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福会为什么热销? 求喜福会的中文读后感，不要只是一味的说小说的内容……有自己的感想……600字左右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的故事，
喜福会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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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后感
《喜福会观后感
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雹搏，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意识的时代流变，对于女性的弱者的地位，与女性为求改变的不断抗争，进行了描摹。
旧中国的妇女，与美国的新时代女性，绵延半个多世纪，甚至将近一个世纪，女性在不断的找寻自己的位置，从被压迫与被欺凌的旧中国，到女性可以参与社会事务与男人平起平坐的、号称世界上最民主最开放的美国，可说是两重天，这个电影，给了我们展示女性地位变化、人格命运演变的最好的舞台。 女性找到真实的自我了吗？从外表上看，女儿们不再有母亲所要经受的父权与夫权的压迫，而精神上呢，女性自身对自身的束缚，却并未远离。
从血缘中，从慢慢追述的历史中，母亲们期望着的是，自己身上的悲剧不再重演，可是那些创伤已经渗入她们的骨髓，在对女儿们的教育中，她们将那些过高的期望、被压迫者过分的敏感与自尊一股脑压在女儿的身上，结果，造成了母女之间深深的隔阂，以及女儿残缺的人格。
周彩芹演的林朵阿姨，是个性鲜明、开朗直爽的母亲，从小靠自己的力量从包办婚姻中逃离，到了美国后，对女儿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女儿有下国际象棋的天赋，得冠后照片被登上杂志封面，这位兴奋的母亲就一路拉着孩子向人夸耀，孩子并不喜欢，母亲就冷眼相向，当孩子向她请求谅解，想继续下棋，她却说了一句，想下就下没那么简单，这句气话，挫伤了女儿的自信，从此她觉得天赋远离了她，再也没赢过，不肯低头的母亲，就这样把孩子的信心给毁了。
女性的抗争，体现在家庭的这一层面，以女儿作为载体，结果是对女儿的成长造成了创伤，不仅不会成功，反而是女性对女性的进一步伤害，目的过于明确的教育，把自己的好强强加于女儿身上，是对另一个独立的心灵施加的强权，剥夺了灵魂独立性的教育，并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却使得母女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代沟，女儿们的心灵在畸形的教育下扭曲，成为心灵上的弱者，这是女性对女性的伤害。
心灵上的弱者，是真正的弱者。回看母亲当年，面临着体制的社会的压迫，她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了抗争，并成功地从那里逃离，为自搜激己找到了自由，而她们在女儿的心里造成的伤口，却令女儿们找不到自己。结果，四个女儿都走了弯路，或者婚姻不幸，或者生活失去目标，之所以成了“不完整”的人，是因为她们的人格不完整，是扭曲的，一直都为别人活着，或者是为母亲，或者是为丈夫，而从未想过按自己真实的意愿去活。
母亲们后来意识到了这种伤害，由于过高的期望，或者自己残缺的人格对女儿的影响，她们向女儿们伸出了手，鼓励她们。
卢燕饰演源漏祥的阿姨的女儿，赢得了一位学校里家世显赫的男生的爱情，但在婚后，她却放弃了学业，一心为了丈夫与家庭，一切都从丈夫的要求出发，直到失去这份感情，到要离婚，最终，在母亲的鼓励下，她不想再为丈夫，说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她的萌醒的自我意识，却帮助她的丈夫重新发现了她，他们又和好了。
另一位阿姨的女儿，要和丈夫过严格的AA制生活，这种生活在蚕食着女儿的尊严，母亲想起自己的生活，被寻花问柳的丈夫骂贱人，那种伤害令她意外溺死了自己的孩子，伤口终生不愈，母亲告诉女儿，你是值得被尊敬的，离开他，后来女儿找到了珍惜她的人，获得了幸福。
母亲和女儿的这一对关系，既有对立也有和谐。在童年时，过高的要求，对女儿们产生了伤害。成年以后，母亲又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为女儿解开心锁，帮助她们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树立信心。女性与女性最终不再对立，而是成为伙伴，这是摆脱弱者地位的一剂良方。
女性应懂得自尊，母亲们告诉女儿们这个道理。自尊自爱，然后才能去爱也才能被爱。
弱者的地位，如果是预先在心里就为自己设定了，那就势必无法摆脱，而女性的抗争首先要从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开始。意识到自己不是弱者，是平等的人。只有有了这样健康的心态，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对比《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里的松子，一生从没为自己活过，都是在为男人，父亲或是情人，甚至不惜为此作贱自己，扮鬼脸、受虐待，完全没有自尊可言，这样落败的女性意识，还不如十多年前的一部《喜福会》，还要被作为“神”来加以讴歌，简直是莫名其妙。《喜福会》探讨的女性意识的流变与挣扎，与女性发现自身价值，挺起胸膛为自己活，其意义不独对女性，对每个弱者都是有启发意义的。
《喜福会》——异质文化交汇的画卷 引言
