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说明《兼葭》诗的结构特
一、作为爱情诗：四个层次的基本内容
本诗三章重叠，各章均为四个层次。
首二句以兼葭维赶沙起兴，展现一幅河畔秋色图：河水淼淼，芦苇苍苍，露水结霜。这情景，是在清冷寂寥中略带凄凉哀婉色调，对诗中所抒写的执著追求、可望难即的爱情，起到了很好的气氛影照区训香才上失底稳封渲染和心境烘托作用。
三、四句是诗的中心意象：抒情主人公在河畔徜徉，企慕追寻河对身钱造岸的“伊人”。这“伊人色年长维修凯海子”是他日夜思念的意中人。“在水一方”是隔绝不通，形转阶死了品跳改成一种可望难即的境况。主人公起早贪晚、追望不停，对爱情的执著精神可见。但“伊人”却阻隔不通，飘渺虚幻，可望难即，于是诗人心中荡漾起无可奈何的情绪和空虚惆怅的情致。
五、六两句是分述“在水一方”的一种特定情境：逆流追寻，艰难险阻无穷，征途漫漫无尽，中不可达。这是可望难即境况的常见情境之一，追寻者的怅惆情绪也因此而增强。
七、八两句是分述“在水一方”的另一种特定情景：顺流追寻，行程处处顺畅，伊人时时宛在，然似真而幻，亦终不可近。这也是可望难记即境况的常见情景之一，追寻者的怅惘情绪也因此而来自更加强烈。
全诗通过总述、分述、逆流、关顺流的反复描述，360问答将在水一方、可望难即的企慕追寻情景展现得十分清晰，将抒情主人公对爱情的执著追求精神和追寻不得的空虚惆怅心情也表现得相当充分。
二、连类生发：一个表现人类悲剧处境、悲剧心态的艺术范型
应当把“在水一方”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境。无论它原本是招贤诗、访友诗还是爱情诗，“在水一方”都具有无限的象征空间，都可以连累生发，升华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范型。文学艺术作品刻画的都是“这一个”，但它所蕴含的却是“这一些”、“这一类”，可以连类无穷，这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诗之所以是诗的关键所验概器额扬液在。
“在水一方”由三个要素构成：追寻者—-河水—-伊人。其中每个要素都具有很大的连类生发空间。伊人，这是追求对象，只要合乎因受阻而追求不到的基本情况，伊人就可以是贤人、友人或者恋人，若再连类升华，还可以是福地、圣境、仙界，以至于可以是功业、理想、前途等等。相应的，作为阻隔象征的“河水”，也就可以是高山、深堑，可以是宗法、礼教，可以是岩控原张说给现实生活中可以可能遇到的其他种种障碍。同样，追寻者也因此而转换成多种想适应的角色。只要是三个要素不缺，只要因阻隔而可望难即，只要有追求精神又有追求不到的失落惆怅，这些连类生发的事物就都蕴含在“在水一方”的意境空间之中。
同样道理，“溯波采回从之，道阻且长” 是由追寻者、道阻且长、伊人三要素构成电击独识，“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是由追寻者、虚幻难近、伊人三要素构成，其中的“道阻且长”和“虚幻难近”也都有各种各样的具体情况，其意境的连类生发空间也是难以尽言的。如此一来，《蒹葭》一粉座香即福误施歌补协育诗的整体内涵，就应当说女及植诉零植密航取钟是世间一切因受阻而可望难即境况的艺术写照，而“在水一方”则是表现人类悲剧处境（当然人类还有喜剧处境）和悲剧心态的一个艺术范型。在这里，追求精神是可佳的，但结果是可悲的，前途是渺茫的。
三、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句附味己帝质爱封材红什诗词不是科学论文，它并怕护律食香题则补双不回答“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问题，它追求的是：创造一个怎样的意境好频若责范例，才能够令人感悟的更多，联想得更多。因此，诗词的意义决不限于“本事”，它总是“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否则，“读诗必此诗”，那就“见于儿童邻”了（苏轼语）。
不能简单地说用贤才难得、它仍先天游诗儿差山职画知音难觅、爱情失落来解读《蒹葭》是错误的，更不能用其中的一说来反对其他诸说，因为它们都是“在水一方”意境空间中的旧体可能之一，根本不存在正误、高下之别。用仙境虚无、理想难达、前途暗淡来解说此诗，也是如此。它们都是不同的读者在阅读此诗的过程中，对“在水一方”这一启示性结构的具体化。处在种种类似处境中的人，之所以都可以从“在水一方”中获得共鸣共振，就是基于这种读者具体化的效应。但必须明确，读者的种种具体化，都不是对“在水一方”意蕴的总体把握，它们只是一片森林中的一棵棵树木，而总体意蕴则应当是对可能有的读者具体化总和的概括。任何一个诗词意境，都是一片森林，解读者决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在这方面，钱钟书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在水一方”的范例。他在《管锥编》第一册《毛诗正义六O则》之四三中说：“在水一方为企慕之象征”，“抑世出世间法，莫不可以在水一方寓慕悦之情，至向望之境。”他连引古今中外几十个例证，将但丁探索人生、人类追求理想、男女思慕佳偶、帝王追寻仙山、佛教寓禅彼岸、哲人寓理行神等诸多异质同构情境，都归纳到“在水一方”的意境空间之中，确是一个通过连类生发来论析诗意的典范。可以说，诗词意境的意义不在本事，而在它的可连类生发空间，如果排除了它的连类空间，实质上也就等于取消了诗词。
艺术赏析
一、虚幻难实、神秘莫测的朦胧意境
一般来说，抒情诗的创作大多导发于对某种具体情景的感触，因而在它的描述中，总可以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景、物、人、事。然而《兼葭》的作者却似乎故意把其中应有的主要人物形象和事件都虚化了。追求者是什么人？他究竟为什么而追求？我们不知道。作为被追求对象的 “伊人”是什么身份？为什么他（她）那么难以靠近和得到？我们也不知道。甚至连其究竟是男是女也无从确认。特别是“伊人”，音容体貌均不露半点痕迹，且一忽儿在河的上游，一忽儿在河的下游，一忽儿在“水一方”、“水之湄”、“水之?”，一忽儿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来去不测，飘忽难定，简直令人怀疑他是否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显然，诗中所描述的这种景象，不是眼前所见的实景实事，也不是对曾经阅历过的某人某事的追忆，而是一种由诸多类似人事、类似感受所综合、凝聚、虚化而成的心理幻象。“在水一方”就是这样一种由特定感情外化而成、具体事实完全被虚化了的心理幻象。在这种心理幻象中的一切事物，无论是河水、伊人，还是逆流、顺流，无论是险阻、宛在，还是河岸边、水中央，都不必要、也不可能作何山何水、何时何地、乃至何人何事的考究；否则，就会产生许多自相矛盾之处。正因为如此，《兼葭》的意境也就呈现为一种不粘不滞、似花非花、空灵蕴藉、含蓄多藏的朦胧美。
