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二关于百年新诗的评价,作者是如何展开论述的
百年新诗，客观地说，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反对意见也非常尖锐。早在1930年代，新诗诞生十五年之际，新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鲁迅就对当时新诗表示失望，认为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新世纪初，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生命沉思录》一书中，也认为新诗是一个失败，说朦胧诗是“英雄欺人，以艰深文浅陋。”当然，声称新诗已取得辉煌的也不在少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代诗歌已走在同时期世界诗歌前列。

鲁迅

胡适
我个人对此抱着相对客观超脱的态度，恰如前面所述，首先，这与一个与中国现代性息息相关的问题，可以说新诗的问题本身就是事关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中国现代性所有的问题，中国新诗也有。其次，对于新诗发生和意义的判断，应该要放到一个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看待新诗的成败得失。我一直认为冯友兰先生的一段著名的话，特别适合用来讨论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及理解新诗与旧诗，那就是他在《西南联大纪念碑文》中说的：“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银空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上讲还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衡量，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新亦旧”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新诗的发生，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发展必然出现的事件，是一种天命。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部分）
学者李泽厚就对新诗新文学予以高度肯定，他说：五四白话文和新文学运动是“成功的范例，它是现代世界文明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冲撞而融合的一次凯旋，是使传统文化心理接受现代化挑战而走向世界的一次胜利。五四以来的新文体，特别是直接诉诸情感的新文学，所载负、所输入、所表达的，是现代的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生活；但它们同时又是中国式的。它们对人们的影响极大，实际是对深层文化心理所作的一种转换性的创造”，他特别举例现代汉语在输入外来概念时，所采取的意译而非音译方式，很有创造性，文化既接受了传入的事实，又未曾丧失自己，还减少了文化冲突。“既明白如话，又文白相间，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合为一体。”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一点，以往讨论过于夸大了新诗与旧体诗的巨大断裂，其实，只要新诗还使用汉字，汉字里所有的信息、内容乃至价值意义，就还在传承，就不存在断裂。如果仅仅语言形式的变化就算断裂，那印度这样的国家连文字都完全改变了，但印度还在强调传统和本土意识，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李泽厚
百年新诗的积极意义不容否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诗对新思想新文化变革有着强大的催化乃至推动作用，在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早期新诗人的诗歌中，自由、民主、平等、爱情及个性解放等现代观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现代思想的启蒙和普及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具有某种开天辟地的意义，在郭沫若的《天狗》等诗中，个性的张扬和自我解放达到极致。郭沫若站立东方遥望地平线，欢呼着新的世纪曙光和时代精神，赞美新的时代气象。 郭沫若的形象因此是一个时代歌手和号角的形象，他的《立在地球边上放号》一诗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在《女神》中， 郭沫若将五四以后呈现新景象的中国誉为“凤凰涅磐”，寄予新生的希望；这种对“新”的追求，正是区别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标志和象征。冰心则是美善与爱的呼唤者，这也许因为冰心的留学背景，她给中国诗歌带来了相对匮乏的关于爱的现代观念，除了母爱、情爱、友爱，更重要的，还有博爱，包括对大自然和世界万物的爱。冰心自己称之为“爱的哲学”，这种“爱的哲学”是建立在现代民主、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爱的哲学”的宣扬，现在看来没什么特别，当时却是石破天惊，冰心也因此奠定了其文学史意义。此友巧后，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等开始强调“诗歌自身的建设”，主张新诗不能仅仅是白话，还应该遵照艺术规律，具有艺术之美和个性之美。戴望舒、李金发等则侧重对欧美现代诗艺如象征主义、意象派的模仿学习。抗日战争开始后，艾青、穆旦等在唤醒民众精神的同时继续新诗好搏键诗艺的探索，尤其艾青，其现代意识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现实遭遇，及对底层民众颠沛流离命运的深刻同情和悲悯，在流亡道路上相继写出了《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等著名诗篇。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及东欧、拉美诗歌的影响，积极昂扬向上的革命抒情主义一度占据主流，并为新中国奠定思想基础及美学典范。郭小川、贺敬之等成为代表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