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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勾勒中国现代象征派诗的发展轨迹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分别出现在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的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都是“取法象征派”的诗歌流派。前者生硬、怪异，后者深得象征派精髓而又跟民族传统相融合，在艺术上取得了自主自觉的意识。通过对这两个诗派及其代表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论述，基本上揭示了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敏迹此程。
关键词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流变
20年代中出现的象征诗派，是继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之后新崛起的又一支诗坛“异军”。这一诗派以其独特的诗艺为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开创了一股象征主义诗风。朱自清在谈到这个诗派时说：“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①〕。

开创象征主义文学创作

象征诗派在20年代中期的崛起，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是新诗自身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退潮后，受过新思潮激荡的敏感的文学青年，开始从狂热的高歌呐喊转向苦闷彷徨。这种带有感伤色彩的“时代病”曾一度泛滥于文坛。象征主义诗人那种逃避现实的以幻想为真实，以忧郁为美丽的“世纪末”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使他们在诗作中偏重于汲取来自异域的营养果汁，用来渲泄积淀在心底的感伤和郁闷。而从新诗本身的发展来看，早期新诗在完成了“诗体大解放”的任务后，开始依着新诗本体的艺术规律去追求自身的提高与完善，早期新诗，包括写实派的白话诗和浪漫派的自由诗，虽然较彻底地挣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抒发思想情感，为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在艺术上，大多数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②〕。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格律诗派，用丰富的想象和奇丽的譬喻发展和提高了新诗的抒情艺术，增富了诗的语言，这是新诗的又一进步。几乎同时，另一些饱吮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乳汁的诗人，又不满足于新格律诗所展现的那一幅幅平面的感情画面，而另辟蹊径，去追求桥迅一种立体的雕塑效果了。他们从国外（主要是法国）引进象征主义的诗艺，给新诗带来一种奇异而陌生的艺术光芒。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并没有成立过团体，没有发布过共同的宣言，更没有清一色的机关刊物，只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征比较接近，形成了相似的流派风格，所以在文学史上常被划归一派。这一派诗人除李金发外，还有诗集《圣母像前》（1926年）的作者王独清，《旅心》（1927年）的作者穆木天，《红纱灯》（1928年）的作者冯乃超。这三位均为后期创造社诗人，他们除了共同倾向于法国象征派外，在创作上又各有特色。王独清的诗虽以敏锐的感觉去捕捉朦胧的诗境，但仍保留较浓厚的拜伦或雨果式的浪漫气息，在表现艺术上也“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把感情寄托于幽微渺远的意象中，讲究音节的整齐，却不致力于表州哗现色彩，冯乃超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用丰富的色彩和铿锵的音节构成艺术氛围〔③〕。姚蓬子和胡也频也属于这一派。姚蓬子有诗集《银铃》（1929年）出版，他的诗以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著称，用的是自由诗体制。左翼诗人胡也频，受李金发的诗风影响较深，他用象征艺术去喷射真情实感，所以于朦胧中还能让读者感受到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他也采用自由诗体，代表诗集是《也频诗选》（1929年）。
最突出地体现了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又明显地留下了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移植”痕迹的，是被称为“诗怪”的诗人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原名遇安，又名淑良，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国家美术院学习雕塑，次年开始从事新诗创作。此时正值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兴起，他爱不释手地捧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以及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诗作。这些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内容和迥异于别派诗的技艺，使他受到了极深的浸润，对他后来的诗作产生深刻的影响。1925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出版，引起了诗坛的震动，一方面是周作人等人的高度奖掖，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④〕，是“新奇怪丽的歌声”〔⑤〕；另方面，也有不少人批评这些诗“太神秘、太欧化”，叫人难以索解。接着，他又出版了诗集《为幸福而歌》（1926年）和《食客与凶年》（1927年）。朦胧与晦涩，是他诗作主要的艺术特征。