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作品的评论

1、《社戏》

【评论】:

《社戏》是现代文学家鲁迅写于1922年的短篇小说,发表于同年12月《小说月刊》第13卷12号,后收入小说集《呐喊》。这篇小说以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依仔滑手据,写了“我”20年来三次看戏的经历:两次是辛亥革命后在北京看京戏,一次是少年时代在浙江绍兴乡村看社戏。

小说的第一部分通过描写“我”在大都会看京戏的描写,展现了那里丑恶龌龊窒息的社会景象和庸俗冷漠自私的人情人际关系。城市剧场里喧闹嘈杂,拥挤不堪;名角摆架子,久盼不出,令人失望;胖绅士目中无人,俗不可耐,吁吁喘气,使“我”苦不堪言。小说描写的视角是“我”对都市戏园情景气氛及人际关系的厌恶和不满,重点落在“我”的心灵感受及审美评价上:此种环境气氛及人情人际关系不适合于“我”的生存。

小说的第二部分所描写的则是另一种迥然相异的环境气氛及人情人际关系。这里有美的自然环境,有美的生活情趣,有美的人际关系,有美的人情意味。乡下的生活充满无限的生机和情趣,掘蚯蚓钓河虾,饱餐一顿,有迷人的月夜出航,小朋友合烧吃罗汉豆的活动,使“我”无比欢快,心旷神怡。这里的写景叙事绘人,同样聚焦于“我”的心理感受和审美追求:向往热情友好、淳朴温厚的人际关系,懂憬正直无私、美好和谐的人情味和人性美。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作者抨击都市剧场,盛赞农村社戏,所潜心抒发的正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憎厌。

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刻画了一群农家少年朋友的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淳朴、善良、友爱、无私的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少年时代生活的怀念,特别是对农家朋友诚挚情谊的眷念。

2、《祝福》

【评论】:

《祝福》这篇小说通过祥林嫂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社会矛盾,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对劳动妇女的摧残与迫害,揭示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指出彻底反封建的必要性。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丈夫死后,狠心让吵的婆婆要将她出卖。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很快她又被婆婆家抢走,卖到贺家成亲。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受地主的身心摧残饮恨死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白痴,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念嫌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除夕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

此文在如泣如诉的血泪控诉中,对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特别是对封建礼教,给予了强烈的鞭挞通过描写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3、《阿Q正传》

【评论】: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形象阿Q。阿Q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贫无立锥之地,只能靠打短工为生,社会地位极其低下,连一个姓名也没有,受尽了剥削和欺凌。但是,他却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以求的“精神上的胜利”。这种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此外,阿Q头脑里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这种精神状态,使阿Q显得十分麻木、可笑。

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农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不觉“神往”革命,希望从此能够翻身。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

与此同时,鲁迅高度真实地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场的面貌,为阿Q这一典型人物提供了典型环境。尤其是,鲁迅子啊作品中深刻反映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注意到农民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没有去启发和发动他们,终于被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而没有发生真正的变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Q最终被所谓革命政府诬指为抢匪,被帮上法场,结束了悲惨的一生。

小说通过对阿Q的形象和悲惨一生的描述,鞭挞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等落后、麻木的精神状态,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提出来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启发农民和国民觉悟的重要性。

4、《狂人日记》

【评论】:

《狂人日记》最初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主要用文言介绍写作的背景和缘起;正文共有13则白话写就的“疯子”的日记。小说的主人公是日记的“作者”——狂人。

狂人,从作品的叙述来看他确实是个疯子,他有种种疯子的病症:狂人总是时时害怕着,提防着被人活生生地吃掉,但通过象征和暗示,从作品字里行间所传达出的信息中,我们可以发现,狂人实际上是一个站在时代前列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

作品通过狂人的形象,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5、《孔乙己》

【评论】:

《孔乙己》是鲁迅先生继《狂人日记》之后的第二篇现代白话小说,写于1918年冬,发表于1919年4月的《新青年》,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如果说《狂人日记》首开中国现代散文体抒情小说先河的话,那么,《孔乙己》则可称得上是中国现代叙事小说的典范。它在不足三千字的短小篇幅中,为人们展示了异常丰富的社会时空和广阔的环境背景。

小说反映了在封建科举制度下,一个旧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小说发表于“五·四”运动前夕,这时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封建势力仍统治全国;封建科举虽然废止,但封建教育仍通过其他地方推行,封建文化和封建教育仍根深蒂固,毒害着广大人民。

小说揭露了封建科举制度对人们的毒害,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鲁迅在“五·四”的这篇小说,对“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尽管在1898年中国社会有过失败的“百日维新”运动,但并未动摇中国封建统治的根基。所以《孔乙己》反映的是封建阶级统治时代的事,孔乙己生活在末经革新的古国里。《孔乙己》的矛头直指封建制度。

中国现代

★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

纵观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经典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其完来自美的令人动容的艺术形式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但其记模已苦界艺术形式之所以“完美”,就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内容。那些思想内容不深刻、不正确的作品,那些只求艺术新、奇、怪的作品,都不能不说是忽略了这一点。

