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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洋繪畫中，巴羅克風格一直強調構圖上的宏闊壯偉，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優美的神話式主題，當然也離不開那種宗教體驗的精神特質。
談巴羅克與其西洋本原
西洋藝術創作之風格多呈現在二個方面：一是景物對象本身的個性與氣質表達；再是藝術家本虛亮人的個性與氣質傳遞。前者多見于形似，後者顯現于神似。而形似是沒有底的，一個人物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階段、有着不同的側面和風吹日照不同的表情、坐卧立行不同的心情……有待創作中截取相對理想化的瞬間。而神似的過程，即是創作者憑籍自我獨到的感悟力和表現力所成就的藝術性觀察結果。在我們眼裏，幾根老木多不過是風燭殘年、垂危之相，而在雲林筆下就成了君子。大衛本是《聖經》裏的英雄，在米開朗傑羅手中便成了人的偶像。古羅馬的神話題材，在佛蘭德斯油畫大師魯本斯和凡代克筆下演繹出了大理石般的理想境界，那就是巴羅克藝術風格！
正如同許多流派的稱呼一樣，巴羅克本是貶義的（Pejorative）。“巴羅克（Baroque）”一詞是源自于barroco的派生詞，原意是指不規整和不夠飽滿的珍珠，主要用來形容中世紀建築上流行的厚重與繁複樣式。但幾經演變和數個世紀的盛行，最後成爲了西方近代中早期藝術創作的主流風格，事實上也涵蓋并發展了所有的西洋古典傳統審美_莊重而不失優雅；抒情而不失寓意；浪漫而不失妍靜……乃至成了今天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追求場景的經典生動、闳深壯闊，悍馬與人物的彪壯喻義充滿嘩瞎激情又不無黠睿的人性。神女、岩泉、水澤、花木……多是真善美的象征。還有被賦予了宗教感和心靈寓意的色彩，使得動靜有緻的畫面構成，如大調和弦般的音樂組合，又象交響樂、交響詩。從唯美的抒情（Aesthetical Lyric）、史詩式的叙事（Epic）、到神聖的寓意（Divine Allegory）和經典的樣式（Classical Manner），有希臘式的古風、詠歎調式的激情、文藝複興後的人文理想，如此富于神性的想象與情愫，就象空氣裏充滿着水分、雪地上灑滿了陽光，往往讓觀看者爲之傾倒、無不陶醉。
如果說巴羅克風格乃西洋藝術之精華所在，那我們也應該知道，人文主義恰恰是西方文化之古典精神的本源。從建築、音樂到雕塑和繪畫，包括亨德爾、巴赫、維瓦爾第、門德爾松、莫劄特、悲多芬、肖邦等人的器樂曲、鋼琴協奏曲……和霍爾拜因、魯凡、普桑、普呂東的素描……都是滲透人文主義精神的巴羅克藝術之典型代表。他們的創作主題從來都離不開《聖經》、古典神話、造物主和基督。他們的創作都是藝術之神話，基督聖像就是最偉大的肖像。差蘆寬正如我們今天的天安門城樓和毛澤東像一樣……它們都不僅包含了人的世俗性與理性，更包含了居其第一位的神性。
在西洋繪畫中，巴羅克風格一直強調構圖上的宏闊壯偉，在寓意式内容上突出優美的神話式主題，當然也離不開那種宗教體驗的精神特質。所以恰當地說，這種風格實際上是一種源自于上古時代的宗教精神，它其實是在追溯古希臘人的建築雕刻所透露的那份神性資賦與美妙的想象力，但丁的《神曲》和文藝複興式的建築雕刻都是這種精神特質的絕佳注本。畫面總有妍靜的美女和幽泉、空遠的風景、黠睿的彪漢或強壯的駿馬…… 心靈透視般的肖像、繁缛或厚重的細節表現，有大調和弦般的色彩和諧，這些都是巴羅克風格共通的組合。巴羅克風格并不是“萬花筒”，它也有千篇一律的時候，但它恰恰有着西洋人最典型的東西和共性。
