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中国作家的影响
早在20年代，在法国留学的李金发就受到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不但读了许多象征派诗人的作品，而且将波德莱尔、魏尔兰等称为“我的名誉老师”。
1925年2月16日，《语丝》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象征主义诗篇《弃妇》。同年12月，出版了他的诗集《微雨》。在以后两三年中，他又接连出版了诗集《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这些独树一帜的诗篇引起了毁誉不一的评价，但大家一致称他为“诗怪”。有些诗人如冯乃超、王独清、穆木天、胡也频等也开始进行象征派诗歌的创作。王独清出版了《威尼市》、《圣母像前》等诗集，穆木天和冯乃超分别出版了诗集《旅心》和《红纱灯》。这些年轻诗人形成了中国最早的象征主义诗派。
3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1932年，由施蛰存、杜衡、戴望舒编的《现代》月刊和嗣后由戴望舒创办的《新诗》月刊更促进了现代派诗歌在中国的发展。当时在中国不少著名的诗人都程度不同地受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戴望舒的《夕阳下》、《十四行》等诗明显地受到象征派诗人的影响。徐志摩于20年代翻译了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死尸》。并认为这首诗是“《恶之花》诗集里最恶亦最奇艳的一朵不朽的花”。受波德莱尔影响，徐志摩的诗中也出现了丑恶的意象。在描写上帝重新造人的《又一次试验》一诗中，天使的形象也极其丑恶：“我老头再也不上当，/眼看圣纤局洁的变肮脏，——/就这儿情形多可气，/哪个安琪儿身上不带蛆!”冯至深受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影响。他曾在30年代翻译过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尔克善于在诗中通过具体的形象揭示深邃的哲理。例如他通过《豹》这首著名的诗，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社会的矛盾的哲理化写照。冯至受里尔克的影响，也用小草、小路、树木之类的形象表现自己所领会的抽象的哲理。
何其芳在1931年发表的象征主义诗篇《预言》就明显地受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莱里的影响。他自己也说，当时“爱好法国某些象征主义的诗人甚至一些大诗人”，“对于法国象征主义派的作品入迷”。他除阅读了大量法国的象征主义作品之外，还研究了艾略特的《荒原》等诗篇，并受到影响。在1934—1935年问，他写了《病中》、《短歌两章》、《古城》、《夜景》、毁厅让《失眠夜》、《风沙日》等待，与艾略特的诗风有近似之处。风格沉郁，是彷徨在荒地的人的绝望的叫喊。现代派在20—30年代对中国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影响。施蛰存在这段时期就写了不少意识流小说。20年代末发表的《梅雨之夕》就描写了潜意识和意识流。在这篇作品中，打破了正常的时间的界限，过去、现在、未来混淆在一起。情节模糊，人物扑朔迷离。路旁女店员的眼神仿佛伏前就是妻子的忧郁的眼睛，雨中的姑娘很象初恋的少女。
冯至的表现了诗人怎样的思想情绪?
反映出抒情主人公冷漠、平寂的外表下那一颗渴望生活美好、幸福的热烈的心。
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历史命运如何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了文学杂志360问答《无轨列车》，戴望舒、施蜇存等在这杂志上发表形式自由、以意象表现为主的现代派诗歌，该刊仅出版四个月即被查封。施蜇存、戴望舒、刘呐鸥又在1929年9月创办文学月刊《新文艺》，继续发表以意象表现为抒情手段的诗歌输而拿林简，但《新文艺》问世数月后也被至林散期轻本查封。1932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邀请施蜇存主编新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一部分诗人在该刊发表创作，时人称之渐还拿胶期初括初验为“现代派”。施蜇存说“《坚培米车含些普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搞不露审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丰宁吃老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这段话被人们视为现代派诗的定义。1934年l0月，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与《现代》遥相呼应，共同推动这股新思潮发展。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邀请卜之琳、冯至、孙大鲜劳饭曲迅雨、梁宗岱参与编务，进一步发展现代诗派。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也弥漫建执江按烟养害静是减穿象征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是《现代》、《落称差激间粉言新诗》。
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训那对30年代到抗战前夕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青诗人的统称。
19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现代诗派发展到了“黄金时代”。全国各地诗风颇盛。息两委肉怀底装这一时期的现代诗派又分主情和主知两大分支。
主情分支以戴望舒为放附一误落方名东代表。戴望舒起步诗坛就粒却深讨设基看味娘还钱受李金发诗的影响，一开始创作就呈现出向内心开掘的思维定势。他的早期诗作《凝泪出门》、《自家伤感》、《流浪人的夜歌》都有一个食径谓稳问小均置及孤独凄苦的“我”的形你适位机影象，抒发的是个人烦愁哀怨的情绪，消沉伤感的格调与黯淡的色彩构成戴望舒早期创作的基调与底色。季搞著京染主情的现代派诗人还有于赓虞和邵洵美。于赓虞个人生活坎坷，年青丧妻，家乡义遭受战乱，被迫浪迹异乡，他有《骷髅上的蔷薇》、支步内论《魔鬼的舞蹈》、《孤灵》等多种诗集，常用荒冢、骷髅作题材，有波特莱尔气息，人称“悲哀诗人”。邵洵美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心目中的世界是女人和情爱，鲜花和美梦，天堂和神仙，人称“肉感诗人”。
主知现代派诗人以卞之琳为代表。感情冷静，对宇宙人生的奥妙哲理进行探测和暗示，而暗示的哲理往往涂抹着玄学的色彩。属于这一分支的有废名、曹葆华、梁宗岱等。废名的诗带有禅家和道人的风味；曹葆华的诗阴冷古怪；梁宗岱的诗凄清幽婉。他们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探求着生命的价值，苦心孤诣地编织着诗的花环。
1935年2月，施蜇存等人“已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了。同时在像中国绝大多数尚待启蒙的国度里，晦涩哀怨的现代派作品，也难以占领广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加之其他原因，施蜇存、杜衡辞去《现代》的编务，施蜇存回归到现实土义创作老路上去，杜衡则与杨屯人、韩侍桁等人创办“第三种人”刊物《星火》，现代派诗已露出颓势的端倪。抗战爆发后，一些运用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追求超现实的意念和幻觉，但充塞耳目的却是背井离乡，滴血洒泪的严峻现实。摒弃理性，崇尚绝对主观的思维模式和它特有的对高度物质文明的悲观绝望情绪，与中国工农大众生存、求解放的战斗心理几乎是绝缘的。于是现代诗派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诗人改换门庭，把自己的创作融入现实主义大潮。现代派的先行者戴望舒走出了“寂寞又悠长的雨巷”，投身到生与死搏斗的现实生活中去，以至在抗日战争中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著名的现实主义爱国诗篇；与西方现实主义“—见如故”的卞之琳摆脱早期“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开始完成“由内向外”的转变；曾沉醉于“飘忽的云”的何其芳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现代诗派，由鼎盛走向了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