就李金发的作品而言，他的诗不乏丰富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比喻，在营造意象、揭示人的深层意识等方面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在诗中大量引进绘画和雕塑艺术，以及流贯在他许多诗作中的那种浓郁的异国情调，对当时多数读者来说，的确是“别开生面”的。但他对法国象征诗的引进大体上采用“移植”的方式，不是消化后的吸取，常常是生搬硬套。他的诗在意象的组接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违常理，在语言运用上文白相杂，句法欧化，又任意嵌进外语词汇，使得诗境残破、晦涩，读起来很倒胃口。当然，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新诗艺术进化的历程，就应该看到，李金发把象征主义诗艺引入新诗创作，还是有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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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新诗史上，象征派的出现，是新诗表现艺术的进步。这种以灵敏的感觉、奇特的意象和新鲜的比喻，把思想感情组织在高度压缩的结构里的象征艺术，对丰富和提高新诗的艺术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诗作有下列特征：
（一）注重开拓诗的象征、暗示功能。李金发认为，象征于诗的重要性，“犹人身之需要血液。”〔⑥〕这一观点和法国象征诗人视诗为“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象征派诗人把客观外物视为能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能与人的心灵相互感应契合。这种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情感，一般称之为象征，李金发的代表作《弃妇》，就使用了富有感染力的意象和新颖独特的比喻，来镌刻出弃妇这一凸出而鲜明的形象。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弃妇披散在两眼之前的长发和“衰老的裙裾”，以及内心的隐忧与哀戚，展示出这位被人世所委弃的妇女的深哀巨痛。诗的前两节以弃妇自述的口吻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被逐出家门后，只能露宿荒野，在断墙颓垣间苟且栖身，已完全厌倦人世了。于是，以披遍两眼的长发为屏障，来隔断丑恶人间向“我”投来的羞恶嫉视和一切尔虞我诈的流血争斗与死亡。但每当黑夜，“我”的心就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生怕有灾祸袭来。即使是细小的蚊虫鸣声，于“我”，也像那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吼。在孤苦无助的处境中，唯求上帝之灵来怜悯抚慰“我”了，否则，“我”只有随山泉和红叶撒手而去。后两节突然改变了人称，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弃妇的“隐忧”与“哀吟”。度日如年，尽管黑夜将至，一整天的“烦闷”也不能化为灰烬飘散，仍郁结在心底。这样还不如死去的好，让灵魂随游鸦之羽飞向天际，或者飘向海滨，逍遥地静听船夫的歌。最后一节写弃妇哀吟着“徜徉在丘墓之侧”，热泪早已干涸，只有心里的血泪“点滴在草地”，“装饰”这丑恶、冷酷的世界。
象征诗里的物象既是它们本身，又不仅是它们本身，具有内涵的多义性。“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⑦〕弃妇，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其象征体自然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是诗化了的悲苦人生的一幅剪影，诗人通过她凄苦的命运向不公道的社会倾吐自己幽愤之情。这样的创作意图不能排斥。因为同一时期，李金发也创作过类似题材的雕塑作品，据知情人说，“他的雕刻都满足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入鬼魅之窟。”〔⑧〕但作为一首象征诗，则要求我们更多的要从它的象征义上去索解。比之那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写，象征诗更有那“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这就“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远的东西”〔⑨〕。联系李金发在国外留学时期遭歧视打击和所受的爱情创伤，以及象征派诗歌渲泄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思想的浸染，就应该领悟这首诗更深的内涵，在弃妇的形象上，诗人是寄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许许多多被不公道的社会所遗弃的人的悲哀、惶恐、孤独与厌世的情绪的。可以说这是一支人生命运的悲歌。弃妇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这种多义性的内涵，在于诗人注重开拓诗的象征的功能和暗示功能，使读者能“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去开展联想，理喻到某些“更深远的东西”。象征的多义性，暗示的弹性和张力，是象征诗特有的技巧。
（二）追求意象的凝定。李金发的诗作极力避免对事物作白描式的描写或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力求化思想、情绪、感觉为可感触的具体形象，追求立体的雕塑感。如《爱憎》一诗，诗人这样来状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蜘蛛在风前战栗，无力组世界情爱之网了”。而写他孤独寂寞的心境，都用“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我的》）。写人生之路的困苦、艰难跋涉：“我已破的心轮，永转动在泥污下”（《夜之歌》）。这些对世态、心境、人生的描述都是采取凝定意象的方式完成的。在风前战栗的蜘蛛是无力织网的，这一意象抒发出人们在人欲横流的险恶世途中无力回天的无奈感叹。“荒野的钟声”是如此的飘忽微茫，用它来渲泄灵魂的孤独。破碎的心轮，永远在泥污下艰难地转动，又暗喻了人生旅途的艰辛。所有这些思想情绪，在诗里都不是直接描写和抒情，而是化为意象，使抽象、流动的意念凝定成具象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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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三）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隐喻。