钟惺说：《兼葭》“异人异境，使人欲仙。”（《诗经评点》）陈子展说：《兼葭》“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意味。”（《诗经直解》）这虚幻似仙、神秘莫测的朦胧美，恐怕与上古秦地盛行的巫祝之风有关。“在水一方”是“登高望远”意象的转型，其中包蕴着一个“望”的语象。在甲骨文里，“望”字是当时普遍实行着的“望祭”仪式的取象。山川鬼神不可近，故望而祭之。望祭中有“追踪仪式”，其形式多为降神、迎神、留神、送神四部曲，多有独唱、合唱、独舞、群舞、表演五重奏，这在屈原根据楚汉地区祭祀歌辞改编的《九歌》中，可见端倪。《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是水神祭祀歌辞的再造，其“四部曲”、“五重奏”的印痕明显。《兼葭》意境近似于迎神情辞的氛围，故有人疑“在水一方”为水神祭祀的孑遗。当时仪式中的水神由巫师装扮，跳上跳下，神出鬼没，其遗风遗韵亦颇似“在水一方”的“伊人”。此说法虽然难以确证，但认为《兼葭》诗境虚幻难实、神秘莫测的朦胧感时受到了水神祭祀仪式的影响，大致是不会错的。
二、意在言外、连类无穷的象征格局
《兼葭》一诗的象征，不是某词某句用了象征的辞格或手法，而是意境的整体象征。陈子展说它“颇似象征主义”，钱钟书说它是“西洋浪漫主义”，都是这个意思。这整体意境的象征性，得力于事实虚化之格局的涵容功能，大大增强了“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实行特征。
上面说过，《兼葭》的情境描述，具有将具体的景物人事尽量虚化的特点；而这一虚化，则使读者很容易地将它的意境升华一种带有一定抽象意味的格局：“在水一方”，其中的河水升华为“阻隔不通”后，整体就成为一个可望难即的格局。同样道理，“溯洄从之，道阻且长”就可以成为逆流而上多艰辛的格局，“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就可以成为顺流而下空欢喜得格局。格局的价值在哪里？在于它具有涵容现实生活中与它相同相近结构的一切事物的性能，这就为诗词意义的连类生发，打开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可望难即是人生常有的境遇，逆流追求多艰辛和顺流追寻空欢喜也是人生常有的境遇；人们会经常受到从追求的兴奋、到手阻的烦恼、再到失望的痛苦这一完整情感流的洗礼，也会经常受到逆流奋斗多痛苦和顺流轻松总虚幻的情感冲击。古人可以从这里联想到招贤和觅知音并唤起种种相关体验，今人可以从这里联想到爱情的遭遇并唤起失恋的体验，也可以从这里联想到事业、理想、前途诸多方面的境遇并唤起诸多方面的人生体验。象征性格局，使《兼葭》真正具有了难以穷尽的人生共鸣意味。王国维曾将这首诗与晏殊的[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最的风人情致”，这显然是着眼于它们的人生象征意蕴。
《兼葭》意境的无限象征意义，充分体现出诗词意境空间主要在象外的象征。古人常说“意在言外”，什么意思？这主要是说，诗词是用意象说话，而意象意蕴是超越词语意义的。词语意义主要是指称，而意象意蕴则还有再现意义、表现意义乃至哲理意义。“在水一方”的词语意义就是在河的那一边；但作为意象，他还包容有可望难即的人生境况，这就是再现意义，包容有追求不得的失望和惆怅，这就是表现意义，包容有人生的悲剧处境和心态，这就是哲理意义。这些超越词语指称意义的再现意义、表现意义哲理意义，不都是言外之意吗？古人常说“言外无穷”，为什么无穷？这主要是由于意象、意境都不只是它自身，都可以升华为某种格局，因而都有着广泛的相似性异质同构连类生发空间。诗词所直接描述的景物人事只能是“这一个”，只能是有限的，但它可以借助读者的想象、联想、连类，不断地超越“这一个”，从而走向无限，这就是“含不仅之意见于言外”，“在有限中间出无限”。无疑，这是衡量一切诗词诗性特性高下的基本标准。《兼葭》之所以能成为《诗经》中难得的好诗，“在水一方”之所以至今仍然具有被那么广泛应用的生命力，道理恐怕就在这里。
三、一唱三叹、层层推进的美感形式
《兼葭》全市三章，每章置换几个字，这不仅发挥了重章叠句、反复吟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而且产生出将诗意层层推进的作用。从“白露为霜”，到“白露为?”，再到“白露未已”，是时间的不断推移，意味着主人公企望追寻时间之长，表现出主人公的执著。从“在水一方”，到“在水之湄”，再到“在水之?”，从“宛在水中央”，到“宛在水中坻”，再到“宛在水中?”，这都是地点的转换，意味着“伊人”的虚幻、神秘、难觅，而“伊人”的愈难以追寻，则愈能表现出追寻者的真诚。从“道阻且长”，到“道阻且跻”，再到“道阻且右”，则是反复渲染追寻过程中的艰难，而愈艰难就愈能强化主人公真诚和执著的程度。
重章叠句、一唱三叹，是上古民歌，也是现代民歌常用的形式。它的美感价值，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从情感方面看。十个重在以情动人。情感不是作用于人的荔枝，不是一次性概念告知所能奏效，须反复感染方能起到动人心弦的效果。二是从音乐方面看。上古民歌都是口头传唱的，是以声调和旋律来感染人的情感，唱者须反复才能尽情，听者须反复才能动情。因此，一唱三叹，回环往复本身，就是在层层推进感情，就是在不断强化美感效应，并非一定要在每章的内容上有了发展变化，才算是有了推进。这是应当意识到的。
集评
异人异境，使人欲仙。（明?钟惺《诗经评点》）
此自是贤人隐居水滨，而人慕思见之诗。“在水之湄”，此一句已了，重加“溯洄”、“溯游”两番摹拟，所以写其深企愿见之状。于是于下一“在”字上加一“宛”字，遂觉点睛欲飞，入神之笔。（清?姚际恒《诗经通论》）
细玩“所谓”二字，意中之人难向人说，而“在水一方”亦想像之词。若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迹可到，何以上下求之而不得哉?诗人之旨甚远，固执以求之抑又远矣。(清?黄中松《诗疑辨证》)
三章只一意，特换韵耳。其实首章已成绝唱。古人作诗，多一意化为三叠，所谓一唱三叹，佳者多有余音。（清?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境颇似象征主义，而含有神秘意味。（陈子展《诗经直解》）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传》：“一方，难至矣。”按《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思求；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附录》论之曰:“夫悦之必求之，然惟可见而不可求，则慕悦益至。”二诗所赋，皆西洋浪漫主义所谓企慕之情境也。古罗马诗人桓吉尔名句云：“望对岸而伸手向往”，后世会心者以为善道可望难即、欲求不遂之致。德国古民歌咏好事多板障，每托兴于深水中阻。但丁《神曲》亦寓微旨于美人隔河而笑，相去三步，如阻沧海。近代诗家至云：“欢乐长在河之彼岸。”┅┅（钱钟书《管锥篇》）
钱钟书对后世哪些作家有影响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
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胡慧翼
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锋桥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银敏猛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
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
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
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
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拿哪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
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
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
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
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
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
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
《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
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
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
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
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
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
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
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
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
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
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
“酷评”之声不绝入耳……
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
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
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
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
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
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
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
尾声
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
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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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
[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
[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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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
[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
[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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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
[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
[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