說到巴羅克繪畫，首先會令我們想到卡拉瓦喬。他是Roman baroque那個時代的傑出大師，并以明暗法見長，開啓了用光影突出形體、塑造體積感之山門，使人物繪畫比起《蒙娜麗莎》的微笑來更具真實感與現場感，而不像威尼斯畫派那樣僅以色彩的和諧典雅和堂皇富麗取勝。在巴羅克風格之早期，一切都秉持了古希臘藝術的源頭，簡約、優雅、和諧、厚重。如米朗傑羅的雕塑、魯本斯的繪畫，追求大尺度的空間比例、竭盡卓越偉大而拒絕平庸的形式表達、乃至靜物般的細節變化……都是其典型的特征。普桑的《阿卡迪亞牧羊人》等作品中，從優雅的人物與色彩到如詩如夢般的場景，更秉承了明顯的希臘古風。神聖的烏托邦式背景也是其風格之一部分，而這一特征到了後期又有了濃重的田園化(Pastoralism)傾向，并多爲洛可可風格所繼承。西班牙畫家委拉斯貴茲則在其作品《紡織女》中，以厚實(Massiveness)而靈動的筆緻表現了一個簡約而優雅（Grace）的古希臘式女子背影，在其神聖與非凡的氣度上則是更勝一籌。佛蘭德斯畫家凡代克在其著名的《1622-23年自畫像》（現藏于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和1638年的《安妮•卡爾夫人》肖像中，極盡才華地演繹了巴羅克風格的繪畫元素。其1620年的《Cornelis van der Geest》（現藏于倫敦國家畫廊）和1632年畫的《Jan van den Wouwer》（普希金美術博物館藏）二幅重要作品，描繪兩位精神矍铄的睿智長者，更是爲後人立下了肖像畫的傳世範本。隻是囿于西洋民族外傾心理的作祟，緻使在語言技巧上難免帶有過份的炫耀，從而顯露出明顯的貴族氣息。
照專業的提法，對巴羅克（Roman-baroque）或“巴洛克”（Baroque）的劃界一般爲1590 – 1790年，期間跨度僅二百年。而其中的審美元素，如對形式的極緻推崇、樣式主義（The Elegance & Grace of Mannerism）的典雅與優美、過份的矯飾、誇贊上帝、對神之創造力的崇拜以及财富的寓意和宏大的叙事，同時又張揚人性之尊嚴……等等，這些早在米開朗傑羅、達芬奇、拉斐爾之輩的作品裏和所有文藝複興藝術的創作中其實都能見到，在古希臘的建築雕刻中就更不用說了，因爲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彼此應諧、互爲融合而不可割裂的。其審美淵源上大古希臘羅馬（Greco-Roman），近接意大利文藝複興（Italian Rebirth or Rennaissance），并不是從某個人驟然肇始，到某個人又嘎然而止的，它實際上是一種西洋傳統品質的代表風格及其綿延授習，也說明于此之前在 精神上早已滲透着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建築、美術、詩歌、文學、舞蹈、音樂、宗教等等。
在早期年代，從事雕刻繪畫藝術，雖不都是貴族，但也得到商賈豪門的鼎力相濟。16、17世紀，巴洛克藝術更趨附于上流階層，其服務對象多爲教堂、宮廷、私人别墅，往往都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如完成巨型壁畫、天庭畫、或大量的宗教版畫插圖制作。有鑒于工作之繁重勞累，每完成一項創作大都要付出極大的心血和努力，故被視爲創造性任務，誠與科技同論、與工程并爲一體。在鼎盛時期，藝術家們偉大而非凡的成就，好像是要證明市井勞作的無爲和渺小。畫家們的多産及博物館裏大量收藏自不待言，隻要看看那些炫耀于深宅大院壁面上的名畫，你就不敢小觑。提及具代表性的巴洛克畫家，這裏可以帶出長串的名字。除了卡拉瓦喬、魯本斯、普桑、委拉斯貴茲…… 還有象凡代克（Van Dyck1599 – 1641, Flanders）、帕爾米江尼諾（Parmigianino1503 – 40, Italian）、伏埃特（Simon Vouet1590 – 1649, French）、布隆涅（Louis de Boullogne1654 – 1733, French）、比亞捷塔（Giovanni battista Piazzetta1683 – 1754, Italian）、etc.。他們在爲皇帝與英雄們歌功頌德之餘，也無意間昭示了權貴們養尊處優、傲岸自負而不可一世的肖像面孔。提及女性題材，除了神話，自然少不了脂粉逸樂，同時也就培養了美術史上的一個“小語種”– 洛可可。
