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和亨利
一、直接原因不同：马丁路德是因为对来自于当时教廷存在的部分神职人员腐化和横征暴敛的不满，他自己都形容自己是晚上爬塔楼为了保持平衡抓了跟绳子子没想到把钟给拉响了，他的改革是神学争论被其他阶层的人利用并扩大化了。亨利八世则是因为教廷阻碍了他的离婚，也就是说阻碍了他的王权，因此决定抛开罗马。
二、核心诉求不同：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涉及了不同阶级的诉求：首先是下层群众确实不堪赎罪卷等一系列的教会腐化带360问答来的压迫；其次是工商产业者想要冲破教会的道德束缚，马丁路德踢开教会的法律只读圣经就能得救的承诺对这两个阶级极具诱惑力；最后是少数封建主希望能够以其宗教理论作为对抗帝国其他大贵族的武器，因为教会在那个时期往往与这些大贵族关系更密切，同时马丁路德提出的政教分离原无疑也获得了那些与罗马关系不那么密切的封皇建主的支持。而亨利八世的诉求则异常明确，打击教会势力，增强王权，将教会控制在国王手中。（亨利八世借这场改革没别肥只饭万投收了不少教会财产）
三、神学教义不同：马丁路德主张“唯独圣经”，大幅简化了圣礼，反对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小亚且衣年失协章论年，而亨利八世则是换汤不换药短参给务袁，天主教教义基本都被保留，只不过教会的元首从罗马变成了国王。
三个“马丁”（一）
历史上有三个著名的“马丁”，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哲学家 马丁 海德格尔，黑人民权运动领袖 马丁 路德 金。我觉得历史总是以某种惊人的方式巧合着，不仅仅只是名字。
在中世纪的欧洲，君主是世俗权利的代表，教皇则是神权的代表。君主（亨利八世除外）与教皇大多出于各自利益联手统治。人们在身心上戴着来自世俗及所谓神权的双重枷锁。那时，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通过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在决定人们死后去向上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便集中体现在神职人员利用对人们的精神控制大肆兜售“赎罪券”上。马丁路德对于教会人士的道貌岸然，对教会的腐败深恶痛绝。他在冥想中顿悟：“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在1517年十月三十一日，他写了《九十五条论纲》，宣布反对赎罪卷。他指出：赎罪卷的买卖实际上纵容了罪恶之人，使有罪之人都企图通过赎罪卷而赎罪，反而不通过向上帝忏悔而达到宽恕。
在1530年，欧洲的教会可以分为三派：信义宗、改革宗及英国圣公宗（亨利八世在英国进行宗教改革，宣称君主不仅是世俗权利也是神权的代表，创立政教合一的英国圣公会）。路德指出：人人都可以与上帝直接建立联系，不需通过其它媒介，只要“因信”便可“称义”。
路德的改革必然触及教会的利益。教廷安排与路德进行辩论，路德慷慨陈词旅镇。教皇要求其改变自己的错误观点，他也拒绝接受。最终，教廷除去其教籍，并予以放信镇坦逐。可是，路德宗教主张得到了拥护者们广泛的支持。但他坚决反对通过暴力及流血争取福音，所以对闵采尔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也深恶痛绝。
在放逐期间，他专注于对圣经的德文翻译，促进了圣经的广泛传播。但宗教改革却无可避免地沦为宗教战争。
任何精神领域的改革都万分凶险和万分艰难的，对于改革者而言，“殉道”大抵是必然的；对于受众而言，成为“看客”便是大多数人的宿命。这种不对称性便是悲剧的根源。
任何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精神领域的控制都是不言而喻的。这非但不仅是一种需要，更是一种本能。统治者的逻辑永远如此：如果不能使其改变信仰，那就让其飞灰湮灭。
因此，记忆中有这么一段论述：欧洲中世纪仿佛被一滑桐层厚厚的雾所笼罩，但这层雾最先在意大利烟消云散。于是，想到了哥白尼。哥白尼通过计算发现托勒密的“地心说”是错误的，但直到他死前才宣布。从这个角度上讲，路德也多少是幸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