院，91岁。吴冠中曾说：“我妻子走在我的前面，是她的福气。”吴冠中的夫人朱碧琴一直多病，他很为夫人担心。但谁也没料到，最终还是丈夫走在了妻子前面。
弥留之际，吴冠中对守在面前的儿子说：“我走后，一切从简……”这是老人的遗愿。因此，他走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只是在那简朴的家里设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
生前，吴冠中曾感喟“生命是个价值过程，在过程中完成价值就可以了，不非得痛苦地活那么长（不可）。鲁迅先生只活了56岁，做出的成绩远远超过长寿之人”。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原总编姚凤林这样由衷地感叹过：“一个人一生能做多少事情？吴先生给我们展现了无限可能。70年的艺术岁月中，吴先生笔下留住了山河旧影、时代脉搏、心灵历史和艺术范式。”
早在全国政协第八届四次会上，曾有政协委员写了一个关于“建立吴冠中美术馆”的提案，征求吴冠中的意见时被否。他说：“我不修那个庙。历史是无情的，等人死了以后所有的权力、地位、名气等光环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艺术作品自身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他还曾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要看我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品里”。临终之时，长子吴可雨受父亲之托去香港艺术馆捐献了最新作品。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副院长包林这样评价他：“除了具备艺术天分外，对于工作十分敬业和勤奋，像一个战士，他是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吴老身上表现出来的艺术家的文化敏感性和勇气，以及激励人的精神，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的确，吴冠中给予我们这个时代的贡献不仅在于他独创的风格，更在于他的精神。无论在任何条件下，他总是倡导艺术创新，大胆破除陈规，总在愤丑嫉俗，敢于吐露真言。这是一种事业为公的“吴冠中精神”。
旗帜不倒，精神永存！吴冠中带着艺术家特有的尊严掩上了自己的人生画卷，去追寻他的艺术偶像梵高和精神父亲鲁迅远去了。其言其行其艺，是另类，是孤品，留下一幅耐人回味的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