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赏析《风雨天一阁》
《风雨天一阁》的文化品析
摘要：余秋雨的散文一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散文中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觉，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余秋雨还大胆的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因此，在他的《风雨天一阁》散文中主题是很突出的，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作者还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体现出其散文煽情的特点。本篇论文拟就其入选中学语文读本的《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一些个人的品析。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学者、散文家。获过“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以其第一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从此打出“学者散文”（或曰“文化散文” ）的旗帜，他的作品沉静而具有文化底蕴，因而受到读者喜爱。《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是 余秋雨先生在他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一篇。它甚至出亮唤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入选中学语文名篇了。
一、《风雨天一阁》的文化视角
《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唯一涉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散文。它不是单纯的写山水景物的散文，不是抒情的散文，也不是咏物散文，而是实现某种文化现象的脉络与意韵的散文，文中处处在言说历史与文化。《文化苦旅》一书，更侧重中国文化的论题,他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山川景物，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涵义了，不仅仅是单纯的写景，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余秋雨先生是站在一个独特的敬迅凯角度，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说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1]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有的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文化苦旅》的散文特色。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人类的文化；饮食有饮食文化，建筑有建筑文化，旅游也有旅游文化等等。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各自民族的沉淀的文化。同种文化，各民族各国也会有不同。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字的记载与流传，形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内容，这就是历史了；一种是记载历史的方式、过程和变化的记载史，历史流传史。[2]中国历史的流传靠的是书籍，所以，藏书史也就等于是藏书文化，只不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特别的去从藏书文化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观察过。看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使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个领域，和这样一个学科的分支。
可以说“天一阁”这个地方，是中国藏书史上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书楼。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藏书楼，它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图书收藏、流传的基本特点。天一阁的故事，天一阁的风风雨雨，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藏书史。所以，作者也给文章命名为“风雨天一阁”。天一阁的地理位置在浙江的宁波，而文章由余秋雨这个宁波人来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清以来的江、浙地区，文化氛围是很浓郁的，这个可能也是跟南宋迁都杭州后，中原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南移有很大的关系。受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法则的引导，城市、乡村的子弟读书成风气。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出现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而然了。
二、《风雨天一阁》的文化意味
《风雨天一阁》追叙了天一阁悲怆的藏书历史，歌颂了范钦及其后人可贵的文化良知。文题以“风雨”饰“天一阁”，敷设了全文的色调，结构了全文的材料，隐喻了全文的主旨。
《风雨天一阁》的开篇是一场冷飕飕的自然风雨。“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昌改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行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这是实写，又是一种隐喻；这是表征，又是象征。暴雨如注下的天一阁，传递着浓浓的历史文化风雨的信息：关于它的得名，关于它的威严，关于它艰辛的收藏关于它悲怆的传承……
第二部分“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一句，可解读为作者对天一阁的总体观感，是作者叙述天一阁历史变化的总起句。此句显露了“风雨”一词的本相，指岁月流逝这中的历史文化沧桑。于是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路写去，到文章末了，作者这样归结道：“天一阁的藏书……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和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结尾处的文字，使“天一阁”的具象变成了“民族古老文化“这样一个涵盖面更为深广的意象，由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天一阁自然风雨和历史风雨的描述和议论，其实整体上是殊途同归于作者在《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中的思索，其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散文主旨的表述，不同于议论文。它需要意象来包容，使之具有艺术美；需要丰富的内容来充实，使之具有厚度和景深；还需要美的语言的灵动表达，使之具有弹性和质感。作为主治戏剧的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表述，是极具个性的。面对历史陈迹，作者陈述的不是风干了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悲喜剧；不是教科书上硬梆梆的知性断语，而是体察人情、人性的现代感慨。于是，正如作者《自序》：“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入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怎么“奔泻而出”的呢？下面我们来品读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
在这部分中，作者用戏剧家最擅长的语言，让故事成为正在上演的戏剧，用学者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博引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用思想者最珍贵的识见，评点似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文章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天一阁的“源头人物”范钦出场了。
范钦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当官。“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范钦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叙述，已经有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味道。紧接着，作者干脆将其设计成一个可能场景，“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这里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对范钦介绍与一般文章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由此，把范钦“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的文化人格充分生动地上凸现了出来。[4]