文学大师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鲁迅和茅盾所处的时代大致相同,都是中国近代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怎样反映社会、激励民众成了萦绕在脑海的共同问题。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360问答先行者,唤醒熟睡在“铁屋子”的人们(1)成了他改造国民性的首要任务。

作为牛沿越临后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必张民足急杆课迅对传统文学的瞒和骗深恶痛绝,而是要“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汉史岩帮目吗,真诚地,深入地,务良乙怕降胜月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2)在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麻木窘困的闰土,颠沛流离的孔乙己,街头求乞的祥林嫂和醒了无路可走的魏连殳等等可怜可悲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督斗抓孩为干危行深重地看到封建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是多么根深柢固,其对反抗者的迫害是多么毫不留情。

了表现这些主题,鲁迅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基础,同时还借用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技法,如《狂人日记》采用日记体,通过“狂人”的大量的内心独白,为我们揭示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还有《伤逝或爱更答》采用回忆式的手记的形式,不无伤感地道出了封建社会末期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由那花降制田十诗状女金诉是多么不容易。

最令人难忘的《阿Q正传》,鲁迅采用反讽式的《正传》影威别的形式,喜中含悲地塑造了阿Q“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麻木健忘而又自安自足,目光短浅而又盲目排外,一无所有而又贪图富贵,奴性十足而又恃强凌弱,自欺而又欺人,诚实而又油滑,神往革命而又不知革命为何物,身为下层而又满脑子封建正统卫道思想”。(3)这些侧面连在一起,像一个三棱镜折射出阿Q种种“精神胜利法”,其既有辛亥革命的时代性,(农民尚不觉悟),又有整个封建社会中国人思想的共性检齐天陈形攻企苦以,其深刻性、形象性、概括性可谓前无古人。

也许是创作时代科失长训根和作家自身阅历的差异,茅盾笔下的人物的思想面貌和鲁迅的已有所不同。他们虽然也生活、命运极为坎坷,但已表现出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他们的身上闪出了几缕亮色。比如写农民,茅盾更注意写农民的勤劳、善良、贫困;比如写小知识分子,茅盾更注意写他们对革命的热情和幻灭。

《春蚕》中的老通宝虽然身上多少也有些封建迷信,但和鲁迅笔下的闰土已相去甚远。老通宝有笑容,有希望,后来虽然也“气得生病了”(4),但比闰土“石像一般”(5)的样子明显有所进步。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茅盾认为“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细尽增谁沙什酸井和桥梁的作用”,(6)“那时正是大革命的前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妇女学生或女知识分子颇以为不进革命党便枉读了几句书”(7)茅盾笔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乐举另观、坚定、向上的人生态度,较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醒了无路可走的吕纬甫、魏连殳面貌明显改善。究其原因,主要人物所处时代的发展、政治气氛的影响,和作家个人的性格以及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致。

与鲁迅相比,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单一,不像“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如果打一个比方,茅盾擅长工笔细描,而鲁迅次纸待更凝神苦诣于各种类型的大写意。消安在权开纸困题读茅盾作品使人觉得细腻逼真;读鲁迅的作品,使人感到生动传神。他们作为现实士怀武速久买主义作家,尽管写作手法有些相异,但是殊途同归,都准确深刻地表达出思想内涵,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选材范围与时代特征。
鲁迅和茅盾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同程度地渗透着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具有史诗的性质,都可以作为生动形象的“历史教科书”。
鲁迅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其中自然有着鲁迅先生伟大的启蒙思想。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勤劳的农民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敲诈、麻痹、压制下,变得麻木、迂腐。为了唤醒这些可怜的同胞,鲁迅先生不少小说作品把笔锋对准了农村这个大的“病态社会”:一无所有的阿Q,可怜可叹单四嫂,阴险狠毒的赵太爷和颐指气使的七大人,等等。在小说里,鲁迅先生不是像画家那样只是形象地描画了这些人的外貌,而是深入到这些人的灵魂深处,像高明的医师一样,把这些人身上的“病痛”解剖给读者看。
除此之外,鲁迅先生还写了一些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这种小说大体上可分为两类:觉醒的知识分子小说和下层旧知识分子小说。前者包括《狂人日记》、《长明灯》、《药》;后者包括《孔乙己》、和《白光》。在这两类小说中,鲁迅先生对新旧两类知识分子的出路作了探索。不改造社会制度,不提高人们的觉悟,即使这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知识分子,出路也是渺茫的。
与鲁迅相比,茅盾虽然没有过多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但他认为作家应当反应“全般的社会现象和全般的社会机构。”(9)小说的选材范围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既有大革命为背景的《蚀》三部曲,又有描绘乡村、市镇经济破败景象的《春蚕》、《林家铺子》;既有叙述小市民、小职员窘迫人生的《过年》,又有诉说民族灾难中人们颠沛流离的《右第二章》;既有控诉女性悲惨遭遇的《小巫》,更有揭露国民党官僚腐败的《某一天》。等等。诚如叶圣陶所言:茅盾“在《幻灭》之后写《动摇》,《动摇》之后接写《追求》,不说他的精力弥满,单说他扩大写述的范围,也就可以大书特书。在他三部曲以前,小说那有写那样大场面,镜头也很少对准他所涉及的那些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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