想象的丰富和奇特，是李金发诗作的长处，这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周围现象观察的细腻和感觉的敏锐有直接关系。《弃妇》开头一段写夜幕降临、寄身颓墙断垣的弃妇顿生惶恐之感，如惊弓之鸟屏息凝神地倾听四周的动静，轻细的蚊虫叫声在她听来也如“狂呼”那样惊心动魄，“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蚊虫的鸣声用“狂呼”来形容已属夸张，而由此想到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号”，这联想就更奇特了，但却奇而不怪，正好反映出弃妇担惊受怕、预感到灾祸袭来的恐怖心理，浓重地渲染出笼罩在弃妇心头的孤苦无助的氛围。这样奇特的想象，它的触角已伸入人的隐秘的潜意识世界。至于比喻，更是象征诗的生命。李金发的诗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将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采用的是“远取譬”的方法。通常的比喻是以事物间相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而他诗中的比喻却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是产生于人的直觉，甚至幻觉、错觉的，这就大大地开拓了比喻的天地，使互相间十分疏远、几乎毫无联系的事物也能构成比喻关系。这种情况，在李金发诗作中随处可见，如：“我们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时之表现》），用“牲口践踏之稻田”来比喻生命残败、荒芜。“希望成为朝露，来往在我心头的小窗里”（《希望与怜悯》），以“朝露”来比喻希望的短暂和失落。“女人的心，已成野兽之蹄，没勾留之一刻”（《巴黎之呓语》），“野兽之蹄”给人以任意的伤害，和“女人的心”神似。“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以“死神唇边的笑”喻生命的荒谬，对生命本身抱一种嘲讽的意味。这些比喻，建立在对事物间新的关系的发现上，所以叫隐喻。
（四）形象和意境的高度跳跃。在形象与形象、意境与意境之间，抽掉它们联系的关系词语，使之相互间离，以加强各个形象与意境的突兀感和刺激性。评论家把这种手法称之为“观念联络的奇特”。那些省略掉的字句，就是诗的意义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力去搜寻、填补。《题自写像》一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李金发这种诗艺追求。试看这几句：“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啊！”意思大概是：我内心充满了如火的热情，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亮，正像我穿着草鞋步行，仅能行走世界的一小角落。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远走高飞，那是多么好啊，可是，我那敢有这般非份的奢想！这是诗人自己壮志难酬的感叹。这种不寻常的章法，难以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但却朦胧地泄露出诗人内心的感觉和情感。但省略的字句太多，所要表达的观念必然破碎、晦涩，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阻塞了读者通向理解的路。
（五）广泛运用通感修辞手法。打通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等感觉的界限，让它们彼此沟通和转换，往往能造成一种新奇的情境，能给读者带来意外的审美喜悦。李金发精于此道，把它广泛运用于诗作。像“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的幻觉》）；“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夜之歌》）；“山茶，野菊和罂粟，有意芬香我们之静寂”（《燕剪断春愁》）等，通过感觉的挪移、沟通与转换，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审美空间。
30年代初期出现在诗坛的现代诗派，既是初期象征诗派的一种继承，又是新月诗派演变发展的结果。
施蜇存曾这样概括现代诗派的“共同特征”：“《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⑩〕。这里提到的“现代人”和他们所“感受的现代情绪”有其特定涵义。所谓“现代人”，实际上是指一群远离现代斗争的漩涡、而又对生活怀有迷茫幻灭之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现代情绪”，实际上是指这群人特有的精神状态。他们“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中逃避出来”，把诗当作灵魂的逋逃王国，在一种超脱的幻象中寻求“苏息、净化”，“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是灵魂”〔①①〕；他们“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①②〕。这就形成了这一诗派的基本内容特征。对此，早在30年代就有批评家进行过准确的概括。最早提出现代诗派这一名词的孙作云，在1935年发表的《论‘现代派’诗》一文中，指出现代诗派“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屈轶在《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的文章中，也指出这个诗派创作的已“成了浊世的哀音”〔①③〕。现代诗派的诗人，都有一颗青春的病态的心，他们无可奈何地吟咏着：“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戴望舒：（《我的素描》）“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何其芳：《季候病》）“我们只是被年海的波涛，挟着飘去的可怜的沉舟。”（戴望舒：《夜》）“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在飘摇的小艇中。”（金克木：《生命》）“血的玫瑰，枯萎地在丧钟里颤抖着了。”（张君《肺结核患者》）……在这些诗人笔下，缺乏平民精神和社会投影，只是一些败叶秋蝉似的苍白情绪，基调是消沉的。

