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的作
東漢末年，社會動蕩，政治混亂。下層文士漂泊蹉跎，遊宦無門。《古詩十九首》就産生于這樣的時代，表述着同類的境遇和感受。這十九首詩歌，基本是遊子思婦之辭。具體而言，夫婦朋友間的離愁别緒、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無常之感，是《古詩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有些作品表現出追求富貴和及時行樂的思想。這段話指出了《古詩十九首》所表達的情感，是人生來共有的體驗和感受。如：表現思念故鄉懷念親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現思婦對遊子深切思念和真摯愛戀的《凜凜歲雲暮》、《客從遠方來》和問《迢迢牽牛星》；表現遊士對生存狀态的感受和他們對人生的某些觀念：《回車駕言邁》、《明月皎夜光》。總之，《古詩十九首》所抒發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幾種情感和思緒，是“人同有之情”。因而，這些詩歌能夠永久地感動人，千古常新。同時，它以藝術的方式，《古詩十九首》深刻地再現了文人在漢末社會思想360問答大轉變時期，追求的幻滅與沉淪，心靈的覺醒與痛苦，學者所謂“逐臣棄友、思婦勞人、托境抒情、比物連類、親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質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歎之”（王康《食地突即斤會派味找古詩十九首繹後序》），良非供虛言.《古詩十九首》在揭露現實社會黑暗，抨擊末世風俗的同時，也隐含了詩人對失去的道德原則的追戀。這種無可奈何的處境和心态，加深了詩人的信仰危機。事功不朽的希望破滅，詩人乃轉而從一個新的層面上去開掘生命的價值。無論是露骨宣稱爲擺緻待根決看計樹沿衆例推脫貧賤而獵取功名，還是公開聲言要把握短暫人生而及時行樂，總之是喪失了屈原式的執着。在舊的理性規範解除之後表現出來的生命沖動，由于受到曆史傳統、客觀環境和自身文化積澱的束縛，很難獲得健康、樂觀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在感歎短暫的人生時，雖出言憤激，卻也并非真是甘心頹廢，有人仍在潔身自好，尋覓精神上的永恒。《古詩十九首船米電大文以在龍紅要》還有一類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遊子思婦的現實生活與謂回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古詩十九首》的相思懷人之作，不少是從女性角度着筆的。首先，這是由于在宗法社會中，女性因其特定的處境，隻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少國些率宜被城審損于愛情和婚姻關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環境與心靈世界的狹小封閉，使她們隻能在孤獨中無止境地去咀嚼體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細膩，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豐富的情感和敏銳的觸角，與其生活環境中的種種事物相交流，又使這些事物成爲女性心理最爲動人的物化形式，并爲詩人的創作提供了意蘊豐否筆究端況厚的意象和意境。漢末文人則已在相當的程度上，具有了與女性世界作心靈溝通的現實基礎，他們抒銷媽宗些職認工損系寫女性的不幸，不僅有真誠的理解與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飽經憂患與痛苦的人生體驗。《古詩十九首》之多從女性角度寫相思之苦，并能由此獲得普遍而久遠的藝術魅力，原因便在于。《古詩十九首》以藝術的方式，表現士子的社會境遇、精神生活與人格氣質，并由此透視出漢末社會生活的一個側面，有相香良護色當重要的認識意義粉講律持解爾河敵害線筆。 漢初的治國思想爲黃老之學，後武帝以儒學一統，黃老失勢，在與儒學合 流的同時又與莊子思想逐漸融合，形成了漢代社會道家的特殊風格。憂生懼禍是老子思想的一部分，到了莊子，更是把這種心理凸顯出來。受這種社會思潮 的影響，知識分子更加強化湖活帝己率孩政建遊排環了生命意識，與此相對應的是感歎人生的短暫和對 死亡的思考。