其后，作者行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如果说，用“现代进行时态”再现历史，是余秋雨的第一种笔法的话，适时介入正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可以看成余秋雨的第二种笔法。这种笔法使古代人物直接成为现代理念的审视对象，由此而成的感慨便接通古今，引人深思。
散文的“散”，需要宕开一笔。作为学者，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头脑中自然地会浮想出许多与之相似、相关的人物事件。这里，作者写到范钦，便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余先生的第三种笔法。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
就这样，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
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紧接着，作者的“现代感慨”生成了。笔法是带着现代理念审视、议论历史事件。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期待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期待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期待书家的覆辙。”
又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写到这里，连作者自己也“觉得这里可以是一个文学作品了”。
的确，当年范钦的藏书也许源于其生命的自主喜好和由此而升的理性文化自觉，而天一阁传人的藏书行为，则更需要一分“意志力”，即对前辈遗产以及苛刻的保藏规则的深刻体会或虔诚敬奉。另外，藏书的目的，本是为了流播文明，但要流播文明，却需要如此的冷面规则。前文所谓的“艰辛”，所谓的“悲怆”，也许就体现在这“传承”上面。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
然而，最能体现范钦后人整体文化品位和人格品位的是，“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读书。作者在这里感慨万千，“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其后，作者用镜头感极强的语言写道“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秋风秋雨，使古老的藏书楼满楼风雨。文章的第五部分描述了藏书楼的厄运：窃贼和偷儿的光顾，书商的侵吞，兵火的毁焚……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水船接运所偷书籍”，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人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于是，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告一段落。文章进入第六部分—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他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了。[4]
三、《风雨天一阁》的创作特色
（一）主题突出。
全文在展开的时候是紧扣主题，内容安排详略得当，事例精心挑选；在对比衬托中论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前后呼应；六个层次，没有平均用力，一、二、五，六是淡写；三、四浓墨重彩。无论从篇幅，语气，事例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力气集中使用在第三、四部分上。同时其他部分虽然淡写，却也是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忽略的。
（二）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
这也是他的散文敢称“文化散文”的原因。例如，作者进访天一阁那天正是碰上台风暴雨之后的第二天，院内汪洋一片，他只好赤足挽裤趟水而前……。作者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学者登楼看书之难，想象成是天帝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迫使学者在当代也要形貌虔诚的来朝拜。类似闲笔，其实是紧扣题目，把一种文化观念表达了出来，把对天一阁的敬畏，尊重（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又如，选用钱绣芸姑娘的事例，从封建社会中妇女对文化的焦渴的角度来写，揭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再如，他在评论，介绍范钦的时候，从“健全人格”这个角度来观察论述，揭示范钦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范钦，而不是才华更加出众，投入程度更加深的丰场和范大澈最后成功呢？
还有对乾隆采访遗书，对天一阁是否一场浩劫的看法，都闪烁着作者个人的，独特见解的思想光芒。[5]
（三）语言准确、通俗、充满情感
他的语言风格介于文学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不象文学语言那么浪漫，也没有理论语言空泛的毛病；又不象理论语言那么精神和逻辑；也没有理论语言的枯燥干涩。是一种雅俗共赏，适应性较大的语言风格，行文中必要时也有煽情的段落。
四 余秋雨式散文的文化意义
（一）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不同于休闲散文，有人称之为“是一种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大散文，就是没有小家子气。休闲散文也可以是好散文，但是大散文却不是所有人都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要有文化修养，历史知识，有开放的现代意识，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忧患意识，还要有文笔。余秋雨选择了文化散文这样一个角度切入，也可以称扬长避短，发挥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新路。[6]
（二）将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
余秋雨的散文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将艰难的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了，这就是在大众与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所以雅俗共赏不仅是风格问题，也有大众观念，文化普及的意义。[7] 余秋雨的散文是当今文化书籍的市场奇迹.在一切学术类,文化类专著都滞销、赔本的大形势下，余秋雨的散文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图书之一。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畅销，盗版书能蜂拥而上，说明它的读者多。读者的选择也说明了他的成功，说明在这一点上有意义。20世纪的最后100天，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的“千禧之旅”特邀请余秋雨，行程数万里路，考察人类几个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走一路，写一路，文章称《秋雨日记—千年巡拜》。后来文章也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这组文章“千年巡拜”的创意，显然源于《文化苦旅》，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巡拜，一个是国际巡拜。余秋雨先生的讲学旅游，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行程更加远，范围也更加大，由中国到地球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地了。
（三）争论和批评
对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批评意见也相当活跃，争论相当激烈，这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可称“余秋雨现象”的热点。特别是有一本叫《十作家批判书》，专门收集对当红的10位作家的反面意见。其中批评余秋雨的那篇叫做《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本书标榜的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因此里面的批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余秋雨现象批判》，收集的全部都是针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两方面的都有。书的主旨是为读者提供一份20世纪90年代关于余秋雨现象的文化备忘录。
