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词的小论文
落花之下的独立人
——从宋词中的落花意象浅析宋代文人的命运观
【关键词】 落花 命运偶然性 文人的个人际遇 家国忧患意识
【内容摘要】宋词中的意象浩如烟海，本文将选取“落花”这一意象，从士大夫阶层、失意文人以及女性词人，三个层面，结合具体作品，和词人写作时的背景和心态，试分析“落花”意象在宋词中的特殊意蕴和内涵，及其中所表达的宋代文人的命运观和家国意识。
花在一个春天完成从盛开到凋落的生命周期，提示着四季循环，暗示着时光流逝。落花凋零，飘摇随流水，太多的人看到这样的一幕，都会觉得一种不可自制的悲伤。这是因为，花之迅速凋落，乃是“人之生死、事之成败、物之盛衰”的缩写。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诗从稿》中宴渗宏也曾这样写道：“枝头上憔悴暗淡的花朵，较之被狂风吹落的满地繁红更加使人觉得难堪。后者虽使人对其夭亡深怀惋惜，而前者则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生命由盛而衰，由衰而灭的残酷的事实。后者属可避免之偶然的意外，前者则是不可逃避的一切生物之终结的定命。” 看落花的人，由落花生命的逝去，而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就如同飘忽不定的落花一样偶然,毫无定则。从而，产生了一种，命运无常的悲戚心理。落花便由一种单纯的自然事物，转变成为了一种富有丰富的艺术内涵的意象。
其实，最早提出这种落花意象中所蕴含的人类命运偶然观的是南朝的范缜。在《南史范缜传》中，这样写道：“竟陵王子良精言佛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开藩篱落于粪溷之中。”
这段话是他与竟陵王萧子良就关于因果报应说所作的辩论。范缜说，“人生好象落在地上的花朵，有些花朵被风吹落到厅堂里，飘落到席子上，坐垫上，正如你一样出身高门，享受富贵；而有些花瓣被吹到粪坑喊旅里，就像我，一生不幸。”这即是说，人的富贵、贫贱，只不过是偶然的遭遇不同罢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富贵贫贱完全是自然的偶然现象。它包含了一种不可知论的前提，即人们无法掌握自己命运，只能听其自然安排，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综观宋词史，在宋代诗人的词作中，落花意象比比皆是，有约六百多首。写花开的少，写花落的多。因为宋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具有纤巧细致的特点，更容易表现优美、悠闲或忧愁的情绪。故而，落花这种美丽、短暂、动态的意象，以忧伤之美，给词人留下的印象必然更为深刻。飘零的落花中，弥漫着春光不再、青春不再、美人迟暮的感慨与恐惧。缤纷的落花是宋词中伤春主题的核心意象。在词中，落花意象染上更多个人境化、女性化的色彩。同时，又由于作者的地位、身份、所处情境的不同，落花意象中所包含的思想内蕴也不尽相同。但是，我认为，采用落花意象中的词人，通常是晌册借落花来感时伤物的，表达那种生命易逝、命运难料的情怀。在描写落花的时候，大多处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状态。对“落花”意象的表述，是一个由外在意象对内心世界进行表述的过程。
从历史上看，首先，宋代是一个重文抑武，优渥文人的时代。为了适应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科举成为了入仕的主要途径，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从而形成了读书办学和研究学术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的蓬勃发展，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素质。明朝徐有贞在《重建文正书院记》中说：“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盛过之。”宋代统治者，鉴于前朝之教训，对文化没有实行专制，使学术思想得以活跃。宋代知识分子吸取了佛、道理论，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与“汉学”相对立的“理学”，以及对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境遇的探寻。但是，他们可以论政，却仍然是统治者手中的筹码。
其次，在经济方面，宋代基本做到了长治久安，商业繁荣。这也使宋代文学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同时，不可忽视的是，宋朝的发展是一个从北方向南方的迁移过程。北宋前期境内比较安定，但是，在逐渐迁移的过程中，国势渐微，尤其是到了南宋，国力已大不如前。这也造成了南渡之前后词人词作的不同。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文化土壤,才有助于宋代词人心态和价值取向的孕育和形成。而价值取向和处世心态一旦确立和稳固，宋代词人才会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随心而动，去实现冶游、饮酒、隐逸、谪居、参禅等多彩的人生体验。
我大体上将宋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将从三个类别分述之。
第一类是士大夫阶层。他们多沉浮于宦海，有报国之心，却难以为统治阶级所真正接纳，从而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这一类型，在宋代词人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以晏殊、欧阳修为例。
提起落花词，不得不提晏殊。晏殊以一寒门士子而至于位极人臣，但是，检索晏殊长达五十年的仕宦生涯，其于政治历史却无足以彪炳史册的突出建树。晏殊的性格，中庸之气稍重，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斗争的人。经多年宦海风波的历练,他养成了处事圆通的习惯。这种性格，以及他的家世背景，必然导致了他虽身居高位，但却无法很好的施展抱负的状况。落花的意象，可以自然为他表达对个人际遇的无奈和悲哀。
在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中，他这样写道：“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销魂。酒筵歌席莫辞频。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 其中，“ 怜取眼前人”一句，语出自元稹《会真记》中的崔莺莺诗：“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这是宴会上即兴之作。下片首两句虽然仍是念远伤春，但气度较大，从放眼河山到风雨惜别，引出眼前人，并与上片别宴离歌前后呼应。唐圭璋在《唐宋词简释》中，定义此首为伤别之作。起句，叹浮生有限；次句，伤离别可哀；第三句，说出借酒自遣，及时行乐之意。换头，承别离说，嘹亮入云。意亦从李峤“山川满目泪沾衣”句化出。“落花”句就眼前景物，说明怀念之深。末句，用唐诗意，忽作转语，亦极沉痛。通过“落花”这两个富有生命流逝色彩
的意象，明确地集中和体现了 “伤逝”之情。而因为春和美好生命的明显关联，对 “伤春”主题的揭示就等于展示了抒情主人公对美好年华的留恋，而时间性作为规定此在之 “在世”的基本性质，就在这种特殊的、在本质上是对生存本身的 “留恋”中被揭示出来。可以设想，假若没有这两个负载着主人公万千情思的生命化意象，此在又如何能从 “生命”自身中直观地感受到生命流逝的痕迹呢？
晏殊需要以“落花”中所蕴涵的这种哲学人生观作为化解痛苦的灵药，其中包含着的无理性,不公平,可以,使他聊以平息底里矛盾的声音,得到短暂的心灵超脱。