“老妇人记得多年前于上海，曾花费不菲买下一只天鹅。‘这畜生„„’市场鹅贩吹嘘着，‘伸长脖子企盼化鹅，你瞧，它美得让人不忍下肚。’然后这妇人抱着鹅飘洋过海，满怀期盼地前往美国。旅途中，她告诉天鹅说，在美国我会有个像我的女儿，在那儿，她无需仰仗丈夫鼻息度日；没人会看低她，因为她将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我要她成为一只比期望中还要好上一百倍的天鹅。但当她抵达新国度，移民官员夺走她的鹅，妇人惊惶地挥舞手臂，只留得一片羽毛作纪念。很久以后的现在，这妇人想给她女儿这羽毛，并告诉她，这羽毛虽不值钱，却是来自遥远的国度，一直载负着我的期盼。”
那只远渡重洋的天鹅背负着四位母亲历经劫难而重生后集聚的生存信念和中国传统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女儿所有的期待。而在美国这片新大陆，她们却在自觉和不自觉之间发现她们的信念和价值并不能得到这个“自由国度”的认可。但她们仍然竭尽所能留下那片即使旁人看来不值钱的羽毛，希望最终有一天她们的女儿能够理解她们所有的心情。
谭恩美和她的《喜福会》
华裔美国女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发表，就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达9个月之久。1990年，该书获得洛杉矶图书奖，全美图书奖，全美图书评论家奖，海湾区图书评论小说奖和英联邦俱乐部金奖等多项文学大奖。小说后来被改编成电影也在国内外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喜福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小说描写了四位母亲在旧中国的苦难经历，充满了东方色彩，迎合了美国广大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古老中国的心理。另一方面是因为小说具有跨文化主题。作者通过描写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反映了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相遇而生的文化情结——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华裔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艰难求索这一富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主题。
和小说中所描写的移民后代一样，谭恩美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中国移民的后裔，她从母亲的故事中经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在她的骨子里，有一种无法消解的中国文化情节。另一方面作为在美国生长的第二代移民，周围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都是典型美国式的。美国是个移民社会，是个“大熔炉”，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之间的冲突，也就是关于文化身份认同的思考普遍存在于少数族裔作家的文本中。在《喜福会》中，作者从个人的记忆出发，间离了一个特定的观察历史和吸纳文化的视角，将自我经历放大，将家庭矛盾、母女之间的冲突提升到文化冲突的层次，并在中美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使之象征化、寓言话，使得小说和后来的电影都更具文化内涵和艺术张力。《喜福会》中所描写的四位母亲，在40年代带着旧中国的苦难和传统文化，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那时的美国是她们心目中的天堂，在美国她们希望自己的女儿再也不会重复旧中国妇女的不幸，不再重蹈她们的覆辙。对孩子她们寄予无限的希望，她们想按自己的理想规划女儿的前程。但是，这些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孩子们自幼接受的是美国的文化，在她们看来，母亲的想法与行为既荒唐又可笑，于是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从而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从文化的角度看，影片的前半部分通过四对母女之间的关系表现了中西两种文化间的碰撞与冲突，后半部分记述了母女关系从冲突走向和解从而构建了东西文化从二元对立到二元融合的文化发展前景。
华裔群体作为迁徙的族裔面对的是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使得他们无法从根本上超越原有文化的成规。于是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与遭遇时，沉积在记忆深处的文化基因和成规就会自然显现。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对民族主义、再现和抵制都予以了严格的审视，尤其强调了一种带有殖民论争之特征的‘矛盾性’和‘混杂性’”是“对文化和民族身份的想象性建构。”。①这种“混杂性”就是处于边缘的流浪作家的一种颠覆策略，以异质文化渗透到主流文化当中，从而被主流文化所认同。
母女交流的“失语”——中西文化的碰撞
两代人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语言。“语言作为一种信号，反映出文化成见和约束了人们的思考