西洋審美始終強調外化作用（Outwards expressing）但又從不乏其内在的精神及本有的睿智，隻是多多少少缺了點兒内斂的一面，固而也緻使其藝術模式走向了物質化、商品化、品位化、樣式化、時尚化……即從其原型到生活理念本應有之還原_stemming from zee original prototype to the Living in our RENNOVATION time!! 這包括那些西洋建築、博物館、畫廊機構、時尚與裝飾、宗教與創造、私藏與拍賣、等等。它們與東方藝術之固有的漸入玄理成爲了一種對照，後者多的是怡志逸興；前者更注重原型思維及生活原創(The Originality & prototypical thinking)
不少外行人，包括本人在早年，都頗有如此的錯覺，以爲魯本斯是個專開“肉鋪”的。其實不然，從菲狄亞斯雕在山牆上的《命運三女神》、文藝複興進入古典主義繪畫的巨匠霍爾拜因、魯本斯和凡代克、亨德爾的皇家器樂曲和莫劄特貝多芬的鋼琴曲等、一直到19世紀初歐洲“浪漫型”繪畫藝術之代表普呂東…… 他們所承載的，實乃充滿着理想主義情感的一路文脈、是一種主題神化了的浪漫型風格，即巴羅克品質。
達芬奇的畫多似造物之筆，米開朗傑羅的天庭畫及雕塑更有鋪天蓋地之勢，欲與上帝争巧。而審美的神性、人性與理性三者合一的西洋古典人文，則透射出其曆久彌新的文化精神，也是西洋文脈的本質。典型的代表當然要算是巴羅克藝術，其出處最早可追溯自上古與中古時期的哲學、宗教與科技。在希臘廟宇的神柱上、中古後的聖彼得教堂尖頂内部、在西洋古堡的私人藏畫中，都無不體現了這層内含。因而在我眼裏，這種巴羅克式的精神乃是西洋文明最優秀的本質…… 正因爲她包含了西洋文明對其神人理性三者合一的思考與诠釋，那麽如果缺失了這種精神，嚴格意義上講，也就不再是西洋的東西了! 有些東西，亦如孔孟之道，古淡而雲深；因林立而遠聖。遺憾的是，西洋文化中的巴羅克氣質，在當今的西方繪畫中多已丢失殆盡，如今的西方藝術僅止于泛美式的浮光掠影而已。
東方繪畫自古以來就充滿了人格化的世故本質，我們視之爲“入世觀”。
東方人在面對生活難題與失敗時往往被訓教着要堅強硬朗一點，而不能過于柔弱凄婉。天災人禍和環境壓力面前，總得抑制自己的情感，不能太傷心難過。摒棄純真，豈知違背了人性。久而久之，神的威嚴與滄桑自然已改變不了我們人格的缺陷，萬籁之交響再不能打動我們的心靈。有的隻是幹澀與變态，再不是生如夏花死歸涅槃的想象和那種情感的重生…… 對神靈萬物沒有了天籁般的誦詠；對如潮的生活少有詩樂般的贊歎。亢奮的心悸取代了謙恭的内心，激情高邁、剛柔并濟和往日的真情，多被代之以愎怙的惡俗（Conceited emblematics for a hegemony of living）。藝術也從此淪爲内心畸變式的發洩，除了京劇西皮二黃、琵琶曲《十面埋伏》，還有四僧八友的山水、揚州八怪的花草魚蟲、等等，都是典型範例。宋元之後，高古不再。因爲無法沉澱，也就不能釋然。我們少有阿卡狄亞牧人式的浪漫、帕赫貝爾弦樂曲《G大調卡侬》THE CANON IN G中的那種虔誠與宛然，也少有。有的隻是眉目向下、笑顔睥佞的菩薩和彌勒佛，或是老叟妖女，他們不象主愛的阿佛洛狄忒或薩莫色雷斯勝利女神那樣會冉冉飛升、旋即而至。故以某種角度上看，我們東方人的個性是有人格缺陷的、是不完整的。我們的許多國粹不無變态心理，不僅京劇的西皮二黃、二胡、闆胡、馬頭琴，甚至象黃土高原的原聲信天遊調調，近似于日本傳統文化中的歌妓能樂一樣，都是某種畸形的宣洩…… 全然不同于西洋歌劇美聲與其音樂所表露的那種輝煌激情。
與之相左的，是西洋式的世俗本真。它起源于古希臘時代早期的阿卡狄亞（Acadian）民風，Acadia是指遠古時田園牧歌式的、淳樸恬淡的生活。這種世俗性因純真而優雅，它擁有人性本真的多樣性呈現，也包含具體而又典型的個性特征，并賦予了其理想人格與宗教美。從希臘古風時代的遊吟詩、基督徒的聖經，到音樂家亨德爾的清唱劇和法國鄉村的風俗畫、風景畫……都延續了這一特質。不象東方繪畫，神逸之性總是多于人性和理性。當然，在我的心目中，藝術應該是以神逸妙能來分等的。
面對山野田園，貝多芬總是想到音樂，創作了交響曲。科羅想到了仙女神話，創作了如夢如詩般的風景畫面。陶靖節則想到歸隐，詩曰歸去來兮辭。或有避世脫俗，或在三界之外；“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赤情或世故，各有不同的浪漫。就象靖節詩曰：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