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象征主义对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
众所周知，1917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带来了动力与契机。而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360问答五四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的标志。“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①
“‘度神简肥基法象征主义’是现代答移主义文学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是欧美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分界线。”②它首先兴起据现条掌有史耐日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兴为一代诗风。象征主义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从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主要代表诗人有魏尔伦、马拉美和韩波。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个名称明绍且示死织迅钱席属互，并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前期象征主义主要兴盛于法国，体裁则主要是诗歌。后期象征主义始于20世纪初，到20年代繁盛一时，并由法国传播到欧美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的识象征主义同意象派合流，且吸收了同期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此时的象征主义也由诗歌扩展到了戏剧等其他半却婷做棉鲜理包领域。主要代表诗人有:瓦雷里;艾略特、庞德;叶芝;里尔克等。爱伦·坡·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梅特林克是最有名的象征主义戏剧家，他的代表作有《青鸟》等。
象征主义的基本主张还鲜盟送四着让敌各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反对再现现实，并强调要努力捕捉一瞬间的感受和幻觉。在表现方法上，他们反对直她落皇陈其事和直抒胸臆。他们善于运用象征击考你活察奏活东广季八、暗示和自由联想，以构读困左哪密氧良室顾农成一种朦胧、银灰、谜语般的艺术事石写千致提载号直风格。
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因其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歌有着明显的一致之处，所以更易被中国作家接受。如周作人就认为师裂凯“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③兴、隐喻与象征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除了大城市节奏、工业性比喻和心理学上的新剂话环面学边陆奇理论之外，西方现代诗里几乎没通元客确棉评镇统选收特有任何真正能叫有修养的中国诗人感到吃惊的东西。他们一回顾中国传统诗歌，总觉得许多西方新东西是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人能够元盾白那样快那样容易地接受现代主义的风格技巧。这也歌所主确沉劳端况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所取舍，能够驾驭和改造外来成分，而最终则是他们的中国品质占了上风。”④
按象征主义对中国诗歌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象征诗派
早期象征诗派以李金发出版于1925年的诗集《微雨》为起点，活跃于20年代中后期，主要代表诗人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以及姚蓬子、胡也频等。
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部诗集都可视为象征主义力作。李金发将诗视为“个人灵感的记录”，主张写诗“不怕人家难懂”，“不希望人人能了解。”“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正因其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读他的诗如同“猜谜”著头另房选胞投。
他的诗歌比喻奇特，“记忆”有着粉红色的颜色，甚至会发出奇臭。“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我的灵魂是旷野的钟声”……他还创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并致力于这些意象的奇特组合和其暗示的力量。如;能溅出血来的死叶，夕阳之火等等。
总之，李金发的诗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形式新奇、怪异、突兀。
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以“漂泊、颓伤、死亡、坟墓”这些象征主义的母题作为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更多地渲染了病态感情，抒写了异国情调。
穆木天、冯乃超则注重追求声音与颜色的朦胧美，讲究音乐与形式的美感，视其为情绪和心灵的形式。蓬子的《银铃》、胡也频的《也频诗选》等诗集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二)“现代派”诗歌
1932年5月，施哲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诗歌在这一杂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刊发了戴望舒、施哲存、李金发、何其芳、徐迟等人的大量诗作。这些诗在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风格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支以戴望舒为领袖的较稳定的诗人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诗派”。现代派诗人主要受到了前、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追求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相结合的朦胧美。在表现方法上注重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诗歌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有“意象抒情诗”之称。
戴望舒的诗作吸取了象征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与李金发的过分晦涩与难解不同，他的诗虽也同样注重暗示，但并不难理解，反而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委婉地展现了诗人的主观心境。《印象》与《古神祠前》都将不确定的复杂的主题隐含在各式意象里，读起来回味无穷。《我的记忆》中的意象都取自日常生活，如烟卷、笔杆、酒瓶等，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从《我的记忆》后，戴望舒着重于描写感觉的复杂性，并赋予感觉以丰富的心理内涵，写出了自己的微妙感受。即如他曾评价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给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⑤
此外，何其芳的《汉园集》、《预言》往往通过一个客观的象征体来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且还有法国象征派追求音乐美的特质。后期的《古城》、《夜景(二)》以后，则具有了艾略特诗歌的某些相似特点。从卞之琳的《鱼目集》、《汉园集》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同样也受艾略特的影响较深。
(三)“九叶”诗派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诗潮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衰落，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⑥“九叶”派的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
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为重地。他们的诗歌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味地主观抒情，倾向诗歌转向内心。如穆旦的《活下来》，唐祈的《三弦琴》等，都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艺术上，他们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努力使诗成为现实、象征、玄学的融汇体。在语言上，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丰富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九叶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了一个总体成熟的阶段，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大胆消化和创新，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机制。”⑦
“九叶”诗人有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穆旦是其中风格最浓烈，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诗人。他先后有《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诗集问世。“穆旦对生命意识的自觉感悟与理性沉思中，又交织着他对人类命运、历史沉浮和民族忧患的沉思，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⑧郑敏偏爱描写静态，从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动态描写。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赞美了坚忍的民族精神。
总之，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一再研究，从中汲取营养。不管是对过往创作成果的研究、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今后的创作、理论方面的指导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23.