方式”，而且“在意义通过语言的编码过程中，语言外部的情景极为重要。”。②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使在家庭中，所有成员的对话都是使用英文，但母亲们的英文中总会夹着些许的汉语词汇，特别在她们急于表达某种意义的时候。我们相信，对于母亲来说，中文永远是她们的母语，就像中国永远是她们心灵深处的家。只要她们愿意，这语言随时能够从她们嘴里流利而出。所以苏坚持办着“喜福会”，因为这是母亲们心中传统文化的栖息之地，让她们这群身处异国他乡，徘徊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异乡人，可以穿起中国服装，用母语闲聊、讲故事，在强烈的本土文化氛围中感受精神上的慰藉。可是对于她们的下一代，她们却忧心忡忡，虽然她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但却“轻忽了她们来到美国的梦想”。这些第二代移民随着年月的增长，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本来是个中国人。她们不再使用中文，而是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即使在打麻将的这样一个传统的场合，她们也不允许母亲们在和她们的交流中夹杂中文，因为她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在作弊”。语言的不通，自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母女之间信息交流的闭塞，直至双方都陷入沉默。
在中英两种语言环境下，“家庭”这一语言符号的“能指”被赋予了不同的“所指”意义。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家庭既代表了家长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又意味着家长与子女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但在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鼓励各人奋斗，强调自我实现和独立意识。影片中所表现的母女之间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便折射出了中美两种文化之间关于“家庭”价值观的碰撞。苏一直以来都把对在大陆下落不明的两个双胞胎的“亏欠”转化成希望寄托在女儿君的身上。她望女成凤，一直用自己心目中的母爱方式对君进行着“天才培养计划”，并在君有所反抗的时候强势地喊出：“女儿只有两种，服从母命和随心所欲的，但这房子只容得下服从的。”可是君这样在“自由国度”长大的孩子如何能理解母亲的苦心，她也不甘示弱地对母亲吼着：“我又不是你的奴隶，这里不是中国，你逼不了我！”此后，母女俩的分歧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年，君故意忽视母亲的期盼，也使自己最终成为了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薇莉自幼有着下棋的天赋，却因看不惯母亲拿着自己的荣誉到处炫耀而赌气说不再下棋，而她倔强的母亲林多却认为自己对薇莉的苦心栽培不仅没有得到女儿应有的尊重和回报，就连为女儿骄傲这么无可厚非的表现都被女儿当作是失去面子的事情，从而失望不已，以致很长时间不再“干涉”女儿的生活，永远一副不喜不悲的表情。母女之间的隔阂由此而生，“失语”长达了二十多年之久。
影片中的母女两代人的误解和隔膜是在跨文化语境中产生的，因而这种矛盾冲突不仅仅是通常的“代沟”可以涵盖的，它体现了自我/他者、中心/边缘、西方/东方之间的文化权力冲突。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说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是一种权力统治和不同程度的复杂的霸权关系。”③在这种文化落差和文化夹缝中必然要形成代表美国主流文化的女儿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亲之间对话语权的争夺。出于劣势的母亲——东方文化必然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压抑，使得母女双方在种族壁垒和文化碰撞的阻隔下越走越远，终于陷入“失语”的状态。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于中国的片面的、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使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于母亲的认识自然成了歪曲异质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而中国近代史上的卑微性和经济上的落后性更加使得中国母亲在异质文化中处于“边缘人”的地位。她们在社会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唯一能依赖的便是那股不认输的精神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她们以结结巴巴的英语，对女儿的生活和成长进行干预和教育，表现着她们无畏的抗争以及对西方霸权的挑战。和东方意识不谋而合的是，母亲在母女对抗的关系中，不去据理力争，和女儿争辩不休，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忍让、以退为进的方法。 在这样的思想文化冲突带来的沉默中，母亲老去了，女儿也经历了两种文化在自己身上的碰撞与冲突。当母亲一代正痛苦地忍受“失语”带来的巨大创伤时，女儿们也在不知不觉地重复着母亲们的故事。
