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作家评论

关于王小波

内容摘要:王小波,生于1952年,逝于1997年,也是一个逝于华年的作家,而且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传奇,一个自由与理性的传奇。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他还是一名浪漫骑士,一名自由思想者。①他热爱枯掘颂文学,在全家人都投身于理工时他独自义无反顾地执笔文章。他在文坛里创造了一个神话,留给我们一个“小波现象”。在那个禁欲又愚昧的年代里,他笔下却出现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性的描写,既有常态的性,又有变态的性。但是不论怎样的这种描写在他的笔下确是干净的、自然的,如同我们的生活本身那样;在他的笔下,性又是极具反抗性、颠覆性的,在那种压抑的环境中他的描写就如一阵自由奔放的风袭入人们死水般的生活。而这种现象在他的小说《黄金时代》中表现尤为突出。
关键词:一小波之死 二自由与理性 三小波笔下的性

正文:难忘的是1997年4月11日,一代天才作家王小波溘然辞世,一个有那样重量的人,说去就去了。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没有惊动周围的任何人,就像一缕轻轻的春风吹过世间,为我们带来丝丝清爽阵阵清香的时候却很快地消融于这个愈来愈污浊的大气中。“日本人爱把樱花比喻为散笑人的生命,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凋谢了。小波的生命就像樱花,盛开了,很短暂,然后就溘然凋谢了。”②正如其妻子李银河说的那样,王小波几乎是神奇地出现于中国文坛,又流星般的倏然离去(在为文学界做出莫大贡献的时候,他竟然选择游离在任何文学机构之外,包括中国作家协会),他之于我们,似乎永远都是那样一个特立独行的奇迹存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王小波,1952年4月13日出生于北京,1997年4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于家中,去世时,距离他45岁生日仅仅两日。世人皆言“自古红颜多薄命”“文章憎命达”,而小波不是红颜却仍是英年早逝,不可以不说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一大损失。去世时,他年仅45岁,可以说他是逝于华年,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绝对是毫无矫饰色彩的,这只是对一个直接而又令人心痛的事实的陈述而已。四十五岁,是一个思想者思想成熟的年纪;是一个男子应该大展宏图的年纪;是一个渴望书写传世之作的作家问鼎巅峰的年纪;更何况没郑是小波这样一个蛰伏了如此之久的天才作家。我,仅仅是他的一名读者,甚至算不上是他的读者,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并理解了他,作为仅仅读过他的《黄金时代》以及几篇杂文的我有何种资格说理解了他?但是我想他停止呼吸的前一刻他一定有颇多遗憾的,这样一个自由的人,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浪漫骑士却最终被死亡束缚住了手脚。他无法挣脱,那或许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无力感。李银河曾说:“三岛由纪夫在《天人五衰》中写过一个轮回的生命,每到十八岁就会死去,投胎到另一个生命里。这样,人就永远生活在他最美好日子里。他不用等到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人变丑了,就悄然逝去。小波就是这样,在她精神之美的巅峰期与世长辞。”③她的这一番言论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她对世人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心理安慰,毕竟一个女人最大的幸福不正是携手恋人慢慢变老么?每个读者又岂不希望日日都能读到自己喜欢的作品?小波去世了,他的历史给整个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动,这种震动,不仅仅是对一位英年早逝的有才华、有创造力的作家、学者的惋惜,更是对他所选择的独特生活方式所预示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品格的珍视。他的离世,使我们的文坛少了一位有天才能力的作家学者,也是我们的生活视野中少了一抹特立独行的自由的色彩。正如一位叫藏策的记者说的那样:“可以说在当代文学中,到今天为止,能够超越王小波的还没有。”④我想,王小波的离世造成的空缺似乎没有人知道有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填补。

王小波死后,他的作品得到广泛传播,仅《我的精神家园》就在六个月内三次印发。亲人朋友的怀念、文化界的惋惜、书商的投机以及新闻的炒作都造成了社会上“王小波热”的掀起。以至于王蒙就曾经在发文时亦要先声明“不敢跟着哄”,有“炒死人”嫌。⑤但是不敢怎么说,这也证明了一个无法否定的既定事实,那就是:王小波的死在某种程度上让他的文字与精神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他溘然辞世后,众多的纪念文字中出现率最高的字眼便是他一直致力于描写的“自由”与“理性”。这不仅仅是指他辞去高校教职选择了自由撰稿人的角色;也不仅仅指他在任何文学机构(包括作协)之外身为一个自由的“职业作家”;同时亦指他作为一个自由的思想者:他思考自由并以他独有的方式书写自由。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甚至在他身后构造了一次对自由的祭奠与庆典,构造了一位“浪漫骑士、一位行吟骑士、一位自由思想家”。在他灿烂而沉重的戏谑笑容背后是一颗浪漫骑士的心灵。在他的小说中“自由”与“理性”是一份清醒的伤痛,一个被沉思并拆解的对象,他不是在自由并理性地写作,而是对自由与理性的一种写作。在他的行为书写方式中,他是多重意义上的实践,一种间或充满着奇幻的非理性的场景。尤其是在那个禁欲的、愚昧的时代,他对性的描写更是离经叛道,这或许正是“自由”的写作,自由思想家吧。