②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41.
③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63.
④王佐良.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1987. 83.
⑤戴望舒.西莱纳集·译后记.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1989. 236.
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5. 304.
⑦⑧陈维松.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89.第5期.
参考文献:
⑴吕周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文学评论.2001.第4期
⑵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⑶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⑷吴中杰.吴立昌.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
⑸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⑹唐正序.陈厚诚.尹鸿.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⑺赵乐甡.车安成.王林.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1986
张红，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戴望舒诗的风格
戴望舒一生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诗作数量不满百首，但却在中国新诗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诗歌本身的质量决定了他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戴望舒的诗歌风格多变，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段时期中国诗坛的演变史，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诗人生前出的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其诗歌按照诗风的变化，可分为三个较明显的阶段：早期（1924年－1929年）、中期（1929 年－1937年）、晚期（1939 年－1945年）。
《我底记忆》为第一期，包括戴望舒早期诗作二十六首，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这三辑中也体现出在同一时期内戴望舒诗歌趋向的微妙变化。《旧锦囊》有着旧体诗词，特别是晚唐诗、宋词的哀艳感伤缠绵华丽的特色，也显现出英国颓废派和法国消极浪漫派的影响。《雨巷》辑则体现了诗人“对诗的音乐美，诗的形象的流动性和主题的朦胧性的追求；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的意象‘模糊和精密紧密结合’、把强烈的情绪寓于朦胧的意象的主张，对他的影响甚为明显”[1]，而《我底记忆》辑中的诗作则追求诗的口语化和淳朴自然，受到法国后期象征派果尔蒙、耶麦等人的影响。施蛰存曾说： “戴望舒的译外国诗，和他的创作新诗，几乎是同时开始”， “译道生、魏尔伦诗的时候，正是写《雨巷》的时候；译果尔蒙、耶麦的时候，正是他放弃韵律，转向自由诗的时候。后来，在四十年代译《恶之花》的时候，他的创作诗也用起韵脚来了”[2]。可以看出戴望舒诗歌每次诗风的转向都与西方诗歌的影响有关。
戴望舒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写诗，当时诗坛的状况一方面正流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的新诗，另一方面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又正在进行新诗的格律化实验。戴望舒的诗作是对前一种取向的反叛，而对新月派等人的成果却有所借鉴。《旧锦囊》辑尚未脱去旧诗的痕迹，除了诗的外在形式是新诗而外，辞藻华丽雕饰、色彩浓艳，其意象古典化、题材意境也接近古诗，诗歌的情绪情感则显豁明白，悲哀伤感。从其用词中，我们可略窥一斑，如其景物词汇多为晚云、溪水、古树、远山、落叶、寒风、残花、蝴蝶、香泪等，抽象词汇则大多是忧愁、寂寞、伤感、孤苦、凄凉等，更像悄穗是古诗今译。不过在形式上还是有多方面的尝试，除对旧诗词的模仿外，也有注重口语化的《静夜》以及十四行诗的拟作。