女儿们的尴尬——他者自身的困惑
对于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来说，“中国”是遥远的，是母亲的絮絮叨叨，是她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汉语，是神话般的故事。她们想尽办法去适应和同化于周围主流社会的文化环境，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她们与生俱来的脸庞和从母亲那里潜移默化得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使她们在美国人眼中永远属于“他者”。正如帕特里夏•林所指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妇女对于中美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十分敏感。与她们的母亲不同，这些妇女面对的是来自两种对抗文化的要求。尽管这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华裔妇女熟知中国生活方式的点点滴滴，但她们常常会因为必须在‘中国式’和‘美国式’之间做一决择而感到无可奈何。相比之下，她们在中国出生的母亲，很少会因为纠缠在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以及生为女性之类的复杂问题中而感到茫然。”④
薇莉总是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干练的作风和能力让她在事业上也有所成就，她在各方面都可以算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但唯独在感情方面，她始终过不了母亲那一关——其实说到底是过不了她自己心里那一关。虽说多年来的隔阂让母女两人几乎没有交流的空间，但在那种中国式教育之下长大的孩子，天生对父母有一种不知名的畏惧。头一次婚姻，薇莉就为了母亲欢心而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这一次她想勇敢找寻自己的幸福生活，但母亲这个形象在她心里却如同一座大山。带男友回家吃饭的那晚，薇莉一直在观察母亲的表情，母亲笑了她也松口气，母亲如果不开心，她连结婚的事都不敢提。在外在的美国式潇洒感情和内在的中国孝道之间，薇莉一直左右为难。李娜有一份独立的工作，在生活中她和丈夫的一切开销都“AA制”清算，她总以为这样就能彰显她独立自主的人格而得到丈夫的尊敬，然而，“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无非是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⑤在成为经济上独立的新女性的同时，李娜却在不自觉间丧失了感情的尊严，夫妻之间的生活反而在很大程度上事事被金钱的利益所左右，让她心中郁闷却又不知症结在何处，有苦说不出。罗丝拥有的优雅外表和清高性格使她赢得了出版大亨儿子的青睐，然而男方的母亲却试图请罗丝离开，因为她的肤色，她的地位很可能影响其儿子的事业发展。“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意识形态一再把自己与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他者相区分。”“为了维护一个民族的优越地位，别的东西——一个他者——必须首先被作为低等的打上标签。”⑥美国学者艾米•琳在谈到华裔的文化身份的时候曾经说到：“不管是新移民还是出生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发现她们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面部特征宣告了一个事实——他们的种族是亚洲，但是通过教育、选择或者出生，他们又是美国人。”⑦可是即使是国籍上，文化上的“美国人”又如何呢？在正统主流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肤色决定了她们永远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他者”。世俗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罗丝的心理，她虽然嫁给了心上人，但却在内心深处将自己看成了丈夫身边的摆设，为了爱情而失去了个性和自由，最终也失去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成为感情上的“他者”。
如果说母女之间的“失语”更多是出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那么女儿们在面对强大的西方文化攻势时表现出的尴尬和困惑则体现了主流文化对“他者”的排挤。我们看到在影片中，女儿们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显得遥远、隔膜。但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思想。这种被双重文化渗透，具有双重文化的意识，使得她们在用美国方式解决不了问题时，潜意识中的中国文化意识又会有所作用，双重身份注定使她们在两种文化之间寻求调和。
异质文化的交汇