而欧阳修与晏殊又有着很大同。虽欧阳修词作不多，但仍多次出现了“落花”的意象。如《蝶恋花》中：“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这里所谓“乱红”即是落花。此词写暮春闺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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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道印扩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们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360问答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乐》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李清照附象老田孙修领兴吧离钢是宋代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本套日刊第一期对她的生平有约端青婷源环响含况过简要的介绍），她的早年生活比较安定舒适，作品也多写婚后的生活，尤其是同她丈夫赵明诚短期分离时的“离愁别苦”，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形式优美，风格清新，语言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内容则大都局限根吗风困用道划病在个人感情的小圈子里，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到她四十责四岁时，金兵入侵，宋室南渡，她同赵明诚一起仓皇南逃，不久明诚因病逝世，她便只得只身流亡，既遭到国破家亡之痛，又身受颠沛流离之苦。这就使得她后期的作品渗透了深沉的故国之思。这种感情，在诗文中表达得比较直率，如《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中的“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又如《打马包翻化盟赋》的“乱辞”中的“量或音校佛狸定见卯年死，示声洲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及耳，时危安得真致此”等等。而在词料之误式苗想中则表达得比较含蓄委婉。《永遇乐》便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首。
词的上片写元宵佳节寓居异乡的悲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她主观心情的凄凉。起始二句“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写晚晴，正是度节日的好天气，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接“人在何处”四字，点出自己的处境：飘泊异乡，无家可归，同吉日良辰形成鲜明维乡万对照。（这里的“人”，有的评论者认为指李清照所怀念的亲人，从文意上看，似不如指作者自己为好。）前三句写当时的天气，次三句写当时调的季节，“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点出时令是初春。上句从视觉着眼，写早春时节初生细柳被淡烟笼罩。下句从听觉落笔，通过笛市至更直站增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毕竟“春意知几许”，还远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觉格识多福帮阳我显本节”，“融和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面入收轻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好景不常”之感。所以在“融和天气”之后，立坚影里军即指出“次第岂无风雨”的可能，在淡淡的春意中又掺进了浓浓的隐忧。以上三小节结构相类，都是两个四字句，是实写，写客观景色的宜人，紧接着一个问句，反衬出主观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本篇的主题：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当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诗人很自然地转到当年汴京欢度节日的回忆上来。
词的下片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凄凉景象作对比。“中州”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三五”，指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当时宋王朝为了点缀太平，在元宵节极尽铺张之能事。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从腊月初一直点灯到正月十六日”，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其中提到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的景象：“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看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首词里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的正是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全是写实，并非虚构。可是，好景不常，金兵入侵，自己只落得飘流异地。如今人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又值佳节，又哪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更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
李清照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她早年生活中欢乐的一面，如《点绛唇》写她少女时代荡秋千为戏，《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她泛舟流连忘返，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性格爽朗、感情奔放的女性。但是，曾几何时，夫死之悲，亡国之痛，接踵而至，使得她的心情起了巨大的变化，以至她“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临江仙》）。“双溪春尚好”，她也不愿去泛舟；虽值元宵佳节，又值“融和天气”，她也无心去观灯。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而当时的南宋王朝，妥协投降，苟且偷安，偏居东南一隅，一味寻欢作乐。从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关于临安过元宵节的描写，可以看出，“大率仿宣和盛际，愈加精妙”（《武林旧事》：“元夕”条）。林升的♀临安邸》一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出了南宋时期统治阶级荒淫逸乐的生活以及广大人民对之不满的情绪。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忧国伤时的女诗人，又安得而不愤懑、不忧心忡仲呢。因此，那些“酒朋诗侣”驾着“香车宝马”“来相召”，被她婉言谢绝了；而她躲到帘儿底下听到的仍然是游人的笑语。这里，在平淡的词句后面，既有用当年汴京繁华来反衬的今昔盛衰之感，又有用当前游人笑语来对比的人我苦乐之别，而在这种反衬对比之中，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赋予了这首词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南宋末年爱国词人刘辰翁读了这首词，“为之涕下”，并按照它的调子填了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情调的词，足见李易安的这首词的感人之深。
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也很质朴自然。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易安居士，南渡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农，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这个评语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吴瞿安（梅）先生在《词学通论》中说：“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沈着。即如《永遇乐》元宵词，人咸谓绝佳；此事感怀京洛，须有沉痛语方佳。词中如‘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向花间重去’，固是佳语，而上下文皆不称。上云‘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下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太质率，明者自能辨之。”我们认为，吴氏对李清照这首词的评语是不够公允的。相反，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作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更好地刻划出诗人当前的凄凉心情。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已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