戴望舒很快转向了《雨巷》阶段，着重表现在对新诗音韵的追求上，虽然此辑中的诗仍还有浓重的古诗意味，但已化用得很自然了。戴望舒虽非新月派诗人，但他《雨巷》一诗对新诗音乐化的贡献，却使得叶圣陶称赞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雨巷》以三顿诗行为主，间以二顿诗行，皆以双音节收尾，交错押韵，每节诗末一行以相同的脚韵呼应。间用句中韵，首尾二节重复一遍，特别是用了连续意义音节的跨行法，使音节的停顿若断若续，使诗义的连绵与音节的回环颤差相应相合，同时又采用了几组排比句，更增加了诗的音乐感。朱湘曾赞美《雨巷》兼采有西诗行断意不断的长处，在音节上比起唐人的长短句来，实在毫不逊色。另一首《不要这样盈盈地相看》则很注意音韵的回旋往复，全诗共五段，一、三、五段的前三句重复同样的内容，只有末一句稍有变化，形成反复咏叹的效果。
-戴望舒并未在追求音韵上启洞卜停留太长时间，不久之后，他写出了《我底记忆》，从对外在韵律的注重，上升到追寻诗的内在情绪的节奏和旋律。中国最初的白话新诗追求自然音节，近乎散文而失去诗的韵味，后来新格律诗派矫枉过正，对诗的音乐化作出了贡献。戴望舒在经历了新诗的格律化后，另辟新路，他吸取两种方式的优长，使不讲传统音律的新诗，在散文化的外表之下，也具有了内在的音乐美。《我底记忆》句式长短不齐，而且没有固定的韵脚，诗句舒缓自然，为其后期的《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开了先声。《独自的时候》以两组对立的意象相互映衬，一边是笑声、梦、音乐、白云等流逝把握不定的东西，一边是稳固不变的物象木器、烟斗等，形成诗歌的张力，写出了“人在满积着的梦的灰尘中抽烟”这样具有表现力的句子。《秋天》中“我对它没有爱也没有恨，我知道它所带来的东西的重量”等自由的语句，有着娓娓道来的平实亲切。
二
戴望舒中期诗作包括《望舒草》和《望舒诗稿》，他这一时期的诗作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象征派诗反对客观描述，强调表现自我内心，而这种对于内心的表达又不是用理智解释得明白的情绪，而是一种朦胧、复杂、幽微、深潜的感觉和情境。象征派主张这种情境应该通过对与之对应的大自然等外在景象的暗示描写才能捕捉到，因此在写诗时多采用象征、暗示等手法。象征派的这些特点又与中国传统诗词讲究含蓄、比兴的特点相契合。因此，新诗人们将其用来矫正新诗平白浅露的弊病，形成现代诗派。戴望舒就以其《望舒草》成为现代派的代表诗人。
《望舒草》带有很明显的象征派诗歌特点，摒弃了《雨巷》时期对音乐性的追求，以口语入诗，注重感觉和情绪的微妙对应，也注重通过暗示、通感等手法来表达内在不确定的情感。正如诗人在三十年代初写的《诗论零札》所提倡的一样： “新的诗应该有新的情绪和表现这情绪的形式”[3]，诗人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歌形式就像选择适合自己的鞋子。这一时期的诗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夜行者》《寻梦者》《乐园鸟》等诗都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每首诗中都有一个整体的象征笼罩。《夜行者》中是一个寂寞的夜行人，行走在黑夜中，像夜一样静，而围绕这个主体意象，则有冷清的街、黑茫茫的雾。全篇没有直接抒写诗人及同时代人的苦闷，但却借助这些自然物象恰切微妙的传达出了诗人的情绪，与前期诗作充满眼泪和哀叹的直抒胸臆相比，更含蓄也更有艺术的回味。
戴望舒在诗体的实验演变中，实际上内心是矛盾的，在不同时期仍会重回到诗歌的音律性上，诗人并未完全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去写诗，但此时的音乐性已不将诗囿于格律之内，而是注重新的自由诗的音律。《寻梦者》胜在作者对情感的准确把握和表现上，诗歌音乐感仍很强，但不曾像《雨巷》那样刻意追求音律。音韵运用自然，流畅的音韵排比的句式，便于作者抒发久藏于心的激情、沉郁与梦想。《寻梦者》如依据象征诗派的原则也许是不太标准的，但仍是一首好诗，因为诗歌的激情弥补了它不够含蓄的缺点。“你的梦开出花来了／ 你的梦开出娇妍的花来了／ 在你已衰老了的时候”，当人们读到这种句子的时候，会被它深深打动，而忘记它的技巧。余光中在批评戴望舒的诗论“诗最重要的是诗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 ”时曾说： “诗情原藉字句以传，本无所谓谁更重要，真正重要的还是诗情所至，字句能否密切配合，正如颇普所云‘音之于义应如回声’..就诗而言，最重要的该是有话要说，而不是在镜花水月暗香疏影之间顾盼斟酌，味其妙变。”[4]虽是批评之辞，我却觉得倒正好可以用来说明这首诗的成功之所在。戴望舒的创作虽属于现代派，但并不像现代主知派一样，以不使人动情而使人深思为特点，避免感情的发泄而追求智慧的凝聚，他诗歌的重心还是放在对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其方式正如他自己所言的是在隐藏和表达之间。