文化身份并不是某一特定的文化具有的或某一具体的民族与生俱来的特征，相反，它有一种结构主义特征，是一系列彼此相关联的特征。霍米•巴巴认为，文化的“身份决不是先验的，也不是既成的，它只能是永远向着总体性形象接近的一个难以把握的过程。”⑧霍尔也说过，“主题在不同时间获得不同身份，统一自我不再是中心。我们包含相互矛盾的身份认同，力量又指向四面八方，因此身份认同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⑨在《喜福会》中，随着岁月的推移，每对母女最终都以和解作为故事的结尾，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了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交融。
君在母亲过世前不久才终于明白这二十几年来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正如“怎有女儿不了解自己母亲的”，世界上也不会有不了解自己女儿的母亲。中国传统的欲扬先抑、隐忍的教育方法在表面上将苏在君的眼中塑造成了一个冷漠的，对女儿极度失望的母亲，但苏却从来未曾放弃过她这看上去碌碌无为的女儿。因为只有她知道女儿的纯洁和善良，这是任何表面的能力都无法比拟的品质。而那个时候，君也终于明白了母亲对自己所有的期盼，不过是好好地生活下去。当她在麻将桌的母亲东首位置坐下的那一刻，我们似乎看到了女儿/西方已经开始认真接纳母亲/东方。当影片结尾君回到中国与她从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拥抱相认的时候，双方口中共同喊出“妈妈（MaMa）”这一为所有语言所共有的语词，简单而有深意，是
东西文化的交集之一。林多同样是一个倔强而不懂过多表达感情的中国母亲。受到小时候“下棋事件”的影响，二十多年来，薇莉一直以为母亲的一言不发就是代表她无声的反抗。所以她嫁给一个中国人来取悦她，但离婚的时候母亲失望的表情却让薇莉在很长时间里交了外国男友也不敢让母亲知晓。可是在林多心里，她虽然对薇莉的外国男友有着诸多不满——主要是由于其不懂中国文化和礼仪，但毕竟女儿的幸福就是母亲最大的快乐，林多最终对薇莉婚姻的宽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她对美国文化的接受和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尊重。在李娜要爱情不要过度依赖的所谓平等婚姻中，正是母亲的一席话唤醒了她内心深处对真正感情的渴望，“尊重，温柔”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美国个人主义的平等自由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行得通。同样，在爱情婚姻中失去了自我的罗丝被母亲的故事深深震撼，那股流淌在她身体之中的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血液让她彻底清醒，自己并不是社会，家庭之外的“他者”，她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她的自尊自强也最终重新获得了丈夫的爱情和尊敬。
赛义德曾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⑩母女两代，过去和现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本来就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母女之间经历岁月磨合最终所实现的认同实际上就是对中西两种文化的认同。只是这一认同并不是任何一方全盘接受对方的文化类型，而是重构了的只属于华裔这一群体的第三种文化。在固守传统文化的母亲身上，我们可以读到中西两种文化在冲突后逐渐相互渗透的过程；而女儿们的身上寄托着母亲们记忆和梦想的延伸，也继承了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她们体内的中国人血液，迟早会因为找到归属感而沸腾，骨子里的中国文化也迟早会刺痛她们的神经。 结语
如果说《喜福会》里的母亲们代表了传统的中国文化，而这群女儿们代表的是现代美国文明，那么作者对于这种可用连字号连接的“中国的——美国的”现象的两级给予了同样的关注。谭恩美的这种关注，可以说打破了长期以来的“中心”和“边缘”对立的模式，在表面的文化冲突背后，实现了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就像皮考•伊尔在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英帝国的文学反击》中所指出的，“后殖民作家是多元混杂的。他们并不站在特定地域的立场，而是处在对流动性日益增加的地球村便于反思的十字路口，而且他们进行反思的价值判断也是多元的，因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界定性。他们是跨越双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他们在创作一种新小说，来对应一个新世界。”○11
美国是这样一个白人文化为主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中国移民如何承续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吸收美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建构属于本群体的文化身份是许多华裔作家始终关注的问题。谭恩美无疑就是这样一位超国界的具有多元文化的洞察者之一。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喜福会》都通过一种异质文化的交汇，为读者和观众“提供了一张网，一张由不同名族，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构成的对抗着的时空网”。○12《喜福会》表现的不仅是年轻一代对漂泊无根记忆的追寻，也不仅是华裔在文化身份认同困境中的迷茫和挣扎，而是通过对两种文化融合的期盼表达了华裔们既不愿摒弃和隐匿中国文化身份，奴颜婢膝迎合主流文化以挤进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愿以固守华夏中国的文化来对抗白人主流文化的意愿。整部影片传递着一种主张淡化文化身份界定，消除文化对立，从而达到全球化的多民族文化相互交融和平共处的信息。