还有一部分，因为字数限制，所以没有复制进来
给你一个地址。里面讲的很好

名词解释：古典主义文学

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钱随其他国家。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16世纪，由于这两大阶级的冲突而爆发了长达当抓凯孩松36年的宗教战争，最后亨利四世成为国王就是这两大阶级妥协的结果。亨利四世为了安定局面，改奉天主教，1598基顶给括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东要过主教是国教。同时，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在17世纪上半叶一直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力量得到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王权，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强，抑制了贵族割据和分立的行动。路易十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他为了让贵族俯首听命，任命平民出身的柯尔柏和勒泰利耶管理财政，但是，他又让大贵族担任最高军职和神职，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社会安定和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乱。与此相应，17世纪30年代，流行一时的巴罗克文学迅速向古典主义文学过渡。波旁王朝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建立了发放奖金、津贴和检查的制度。1634至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要在语言文学方面设立适应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统一规范。当高乃依的剧作《熙德》违反了三一律时，官方理论家夏普兰就撰文加以干预。古典主义文学便是在来自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政策的条识预土零件下产生的。

古典主义的繁荣同路易十四的爱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关系。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虽然他喜欢崇高壮丽的风格，单县续假起增永夜川特已但他同样欣赏莫里哀的滑稽讽刺，莫里哀由于得到他的保护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取得《伪君子》上演的胜利。他使拉辛、布瓦洛等在文坛获得声誉。他尽管一言九鼎，却不愿强加一行字给文学。他深知天才与顺从不相调和，甚至容许作家有某个为止日面范温套种抨击社会的独立性。他并不喜欢拉封丹，但他的报复只局限于推迟这位寓言家入选学士院。这个热衷于荣耀的君主明白，后世会赞赏他，因为他是文学艺术的明智保护360问答人。?

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唯理主义是古典主义映笔几场措孔的哲学基础。他的《方法论》（1637）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也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笛卡尔提出要运用“纯粹的自然而然的理性”。他将人的思维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直觉和推理揭示真理；运用分析存年手感声顺盟令接六，透过复杂的事物找到普遍的真理；从孤立的因素出发，重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运用验证以弥补可能遗忘的东西。他是这样具体阐述的：“第一个原则是绝对只接受我明显势官自攻印曾异据住短市地认为如此这般的事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仓促从事和既定的想法，不多不少只理解如下传稳诗来师多宣威新况任的判断：那些非常明晰、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际，以致我没有任何时间怀疑的事物。第二个原则是把困难一个个区分开来，尽可能细致地审察每一部分，以便能最好地加以解决。第三个原则是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井井有条地引导我的思想，逐渐地、循序渐进地上升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设想出那些本来彼此不分先后的事物的次序。最后一个原则是在各方面都作完整的计算和普遍的查阅，以致我自信毫无遗漏。”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理性是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认识的根源，人凭理性认识万物的真伪，判明是非。他还认为万物之美全在于真，真存在于条理、秩序、统一、均匀、平衡、对称、明晰、简洁中，人凭理性才能认识这种真。八笔官此外，他的《心灵情感希论》（1649）主张意志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情感。笛卡尔的理论直接指导了况前最妈宽慢老突社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

