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祭，一记——由皮娜鲍什《春之祭》想到
中国，北京，一间宿舍，下铺。
也不知道是脑子里哪根筋错了位，让我再一次打开皮娜鲍什的《春之祭》。
上一次看皮娜的《春之祭》是两年前，那是我看的第一部皮娜的作品，看完一句话也说不出。如今我经历了《穆勒咖啡屋》和《Vollmond》的轰炸，似乎习惯了皮娜语言的坦白暴力，甚至感到，作为皮娜转型前的作品，《春之祭》已经足够“优美”了。
现在我关闭了视频，感到许多东西堵在嗓子眼，千头万绪的。只好望着闪动的光标发愣。
我看到的皮娜版《春之祭》，是远古、不久前的过去、当下三者的联结。
远古，以鲜活生命为代价的祭礼。男人粗壮有力的手抓住女孩瘦弱的臂膀，那是强权的暴力。而舞者围成圆圈，缓缓抬升双臂之时，又充满静穆的仪式感。静动之间托出了“祭”这个矛盾体：要忠诚于神，便要亵渎现世的生命。
不久前的过去，二战德国的战败，给很多同时期德国现代舞作品定下了悲剧基调。无限重复的主题动作，那种仿佛双手持刀刺入自己腹部的自我鞭笞，是一种集体焦虑：这个民族，何以变得如此暴虐？那些因践踏生命欠下的债，如何还得尽？曾经，用一个女孩祭了神明，而这次，用无数生命祭了战争。
当下，则为舞蹈创作与上演的时刻。远古的暴力因子，是否流到了今人的血液？刚刚过去的那段黑暗的历史，是否正让人们步履整齐地迈向歧途？“过去”的事，真的“过去”了吗？“自我鞭笞”的主题动作，不仅仅在抽打过去，更在诘问现在。
皮娜的舞，表面是粗粝的，而那闭丛些动人的细节亦不可忽视。少女们挤作一团，手拿红裙的少女接连走到“部落首领”面前一段，虽然动作路径是相同的，但演绎方式绝无重复。犹豫、慌张、决绝，以差异塑造真实感。被献祭的少女穿上红衣后，众舞者舞动幅度逐渐增大的舞段亦可见精心安排。
即使皮娜鲍什所处时代现代主义音乐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因其多变无序仍难于驾驭。但无论是与音乐同步的动静更替，还是对音乐本身重复的利用，皆可见其巧借音乐之力。斯特拉文斯基戏剧性的音乐风格也与皮娜鲍什的艺术风格十分契合。这是表现主义与表现主义的相遇。
或许皮娜的《春之祭》还有一万种隐喻，亦或许我们发掘的所谓“隐喻”实际上都是附会……皮娜的创作有其个人化的一面。祭历史、祭时代也好，祭生命、祭人性也罢，它就在那里，只有皮娜鲍什自己知道，这场肢体“狂欢”，究竟在祭什么。
德国，奥格斯堡，一间公寓，厨房。
寄宿家庭女主Frau Ost 向我说下面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小心翼翼地用叉子挑奶酪，让它安全地降落在面包片上。
故事一：三个寄宿在她家的法国小男孩，在参观完集中营的那天晚上突然开始无理取闹，把对德国人的仇恨都宣泄在她身上。故事二：有十一二岁的孩子参观了那里后，哭了一整晚。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东西。而他们的历史老师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煽动他们对德国人的仇视。
遇到此种事，Frau Ost 感到内心很受伤。她说，对于这种遗址，应当让它安静地待在那，让绿色的植物长出来，蒙住历史的灰尘。游客只是围着遗址走一圈，观看对那段历史的文字描述，然后安静地离开。而不是这样如此赤裸地悬挂血腥地照片，让熙熙攘攘的游人进去拍照、喧闹。Frau Ost 是德国人，“利益相关”，我们大可以给她扣上“不能正视历史”的帽子，却很容易忽视前人的劣行为德国人本身带来的创痛。他们被无端地误解和仇视，这还可以化解，毕竟是对方不对。但历史给后人背上了沉重的担子，这是精神上的。对自己的民族产生怀疑。我以为这种影响只存在于二战后的德国，表现在现代舞里。而这迷茫的雾漂浮在如今许多德国人心中差辩。历史之残酷，不仅在于对当时的生命有怎样的摧残，更在于，它永远不会被一笔抹去，永远不会与后世断裂，它迫使后人承担那些他们并未做过的事所带来的后果。“罪人的国度”，尽是“受害者”。Frau Ost 说，德国小孩虚态缺要花三年的时间学习这段历史，可见德国人对反思此事的重视程度。但谁知道这在孩子的心中播下怎样的种子呢。听得出来Frau Ost 不希望一遍遍揭这个民族的伤疤，她要历史静静地在那。到底要怎样呢？我想了很久，似乎没有两全的办法。
听说德国人喜欢谈论政治。皮娜的《春之祭》用肢体的张力和强烈的悲剧色彩冲击人心，而一个普通的德国老太太，反是日常不经意间提起，又娓娓诉说。那些苦涩被揉碎，变得不那么显而易见，却也足以让一个外人心忧。
向窗外望去，是被夕阳染成紫色的天空，楼下低沉沙哑的男声和着吉他。
《春
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被英国古典音乐杂志《Classical CD Magazine》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历史影响最大的50部作品之首。《春之祭》原本是作为一部交响曲来构思府的，后来季亚吉列夫说服娘文止都卫测套了斯特拉文斯基，把它写成了一部芭蕾舞剧。
《春之祭》在音乐、节奏、和声大厂际武项织英承胜友洋等诸多方面都与古典主义音乐切断了联系 。该剧于1913年在法国香榭里榭大街巴黎剧院首演时，曾引起了一场大骚动，遭到了口哨、嘘声、议论声，甚至恶意凌辱的侵袭。而在音乐家和乐师们中间，引起的震动则比一场地震还要剧烈。面对如此带有冲突的和弦、调性与节奏的音乐，有人表示赞同（以拉威尔为其代表），有人试图仿效（普罗柯菲耶夫便是一例），也有人不置可否，而更多的音乐家是一种竭力反抗的态度。就连斯特拉文斯基本人，也就记此转向了“新古典主义”的音乐创作。
斯特拉文斯基创作了三部著名芭蕾舞《火鸟》、《彼得卢什卡》、《春之祭》。《春之祭》描写了俄罗斯原始部浓介政读著病衡析呀省无族庆祝春天的祭礼，既有鲜明的俄罗斯风格，也有强烈的原始表现主义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