喜福会中四
<喜福会》所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儿女各自之间来自的故事。小说的题目《喜福会》原是母亲们打麻将的聚会。这些妇女移居美国已有几十年，但她们仍念念不忘从小受过的传统教育，恪守着中国几千年来渗透于妇女血液之中路、几乎已成为天性的封建男权的思想。她们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严格教育、管束自己的女儿，使她们能逃脱自己这一辈女人的命运，成为她们眼中幸福的女人。然而，对于母亲的管束，女儿们则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一味反抗，在这个种族、阶级、性别不平等的美国社会里，两代女性上演了一出盾开由相互争斗到殊途同归、相互认同的悲喜剧。在这出悲喜剧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不是人物口360问答中道出的事情，而是那运素和织若无全些她们无法启口、无法触及、讳莫如深的事情，是沉默背后的东西。在这里，沉默已经变成了一个材象征，它那巨大的毁灭性力量摧毁着女性赖以生存的自尊、自信和勇气，使她们在沉重的压抑之中丧失生存的能力。然而一旦打破沉默，这毁灭性的力量就会立刻消失，被压抑已久的人性就将得到复苏，平衡和谐的关系就会得到恢复。《喜福会》中母女们的悲欢故事大部分都是以沉默和打破沉默这条主线编织起来的。
例如在吴苏圆和吴晶梅这对母女之间，许多年的时间就是在沉默中度过的。母亲在女儿童年时曾坚决而“狠心”地以做清洁工为代价让女儿有机会去学习钢琴，希望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别于自己、能为白人社会所接受的高雅女性。而女儿却“不懂事”地一味反抗母亲的意志、母权的统治。九宣帝七无频妈在一次华人社区举办的少年天才表演比赛上，女儿演奏得一塌糊涂，让争强好胜的母亲当着亲朋好友丢尽了脸面。回到家里，女儿满以为母亲要朝她大发雷霆。然而，这时的母亲却一反条止常态地平静如水，缄口风副明茶随承适妒不语，脸上一副“毫无内容”的麻木表情，沉默得令人恐惧。没有受到训斥的女儿的表现同样令人吃惊：面对母亲的沉默她的反应既不是吃惊，也不是轻松，更不是害怕，而是“失望”！因为这样她就没有办法“也朝笔序之她（母亲）大喊大叫，把心中的痛苦哭出来，摔回到她知身上去”。在这里，沉默就像晶矛款确长在母女心中的一弦黄列刘字弦体块恶性肿瘤，把双方都混折磨得痛苦不堪。这件事情过去之后的很多年里，它一直是母女之间不敢提及的禁忌话题。女儿再也不弹琴了，母亲也不坚持让她弹了。琴盖锁住了女儿的痛苦，同时也锁住了母亲的希望。沉默中女儿长大了，母亲也衰老了。沉默的结果是“母亲和我（晶梅）从未互相理解过。我们相互翻译对方的意思，我听到的内容似乎总比她说的少，而母亲听到的却右根介助红混鸡得东群总比我说的多”。相卫运班煤山府州孔方自文互间的沉默和误解持续了很多年。在女儿过三十岁生日之时，母亲把这架闲置了多年的钢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女儿，但这已经是母亲临终的愿望了。当女儿再次打开琴盖，弹起往日觉得很难的一支曲子时，她竟惊奇地发现这首曲子并不像她想象的那样难了。母女之间的这些无言的行动象征着沉默的被打破和两代人之间最终的理解与谅呼笔势策留解。然而，代价毕竟太大了。它牺牲掉了母亲一生对女儿的期望和女儿半生的欢三宁境们按某热准余附况乐，并在女儿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沉默所蕴藏的巨大的破坏力。
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二个例子是莹映·圣克莱尔和莉娜·圣克莱尔这对母女之间的故事。她们的沉默已经不仅仅是话语的消失，而是整个人的消失，是对自我的不断贬低和最终的抹杀。这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终极的悲哀。可叹的是当母亲的一代已经失去了自我之后，女儿又在不知不觉中重复着母亲的故事，尽管她曾经是那么激烈地反抗过母亲的意志。故事的一开始作者就以母亲的口吻写道：
许多年来我总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不让自己的愿望流露出来。因为我沉默得太久，女儿已经听不到我的声音。她坐在她那豪华的游泳池旁，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她那索尼牌随身听中发出的声音和她那身材高大无比的丈夫（的声音）……
这么多年来我总是把自己隐蔽起来，像个小小的影子般跑来跑去，这样就没有人能抓得到我。我的动作是那么的隐蔽，以至于女儿对我都熟视无睹。她所看到的就是她的购物单，她的记帐本和她那张整齐的桌子上摆着的扭曲的烟灰缸。
我想告诉她（女儿）的只有这句话：我们俩人都已经消失了。没人能看见我们，我们也看不见别人；没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到别人的声音。没有人认识我们。（Tan，1993：64）