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余秋雨的散文不是十全十美的，某些文章可能还有一些硬伤，需要在正常的，积极的评价，将散文创作提高一个层次。而且，在多元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也需要各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交融和磨合。争论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整体成熟和繁荣。余秋雨的散文能引起这样的争论，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求一篇论文：赏析诗歌（不是现代的）或者可以是结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360问答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验证已曲料儿、捻金雪柳，簇她例齐矿抗压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乐》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李清照是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本刊第一期对她的生平有过简要的介绍），她的早年生活比较张工进安定舒适，作品也多写婚后的生活，尤其是同她集富技宜京跑创成菜煤丈夫赵明诚短期分离时的“离愁别苦”，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形式副己间优美，风格清新，语言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内容则大都局限在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里，缺亚吗月林铁次群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到抗乐纸扬磁过士临她四十四岁时，金兵入侵，宋室南渡，她同赵明诚一起仓皇南逃，不久明诚因病逝世，她便只得只身流亡，既遭到国破家亡之痛，又身受颠沛流离之苦。这就使得她后期的题用这力袁胶作品渗透了深沉的故国之思。这种感情，在诗文中飞色北盟吗表达得比较直率，触如《上枢密韩公、工部尚染毛粒子府倒前散书胡公》中的“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又力革如《打马赋》的“乱辞”中的“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及耳，时危安得真致此”等等。而在词中则表达得比较含长坏维投左松蓄委婉。《永遇乐》便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首。
词的上片写元宵佳节寓居异乡的悲跟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她主观心情的凄凉。起始二句“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写晚晴，正是度节日的好指讲文许才临远史天气，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钱接“人在何处”四字，点出自己的处境：飘泊异乡，无家可归，同吉日良辰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人”，有的评论际质汉击月器十影谓货者认为指李清照所怀念的亲人，从文意上看，似不如指作者自己为好。）前三句写当时的天气，次三句写当时的季节，“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点出时令是初春。上句从视觉着眼，写早春时节初生细柳被淡烟笼罩。下句从听觉落笔，通过笛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毕竟“春意知几许”，还远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好景不常”之感。所以在“融和天气”之后，立即指出“次第岂无风雨”的可能，在淡淡的春意中又掺进了浓浓的隐忧。以上三小节结构相类，都是两个四字句，是实写，写客观景色的宜人，紧接着一个问句，反衬出主观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本篇的主题：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当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诗人很自然地转到当年汴京欢度节日的回忆上来。
词的下片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凄凉景象作对比。“中州”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三五”，指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当时宋王朝为了点缀太平，在元宵节极尽铺张之能事。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从腊月初一直点灯到正月十六日”，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其中提到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的景象：“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看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首词里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的正是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全是写实，并非虚构。可是，好景不常，金兵入侵，自己只落得飘流异地。如今人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又值佳节，又哪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更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
李清照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她早年生活中欢乐的一面，如《点绛唇》写她少女时代荡秋千为戏，《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她泛舟流连忘返，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性格爽朗、感情奔放的女性。但是，曾几何时，夫死之悲，亡国之痛，接踵而至，使得她的心情起了巨大的变化，以至她“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临江仙》）。“双溪春尚好”，她也不愿去泛舟；虽值元宵佳节，又值“融和天气”，她也无心去观灯。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而当时的南宋王朝，妥协投降，苟且偷安，偏居东南一隅，一味寻欢作乐。从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关于临安过元宵节的描写，可以看出，“大率仿宣和盛际，愈加精妙”（《武林旧事》：“元夕”条）。林升的♀临安邸》一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出了南宋时期统治阶级荒淫逸乐的生活以及广大人民对之不满的情绪。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忧国伤时的女诗人，又安得而不愤懑、不忧心忡仲呢。因此，那些“酒朋诗侣”驾着“香车宝马”“来相召”，被她婉言谢绝了；而她躲到帘儿底下听到的仍然是游人的笑语。这里，在平淡的词句后面，既有用当年汴京繁华来反衬的今昔盛衰之感，又有用当前游人笑语来对比的人我苦乐之别，而在这种反衬对比之中，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赋予了这首词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南宋末年爱国词人刘辰翁读了这首词，“为之涕下”，并按照它的调子填了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情调的词，足见李易安的这首词的感人之深。
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也很质朴自然。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易安居士，南渡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农，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这个评语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吴瞿安（梅）先生在《词学通论》中说：“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沈着。即如《永遇乐》元宵词，人咸谓绝佳；此事感怀京洛，须有沉痛语方佳。词中如‘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向花间重去’，固是佳语，而上下文皆不称。上云‘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下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太质率，明者自能辨之。”我们认为，吴氏对李清照这首词的评语是不够公允的。相反，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作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更好地刻划出诗人当前的凄凉心情。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已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