個人意識的覺醒和生命價值的發現使漢代文人開始憂慮時光的匆 匆流逝，進而縣波呼稱鎮降血沿兩又對死亡充滿困惑和恐懼，海犯房秋他們想要在這有限的人生畫布念福士司茶上盡量 的揮灑，以表達對生的尊重和欲求，但現實的不公正已無法改變，隻能通過增 加生命圍臉備晚連的密度來實現價值，及時行樂就是這種思想的衍生品。道家講究的是清 心寡欲，但也認爲人要順從自己的人性和欲望，欲望無法得到滿足，就會激發人内心的情感波濤。“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 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不如飲美酒，被服纨與素”、“人生非金石，豈 能長壽考？奄忽随物化，榮名以爲寶”、“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這些失意的貧士在窮困和憂患之中隻能 用說反話來表現内心的苦悶。這種人生的悲劇感，根本上是由于詩人面對生命 價值和尊嚴的被扼殺，産生了強烈的反叛意識，縱欲的内在是徹骨的悲涼。對于世俗生活以及社會私情的關注帶來了真我個性的回歸，道家思想喚醒了詩人在時代苦悶之下的生命意識。詩人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生命價值和情感取向，抒情化的表達和個性的彰顯最終把文學帶上了緣情之路。《古詩十九首》受到道家學說樸實自然爲美的影響，道家強調情感的自由抒發，追求自然和簡樸文風，因爲大道本身樸實無華的。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十九首的整體風格都呈現出一種淺顯沖淡，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感。 老莊思想中有憤世嫉俗的一面，道家雖主張恬淡虛靜，卻也不遺餘力的抨 擊黑暗的社會現實。《古詩十九首》雖爲抒懷之作，但造成詩人憤懑傷感的主要 原因還是由于統治階級、官僚制度的不公平和不合理。《青青陵上柏》中宛洛的 達官貴族冠帶相索，上層社會如同一個封閉的體系，外人難以進入。《明月皎月 光》中昔日的同門之友，也因爲飛黃騰達而棄詩人于不顧等等。這些都從側面鞭笞了社會的黑暗現實，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漢代雖然采取“獨尊儒術”的思想統治政策，但是道家思想始終是其時代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到了東漢，經學衰頹，老莊複歸，對士人的影響日漸從 隐性變爲顯性。在整個社會思潮的影響下，貧士失志的文人已經在現實打擊下心灰意冷，毫無鬥志，于是轉而想從道家思想中尋求解脫。所以 他們的詩歌創作必然被這種心理影響，在向道家回歸的同時，由于文人一直以 來都受到中國正統儒家思想的熏陶，于是心态就呈現出了矛盾的兩重性。不過 也正是由于詩人胸中蘊藏着儒道兩種思想，中國兩種傳統文化的精髓均在詩中 得以展現，才使得《古詩十九首》具有如此獨特的藝術魅力。《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從樂府民歌汲取養料，滋養自己的創作。他們有感而發，語言樸素自然，描寫生動真切，決無虛情與矯飾，更無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渾成的藝術風格。劉勰《文心雕龍·明詩》中就這樣概括《古詩十九首》的藝術特色：“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怅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1．抒情詩的典範。長于抒情，卻不直言，委曲婉轉，意味無窮。從寫景叙事發端，極其自然地轉入抒情，水到渠成，而又抑揚有緻。2．質樸自然。從情感說，《古詩十九首》感情純真誠摯，沒有矯揉造作；從藝術表現說，它的寫境用語好像都是信手拈來，沒有錯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詩境。3．情景交融，物我互化，渾然圓潤的藝術境界。《古詩十九首》所描寫的景物、情境與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過或白描、或比興、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渾然圓融的藝術境界；4．語言精練。《古詩十九首》語言淺近自然，卻又極爲精煉準确。不做艱澀之語，不用冷僻之詞，而是用最明白淺顯的語言道出真情至理。傳神達意，意味隽永。