前面已经说过,王小波的作品我只读过《黄金时代》一本而已,初读时同学还说:“这是什么书啊?那么……淫秽!”我还一度被当做不良少年呢!现在想想自己竟是那么的浅薄,这样一本好读且有趣的书竟会被误认为是“污对秽”的书!用现代的词汇来说就是“太伤感了”……90年代,知识界自由知识分子的想象似乎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幻,它既是一种潮流,又是一种时尚。而王小波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他的才情、智慧,作品乃至生存方式,无疑都是独特的,他选择了他喜欢的一切。在谈到他为什么会写作时,他说那是一种“减熵”,他说:“我们家的家训是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因为这些缘故,立志写作在我身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减熵过程。我现在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件事,除了它是个减熵过程。”⑥可是,就是在这个“减熵”过程之后,在王小波断断续续、反反复复的写作之后,他树立起了属于自己的特立独行的写作风格。王小波的作品和他的人是如出一辙的,小波从来不屑于修饰自己,只是自言自语般的自得其乐的叙述,而而所有关系重心却又似乎是与那个时代所背离的性。尤其是在《黄金时代》中,更是有许多地方谈到性,这一点王小波自己也直言不讳:“这种写法不但容易招致非议,本身就有媚俗的嫌疑……我这样写既不是为了找些非议,也不是想要媚俗,而是对过去时代的回顾。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时代。在非性的年代里,刑才会成为生活的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了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古人说:食色,性也。想爱和想吃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得不到,就会成为人性的障碍。”⑦在《黄金时代》里,王二和陈清扬的性爱关系看似非理性的,它的缘起是从讨论陈清扬是不是“破鞋”开始,然后王二用“义气”和“友谊”的话语形式引渡了陈清扬。它并不是传统的“爱”的结果,而全然只是一种生理需求:“我睡过去时,身上盖着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是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的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⑧这是文章开始时写到主人公王二21岁生日是的描写。在看后来王二搬到荒山上之后:“晚上我和陈清扬在小屋里做爱。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地热情。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我都能一丝不苟的完成。陈清扬对此极为满意。我也极为满意。”⑨但是,王小波在叙述性爱问题上是极有节制的。他张扬了性爱,但又没有抒情诗般的夸张修辞,他总是在必要的时候适可而止,并不是佐以戏谑和调侃,从而是小说具有了轻喜剧的风格和黑色幽默的意味。孟繁华曾这样评价他的写作:“王小波的故事既浪漫神奇,又平淡无比,是他,将一个不明之物还原于日常生活,性,既有诗意的魅力,又是不可替代的神话。”⑩而在我看来,王小波的这种叙事无异于一种公然的宣告,他公然向世界宣告:性不必躲躲藏藏,性不必鬼鬼祟祟,性就是一种不可改变的存在本身,无需羞愧!或许用他自己的作品里的话来解释他对性的看法会更为清晰:“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什么给人看的,这是存在本身。”⑾所以说,在王小波的笔下,性这个东西既是自然的,正常的人类行为,又是颠覆的,抗争的,是对传统压抑环境的一种抗争,一种非暴力的对抗!

注释:⑴《新闻出版交流》 1998年第6期《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
⑵《新闻出版交流》 1998年第6期《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
⑶《新闻出版交流》 1998年第6期《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
⑷《王小波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9年7月第一版第5页;
⑸王蒙《难得明白》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年《王小波作品集·代序》;
⑹《香港文学》 1994年3月版 第111期;
⑺《出版广角》 1997年第5期;
⑻《黄金时代》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1月第一版第6页;
⑼《黄金时代》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1月第一版第17页;
⑽《南方文坛》1998年第5期;
⑾《黄金时代》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1月第一版第39页;