《乐园鸟》对理想的寻觅和求索是与《寻梦者》一样的，只是其中充满了更多的怀疑和绝望，再不像《寻梦者》那样怀抱着希望，诗人问着“华羽的乐园鸟／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乐园鸟是诗人的自况，表现出诗人的彷徨与抑郁。《乐园鸟》在诗歌节奏上实现了诗人的主张，即强调诗歌情绪的内在起伏，诗句长短搭配， “飞着、飞着，春、夏、秋、冬，／昼，夜，没有休止”用短促的顿来表现乐园鸟飞翔的情景。
这两首诗可以看作诗人中期的代表作，是诗人人生困境和精神困境经过审美抽象凝结同时又通过贴切的意象和诗情形象化了的象征体。
此期戴望舒也有其他诗体风格的尝试， 《印象》《秋天的梦》如轻轻的铃声的音乐美， 《烦忧》整齐匀称的回文形式美， 《村姑》富有戏剧色彩的白描， 《妾薄命》对古诗的仿拟， 《旅思》中现代白话与古典意韵的完美结合以及《秋蝇》对日本俳句的化用。说明戴望舒中期诗作虽深受象征派的影响，但也未放弃多种样式的探索。
三
戴望舒晚期的诗作主要集中在《灾难的岁月》中。当抗战的烽烟燃遍神州，惯于歌咏内心的诗人也不满足于一己的小悲欢，在大时代的震荡和巨变中，诗人改变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和诗歌风格，二十五首诗中有十六首写于抗战中，其诗风的转变也主要体现在这些诗中。诗人的这种转变并非很轻易，内心也并非毫不矛盾，他自己就曾批评过国防诗歌： “诗中是可能有国防的意识情绪的存在的，一首有国防意识的诗可能是好诗，唯一的条件是它本身是诗。但是反观现在的所谓‘国防诗歌’呢，只是一篇分了行、加了勉强的脚韵的浅薄而庸俗的演说辞而已。”[5]他在给艾青的信中说对自己抗战以来的诗很少满意，抗战初他还处于将诗艺探索和时代精神完美结合的尝试中。
不过，这种苦闷并未持续多久，从一九三九年戴望舒写出《元日祝福》开始，他后期诗风逐渐成型，主题和题材都有了新的拓展，在诗歌艺术上也出现了与此前截然不同的转折。“祝福！我们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坚强的土地将从而滋长”。这样的诗句中再也找不到那个伤感徘徊的“雨巷诗人”的任何影子。在香港沦陷后，诗人被日本特务逮捕，写了《狱中题壁》，出狱之后则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待》《等待·二》《口号》等。诗作中有了亮色和力度，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注，使得其诗较以前的作品视野更开阔，并充满了勃勃生气。这些诗篇大多都没有使用政治口号，但却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尤为可贵的是他克服了“国防诗歌”之弊，诗歌传达了民族情爱国心以及处于沦陷区的苦痛，但却未流于空洞和愤怒，激情充沛语言平易练达。正如孙玉石指出的那样： “望舒的诗的特征，是思想性的提高，非但没有妨碍他的艺术手法，反而使他的艺术手法更美好，更深刻地助成了思想性的提高。”[6]
戴望舒这些诗作增加了生活的实感，并突出地运用了白描手法，更注重表现由激情而产生的内在节奏。如果说《口号》太直白，宣传味太浓， 《等待·二》则沉郁有力，诗用叙述的语调简洁的短句抒写了诗人苦痛的心境。《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是此期的代表作，特别是后者，诗歌很有张力，节奏随着诗情起伏，想象驰骋的空间也很大，长短句错落有致，达到了既为自由诗同时又具有音乐美的较完美的境界。
戴望舒的后期诗作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仍然创作了一些表达内心低徊情绪的诗作，如《白蝴蝶》《寂寞》《致萤火》《过旧居》等，不管他的诗风如何演变，这些悲哀的感喟似乎从未离开过他。他的《萧红墓畔口占》则赢得了余光中、臧棣等诗人的一致称赞，这是一首繁华落尽见真淳的好诗，余光中评其像唐人绝句的意境“初读似无文采，再读始见真情”#，戴望舒的多种风格的实验在这首小诗中达到了一个圆融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