正如这位母亲的这段内心独白所描述的，她为了掩饰自己屈辱而辛酸的过去——无情的丈夫另觅新欢，腹内的婴儿被她为报复丈夫而狠心地杀掉，独自逃出家庭，寻找生路——在受尽了生活的折磨之后她变成了一只“老虎”，一个“看不见的幽灵”，一个能未卜先知、看穿一切、预测一切灾难的女巫般的人物。（这样的女预言家或女巫般的人物在美国少数民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也常见，如托尼·莫瑞森、爱丽斯·沃克等人的作品中的母亲形象，这一点也非常耐人寻味）。尽管她后来碰到并嫁给了善待她但却不了解她的美国丈夫，随他移居美国，离开了恶梦般萦绕在她心中的故乡和过去发生的一切，但此时的她已经沉默得太久，失去了生命力：
我怎能不爱这个人呢（她的美国丈夫）？但这是一种幽灵般的爱。明明双手紧紧地搂住了他，却根本没有碰到他；明明一碗满满的米饭摆在眼前，却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是饿，也不晓得什么是饱。（Tan，1993：286）
而正是这样一个沉默了半生，感情、精神上几近麻木、死亡的母亲在看到女儿面对的不幸婚姻时，却出于母爱的本能果断地打破了自己的沉默：
我要用这尖锐的痛去穿透女儿厚厚的皮，把她体内的“虎气”也释放出来。她必定会反抗。因为这是老虎的天性。但我终究会战胜她，把我的精神输入她的体内。这就是母亲爱女儿的爱法。（Tan，1993：286）
母亲为了拯救女儿准备采取行动了，那么女儿呢？这位听着索尼牌随身听，喝着可口可乐，在母亲眼中只知道物质享受的新一代华人妇女的命运又是怎样的呢？她的故事远没有母亲的那么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她自认为在学业、智力、工作能力等各方面都能与丈夫平分秋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胜他一筹：是她出主意协助丈夫创办了他们自己的建筑设计公司。因此她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她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丈夫”。而事实上她的婚姻，以至于她的整个生活都在美国式的“帐目均摊”的貌似平等的游戏规则下悄无声息地松动着、瓦解着。她在游戏之中竟渐渐忘记了游戏最初的目的，失去了是非观念和自我意识，到最后甚至幻想以经济上的忍让与多付出来换取丈夫的感情。失败的结果使她完全丧失了自尊和自信。面对男权的威慑，她深深地感到了自身的嬴弱和无助，变得束手无策，哑口无言：
我开始哭泣，我知道这是哈罗德一贯讨厌的。我一哭他就会不舒服，发脾气。他认为我这是在耍手腕儿。可我真的忍不住，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根本就不清楚这场争吵最初的起因了。我是想让哈罗德站在我一边吗？是想少付一些那一人一半的费用吗？我真是想结束俩人之间这种凡事都算得一清二楚的生活方式吗？即使真的那样，我们不还是会照样在心里算这些帐吗？那样我不就会觉得更糟糕，更不公平吗？……
这些想法全不对头，全讲不通，我一样也说不准，整个人都陷入了绝望。（Tan，1993：180）
莉娜提出的实在是个令人困惑而又发人深思的问题。的确，女权主义最初的目的是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争取男女平等。用在我国流行了很长时间的一句话来说，女性的解放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男女同工同酬”。我们姑且不谈这个理想是否已经实现。就算是真的已经实现，女性就真的从此能与男性平分秋色了吗？莉娜的故事就是对这个问题最好的回答。锱铢必究的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那就是更隐藏、更根深蒂固的男权主义思维定式和人们早已习焉不察的男权观念。莉娜对这令她有苦难言的男权观念的沉默与忍让把她推入了一个无言、无奈、无望的境地。一段婚姻葬送在“男女平等”的生活方式之下，这难道不是对某些人头脑中的“平等”概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新阐释吗？可以断言，女性的这种沉默才是女权主义者和全社会更应备加关注的现象。在这里，“分摊帐目”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一个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具有实际意义的暗喻。
在《喜福会》中，沉默的主题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仿佛是作者在漫不经心中流露出来的。书中的女性不仅是沉默的受害者，也是将沉默锻造成一把锋利无比的剑去互相伤害的杀手。小说中的琳多和魏芙丽这对母女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女儿魏芙丽少年时代很有下棋的天赋，每逢与人对弈都犹如有神人在暗中相助，无往而不胜。她在学校和市、州级的比赛中都捧回过奖杯，这令做母亲的颇为自豪。她走在街上，逢人便拿出登有女儿照片的杂志封面向人炫耀。这引起了女儿的反感。争吵之后，母亲一连几天缄口不语，对女儿下棋的事情不闻不问。最后，女儿沉不住气了，主动与母亲讲和，又继续参加比赛。然而，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她身上的那股神奇的力量不见了。她一输再输，直到最后不得不放弃了下棋，从一个天才的棋手变成了个“普通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超现实的描写。女儿身上神奇的力量自然是母亲所赋予的，而母亲的沉默竟永远地夺去了她的天赋。在母亲的眼中，女儿的生活是透明的，一切都逃不出她的眼睛。