求课程论文鉴赏近现代作家作品不是当代作品啊30

近现谓告达晶倍检队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范泉作品鉴赏
范泉编辑的丛书报刊各有其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本文限于篇幅不同能一一论及,这里仅举出路总境放范放费视六东英丛书和刊物各一种略予评说。丛书中可举"青年知识文库"为例。该丛书分三辑陆续出版,第一辑二十种,第二、三辑各十种,全酒观跑套丛书共四十种,其规模在当时可算是比较宏大的,此其一;其二坏波川利村,丛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时事、社会、历史、文学、语言、戏剧、电影、美术乃至生物、星象等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许多领域的知识,给抗战胜利前后迫切需课步船要补充知识营养的广大青年读者提供了极好的读本,在当时产生了一一定的影响。其三,范泉约请了诸多名家为该丛书撰稿,如吕思勉、朱维基、锡金、赵景深、吴听末前政坏严切景崧、钱君句、储玉坤、洪为法、方君逸(吴天)、鲁思等,均一时之俊杰,班氢先映作左规艺胶让这些专家、学者、作家写普及性的知识读物,是否开先河之举尚有待考证,但这种组稿的构想无疑对提高丛书的水准、扩大丛书的号召力,起了很好的作用。他编的刊物站宣伯还罪七械裂就须连中影响最大者,当然要数《文艺春秋》。该刊创刊于1944年10月,终刊于194防玉9年4月,前后总共出版四十四期事大一半变伟书频宪续贵,是四十年代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基本上按月出版、囊括了当时国统区绝大部分重要作家、进步倾向十分鲜明的一个文艺刊物。它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我国现代文学史和现代出版史初剧述每子得举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作为该刊的交棉小主编范泉,也因此蜚声温分别福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跻身于中国著名编辑家的行列。该刊的编辑思想、编辑风格和编辑艺术,将为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编辑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建国之初,范泉曾经担任过《上海印工》报的编辑。但还没有来得及在新中国的舞台上大展身手,就被运动所伤,贬谪到荒凉的大西北,失去了基本的工作条件,当然更远离了自己酷爱的文学编辑事业。然而,当春风重新吹拂大地、他重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之时,他又很快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重大编辑工程,有的甚至虽早了可以说是编辑奇迹。

他的第一项编辑工程是1980年4月在西宁创办的《中小值孙如晚念冷括随来尼学语文教学》杂志。在西宁这样偏僻的地方,要办一份在全国发行的刊物,无疑困难重重,但他就是有这个能力,把这份小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影响遍及全国。他的办法是,不但留待左发千本富孔内约邀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如茅盾、叶圣陶、李何林、赵景深、吕叔湘、许杰、骆宾基、陈伯吹等人为该刊撰稿,而且积极组织、培养省内外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写作队伍,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发表文章的方便,从而大大提高了,刊物的质量和知名度,大大提高了青海中小学语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此刊虽然只出版了三年共三十二期,但在青海教育出版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对范泉在青海编《中小学语文教学》一事钦佩不已。

他的第二项工程,是编纂出版中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辞典》。这部填补现代文学研究空白的辞典,是他带着两个研究生,跑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调动了全国范围内(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的健在的老作家、当事人,以及广大研究者、知情人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并争取了北京、上海等地国家大图书馆和各地高等院校图书馆的通力支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予以完成的。此书尽管不可避免地还有某些缺陷和不足,但作为一部拓荒性的著作,它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研究的一块里程碑。

从青海回到上海以后,他以年逾古稀之躯,主持完成了两项连年轻人都望而生畏的大工程。一项是《文化老人话人生》。该书的篇幅应该说不算太大,但涉及的作者有八九十位,而且都是年龄在七十岁至一百一十岁的著名文化老人,包括作家、科学家、戏剧家、翻译家、音乐家、书画家、学术理论家、表演艺术家和新闻出版家等等,他们有的工作繁忙,有的体衰力弱,约稿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范泉凭着他的良好的朋友关系和顽强的工作精神,在几位年轻人的协助之下,仍然圆满地完成了预定的计划,并且以他独特的编辑构思,为读者奉献了一本极为难得的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和形象可观的文献枣义的高品位的图书。第二项便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该书同样是一部填补学术空白的拓荒之作,而规模之巨、难度之大,超过了他以往主持的任何一项编辑工程。他知难而进,运筹帷幄,在上级领导的支持和同事、助手的协力下,组建了由全国各地第一流专家学者组成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编辑班子,又创造性地通过《(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辑工作信息》简报的形式集思广益,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学术争鸣和学术交流,从而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保证了大系应有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学术性。作为该大系的总编纂,他不顾年迈体衰,夜以继日地忘我劳动,并且首先亲自树立一块样板来规范各卷的工作,为整个大系的工程高质量的胜利峻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部三十大卷、两千万字的巨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是他编辑生涯中继《文艺春秋》之后的又一座丰碑。该书之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是国家和人民对这位卓越的编辑家的最好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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