遣詞用語非常淺近明白，“平平道出，且無用功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卻涵詠不盡，意味無窮；《古詩十九首》的語言如山間甘泉，如千年陳釀，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韻味。此外，《古詩十九首》還較多使用疊字，或描繪景物，或刻畫形象，或叙述情境，無不生動傳神，也增加了詩歌的節奏美和韻律美。事物總是具有兩面性的，由于情緻與才藻的關系是中古後詩史中的一個主要矛盾，而《古詩十九首》完美地處理了這一矛盾，因此，後世凡是遇到形式主義詩風擡頭，進步詩人總是将《十九首》與詩、騷、漢樂府一起作爲自己的旗幟，《十九首》在詩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積極的。然而因爲《十九首》的作者與勞動人民畢竟有一定距離，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不夠寬廣，它的詩境又主要表現爲蘊藉含蓄一路。因此當後世出現在思想史上直指現實，激切鋒利；或在風格上發揚踔厲，縱橫馳騁的作品與流派時，一些保守的詩人與評論家又都拉起《十九首》這面大旗，作爲它們反對詩壇上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十九首》的有些作品表現出追求富貴和及時行樂的思想，另外作者憤于現實，又往往以頹廢放蕩來作對抗，這也落了後世某些逃避現實的詩人之口實，在這些方面，它又表現出消極的影響。 将《古詩十九首》與漢樂府五言歌辭相比較，舍去音樂因素，就實體形式看，并無本質的區别。六朝以至唐宋人記載中兩者的篇目多有重疊，如古詩《生年不滿百》又作樂府《西門行》，詞句更多雷同，如古詩《孟冬寒氣至》有雲“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劄。上言長相思，下言久别離”；而漢樂府《飲馬長城窟行》則雲“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憶”。可見古詩和樂府在漢世是二而一的關系，被采入樂即爲樂府，未入樂或入樂後又失其調名則爲古詩，故清人朱幹《樂府正義》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古詩十九首》的這一性質，決定了它與漢樂府一樣，繼承了《詩經》以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特點，所以說它是“風餘”。但以群體出現的《古詩十九首》，又是衆多的漢代無名氏詩歌中一個有自身特點的類型。與一般漢樂府民歌比較，在風格上有以下異同：1．感性方面二者均一事一詩，情事交融。民歌較多鋪叙，叙事以見情；古詩則重于抒情，以情融事。2．結構方面二者均結構渾成，無斧鑿之痕。 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順序爲線索；古詩則按照情感的起伏節奏驅遣剪裁事實。3．語言方面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民歌如胡應麟所稱“質而不鄙，淺而能深”；古詩則“随語成韻，随韻成趣”，明謝榛稱之爲“秀才說家常話”。4．境界方面由以上三者決定，二者均風格渾成，境界深遠。民歌“遒深勁絕”（王漁洋語），其境深厚；古詩“怊怅切情”（劉勰語），其境曠遠。這些異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詩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樂府民歌之多爲勞動者，而是具有相當文化修養的地主階級中下階層知識分子。他們爲了更好地抒發因遭受壓抑而産生的憤懑不平，一反當時上層統治者将文學作爲雕蟲小技的痼疾，打破了當時從形式上尊崇《詩經》、《楚辭》，專尚回言、騷體（及其流裔漢賦）的積習，大膽地向民歌學習，從而将分離達三百餘年之久的文人創作語言與漢族民間創作語言重新結合起來，将新興的五言歌詩——被上層文人視作“俳優倡樂多用之”的俗體詩作爲主要的創作手段，同時将漢樂府中已有表現的叙事與抒情分流的傾向，加以進一步發展，從而使得自己的創作與漢樂府相比較表現出同中有異的特點，于是“驚心動魄，一字千金”（鍾嵘語）的一代新詩——五言抒情古詩就應運而生了。這種詩體及其表現手法，在中古以後的古典詩歌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因此說《古詩十九首》又是“詩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