古典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是：第一，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英明的国王，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古典主义作品大多描写主人公的感情与家族责任或国家义务的冲突，表现感情服从责任，游六汽余病算围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不少切照作品直接歌颂国王贤明，说路素它微现统或者由国王充当矛盾的裁决者和调停人。对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加以犀利抨击，表现出拥略判众逐地较七效护中央王权的强烈政治倾向性。第二，宣扬理性，要求克制个人情欲。布瓦洛指出：“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爱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有的作家将吝啬、伪善、淫邪等等看作是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横流，力求加以讽刺。第三，尖锐地抨击贵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愚顽、附庸风雅和想成为贵族的心理。古典主义作家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恶习和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和团体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尤其是喜剧，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第四，古典主义悲剧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这是宫廷和贵族上层生活的折射。其中，高乃依的悲剧排除了古代悲剧的灵魂——命运观念。他笔下的英雄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这种人物虽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他能从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战胜巨大的困难。古典主义喜剧、寓言和散文则接触到第三等级，具有较广的文学视野和较多的民主精神。较之悲剧，喜剧、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思维也较为活跃。喜剧描写到资产阶级、平民、学者、医生、戏子、仆人、厨师等等；寓言除了以动物写人外，也接触到同样多的人物；散文除了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人物特写，哲理沉思，善于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第一，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第二，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第三、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第四、人物塑造类型化。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古典主义文学以法国成就最大。弗朗索瓦·德·马莱布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他要求语言准确、明晰、和谐、庄重。他反对七星诗社丰富语言的方法，不主张运用古字、复合字、技术用语等等，要让语言“纯洁”化。其次，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反对七星诗社所主张的跨行、元音重复。他用韵严格，规定了诗节的长短，表达倾向于冷漠，认为诗歌要说理。他的创作少而精，《劝慰杜佩里埃先生》以劝告失去女儿的友人要节哀为内容，说理透彻而委婉，富有理性精神，格律严整，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熙德》（1636）根据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喜剧《熙德的青年时代》写成，描写男女主人公在荣誉、义务与爱情的冲突中所作出的抉择，表现理性终于战胜了情欲。这是古典主义第一部典范作品和奠基作。剧本写出了男女主人公面对履行为父报仇（施曼娜的父亲因嫉妒罗德里克的父亲当上太子师傅，打了对方一记耳光）的义务而产生的内心冲突，罗德里克此时有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我的荣誉，要替父亲报仇，就得放弃我的爱人，一方面是高尚而严厉的责任，一方面是可爱而专横的爱情!复仇会引起她的怨恨和愤怒，不复仇会引起她的蔑视。复仇会使我失去我最甜蜜的希望，不复仇又会使我不配爱她。”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尽管强烈，最后还是向封建荣誉屈服了。关键时刻他为国立功，击退摩尔人的入侵。于是国王出面裁决，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国王是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调停人的象征。高乃依写过30多个剧本，较重要的还有《贺拉斯》（1640）、《西拿》（1642）、《波里厄克特》（1643）。他的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庄严崇高，这也是古典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美。他的剧本题材和内容崇高庄严，他主张悲剧要写“著名的、非同寻常的、严峻的情节”，即指往昔史实或传说中有名的插曲，要写有关君王、统帅、圣人、英雄的故事，情节要激动人心，“其猛烈程度能与责任和血亲的法则相对抗”，它牵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较之爱情更为崇高壮伟的激情”。根据这些原则写成的剧本，风格必然崇高庄严。他的语言也显示了这种特点。人物道白雄辩有力，充满激情，严谨周密，像格言一样铿锵有声，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