但是，当女儿带着她参观自己新布置的住所，希望间接地告诉她自己已再婚的消息，并迫切希望得到她的首肯与祝福时，母亲却作出一副充耳不闻、事不关己的样子，或者顾左右而言它，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把女儿悬在了沉默的半空中，使她受到了比来自话语更加深重的伤害。对这一点女儿有着切肤的体会：“我妈妈懂得怎样让人痛苦，这种痛苦比任何其他形式的痛苦都更加深重”。这位母亲能让“白色变成黑色，黑色变成白色”，让女儿经过精心调整、自以为满不错的新生活——包括新婚的丈夫、自己的女儿与新继父之间和谐的关系、丈夫送她的贵重礼物裘皮大衣、精心布置的家；一切的一切都变得一无是处、毫无价值可言。母亲利用沉默这把利剑把女儿戳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而更可悲的是女儿从母亲身上继承来的那不可救药的心理情结（非要得到别人的肯定才能生活得心安理得）。一个非要不可，一个执意不给，这场不见硝烟的沉默战争使母亲和女儿都身心交瘁，伤痕累累，在双方感情上造成了本不该有的深深的伤害。一天，当女儿下定决心要去找母亲说个清楚时，她才在母亲睡熟的时候霍然发现，自己那强大的“敌人”原来不过是一个毫无攻击力，甚至是不堪一击的老妇人，这是多少年来她第一次发现母亲的真实面孔。经过一番母女间推心置腹的交谈。女儿终于认识到：
真的，我终于懂了，不是懂了她刚才所说的话，而是那些原本就是真实的事情。
我明白了自己一直是为何而战的：是为自己，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一个老早以前就逃到了一个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起来的孩子。我躲在这看不见的掩体后边，心里很清楚对面藏着的是什么：是她从侧面可能发起的攻击、她的那些秘密武器，还有她那洞察我一切弱点的高超本领。然而，就在我把头伸出掩体，向外窥视的那一瞬间，我终于发现了那里的一切：那是一个用铁锅当盔甲，用毛衣针作利剑的老妇人，一个因久等女儿的邀请而不得，正在变得脾气暴躁的老妇人。（Tan，1993：204）
这是一段多么形象、生动的描述！母女间多年感情、心灵上相互间的沉默给对方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创伤。而这沉默一经打破，战争的阴影也随之散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代女性之间可贵的重新认识和相互理解，是女性的觉醒。她们终于认识到，在一个“种族、性别歧视的世界里，女性之间应该成为朋友，成为同盟”。对于书中的两代女性来讲，要想相互破译对方的真实思想——那些掩盖在各种形式的沉默之下的真实思想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无论怎样，她们都以各自的方式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年轻一代的女性从母亲身上汲取了精神的营养与力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新的生活。这正是小说的结尾处吴晶梅在母亲去世之后代表母亲去大陆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姐姐一幕所象征的。三姐妹在母亲的故土上终于搂在一起，多年的归乡之梦、母女和姐妹团圆之梦都随着沉默的打破而实现了。这是让人多么欣喜的一幕！
谭恩美是华裔女作家中的第二代，她与王玉雪（Jade Snow Wang）和汤婷婷这些年长于她的华人女作家一样，沿袭了母女关系这一写作题材。她们都各自从自己母亲的身上汲取了写作灵感和素材。这正是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在她们的作品中，“母亲的苛求所代表的就是男性的苛求”，是男权社会渗透于她们意识深层的自我贬低、自我排斥、自我抹杀的传统观念，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在这样的观念之下，她们自然永远无法达到母亲的要求，也无法正视原本的自我。无论她们怎样努力改变自己，以何种标准改变自己，其结果却总是更多的失败和更大的痛苦。这是一些华人女性最大的悲哀。从这个意义上说，《喜福会》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在美国，所谓的多元文化，也就是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保持一致的新格局，从本质上来说不过是一场掩人耳目的把戏，是对亚文化的同化和心理侵略的掩盖。那么，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女性一样，华裔女性只有重新找回原本的自我，打破文化的沉默和性别的沉默，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尊、自信、自主地面对生活，才能最终进入“喜与福”的境界。
最后，再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在看到了作者通过她的16位女性人物一一讲述的那些埋在她们心底的故事，了解了她们深深的沉默背后的心曲，对那些我们曾经那么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之后，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身处西方还是东方，你还能把这部小说当作一块轻松可口的小点心来消化吗？这里，我们不禁又想起了海明威那著名的冰山理论，我想它在这里也同样适用：如果人的话语世界占他整个世界的十分之三，那么有谁因此就能忽视那冰面之下十分之七的沉默世界的力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