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是让·拉辛（1639—1699）。他创作的《安德洛玛克》（1667）以女主人公为保全儿子生命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为满足情欲而置国家利益和义务于不顾的人物，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情欲横流。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在城邦被攻陷后，成了希腊爱庇尔王庇吕斯的女奴。庇吕斯爱上了她，以处死她的儿子为要挟，迫使她屈服，并居然拖延与斯巴达公主的婚期。公主指使自己的追求者希腊使节杀死庇吕斯，又因后悔而自杀。剧中的国王为了满足情欲不顾民族利益，公主为了泄恨超越报复界限，希腊使节为了迎合意中人的愿望而违拗使命，甚至成了弑君凶手，他们都缺乏理性。唯有安德洛玛克一心要保存复仇根苗，机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费得尔》（1677）的女主人公身为王后，却爱上了国王前妻之子，她发现王子另有所爱后，便加害于他，最后悔恨交加而自杀。她也是一个滥施情欲、缺乏理性的人物。拉辛的后期作品有《爱丝苔尔》（1689）、《阿塔莉》（1691）。拉辛善于刻画女性心理和思想发展过程：安德洛玛克先是想洁身自爱，随后感到不能两全其美，便企图牺牲自己，保存儿子，假装允诺与国王结婚；费得尔对自己的感情开始时守口如瓶，一旦时机成熟，竟脱口而出，被拒绝后又感到羞愧，待到国王返回，则迫不及待将责任推诿于人，最后王子遇难，自知有责，终于坦白。人物心理发展过程写得细针密缕。拉辛将“三一律”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把古典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高峰。他的剧本没有多余的场面和插曲，更重要的是，剧本一开始，矛盾就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田地。《安德洛玛克》选取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刻拉开帷幕，略去了矛盾的发展过程。《费得尔》在女主人公吐露真情时开场，以前的故事不必赘述。这样，总矛盾一下子爆发，在一天之内酿成悲剧便顺理成章。另外，拉辛沿袭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认为命运像恶魔一样主宰着人物的行动，悲剧美由此而产生，所以他的剧本总是描绘导致悲剧的必然过程，不像高乃依的剧本，需要给人物制造一些障碍，因此拉辛的剧本更具悲剧性。

让·德·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诗》（1668—1694）力图反映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这是“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宇宙是它的舞台，人、神、兽、一切都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拉封丹敢于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狮王的暴虐虚伪，大臣的逢迎拍马，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强暴荒淫，小民的无辜和受宰割，都得到了生动再现。在结构上，拉封丹力求将寓言写成压缩的剧本，有开场、发展、结局。对话写得活泼自然，显示出人物的个性。韵律千变万化，诗句自由而朗朗上口。他将寓言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诗的艺术》（1674）提出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他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模仿自然，自然指宫廷和城市生活；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是最高准则，必须遵守“三一律”；文学体裁有高低之分。

法国古典主义的散文创作也较有特色。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的《致外省人书简》（1656—1657）为受压制的让森教派辩护。《思想录》（1670年发表）阐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1678）被看作欧洲第一部较有成就的心理小说。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性论》（1688—1694）以人物素描、格言警句、故事寓言等等，描绘了17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风俗，尤以宫廷贵族和暴发户的人物肖像最为出色。弗朗索瓦·德·费纳龙（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主要取材于《奥德修纪》第四章，从中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主张。

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但它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痕迹明显，独创性不够。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论戏剧体诗》（1668）等阐述了古典主义法则。《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讽刺辉格党人阴谋拥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为王位继承人，写得诙谐生动。他写过不少“英雄剧”，描写贵妇人和骑士的爱情纠葛，歌颂过时的理想，美化宫廷生活。威彻利（1642—1716）写过一些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喜剧。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的创作使英国古典主义达到高潮。《批评短论》（1711）宣传布瓦洛的理论，提出“优美趣味”说。《夺发记》（1712，1714）描写两个天主教家庭的争吵，讽刺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1735）抨击为所欲为，道德败坏，却逍遥法外的身居高位者。他的作品意象丰富，语言精练，有的名句如“错误人皆有，宽恕最可贵”成为英语谚语。

此外，德国的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推崇理性，倡导“三一律”，对德国民族语言的规范和剧坛的整顿起过作用。他的理论有助于启蒙精神的发扬。俄国在18世纪才接受了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取其“歌颂贤明的君主”这一思想，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服务。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烈夫》（1747）、《西纳夫和特鲁沃尔》（1750）等悲剧宣扬感情服从理智，权益服从义务的思想，形式上严守“三一律”，促成了俄罗斯剧院的诞生。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突出作用是完成语言的建设工作，《俄文语法》（1755，1757）、《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7）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把文学体裁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文体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为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伊丽莎白女皇登基颂》（1748）充满高昂的爱国激情，赞颂英雄业绩，为他的诗律主张提供了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