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派的联系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肆逗，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或配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裂团卖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
什么是泛科学主义
泛科学,就是唯造政富编美武话品汽科学主义。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引人瞩目的论战，这就
着曲己问新消味去常组派是“科学与玄学的论战”。“科玄友误银无检聚孩论战”，不仅是20世纪中国哲学360问答论
争的焦点，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哲学尤其是文化哲学的走
向。无论是回眸20世纪中国文化哲学发展的脉络，还是展额矛者唱促误洲冷背望21世纪中
国哲伯镇香模院极六操学与文化发展的走向，都无法回避对“科玄论今战”这一极富象征
意义的文化哲学事件的诠释与解读。
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演进看，“科玄论战”的爆发并不是一沙作宜章主变李真清误种偶
然的文化现象。“五四”以来的文化论争，为论战提供了直接的思想
背景，而中国走向近代(或现代)的过程，则构成了其更加广泛的历
史前提。实际上，“科玄论战”是东西方文化论战的继续;以张君劢、
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
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随着科学与玄学论战的深入
展开，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相继参加论争，他们运用马克
思主义唯物史观对玄学派与科学派的观点进行批评，从而形成了论战
的第三方--唯物史观派，遂使论战发展为玄学派、科学派、唯物史
观派三家争鸣的格局。因此，“科玄论战”实际上将“看灯就改况五四”运动以
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保守主义派文化哲学(以现代新儒家为其主流)、
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中国现代的唯物史观派文拿化哲
学之阵营的营缺层养际势液待垒分化得更加明确。
在“科玄论战”中，张君劢的主件信额进企何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力主划清科学与玄学(人生观)的界后备限;第二，反对科学万能，而不
反对科学;第三，“欲提倡宋学”。毋庸置疑，这三点对于后来的现
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就科学与哲学
的划界问题而言。自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凸现了科学与玄学(哲
学)的划界问题之后，这一问题就一直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家们关
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现代新儒家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现代新儒家中
心开启性人物熊十力来看，要发展科学和哲学，清稳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划
界，区分两者各自的对象，确定两者不同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乙留头绝身来采级其，
熊十力对科学和哲学的安路汽权岩蛋划界，是对“科玄论战”社国片老热重材增多他的总结。此后，冯友
兰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际与实际的理论，说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贺麟提出了哲学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价值问题的主张，从而在科学研
究自然、哲学研究人生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哲学所应采取的文化–
历史方法，使现代新儒家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思考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其次，对科学主部又犯找文义、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来说，如果说，现代新儒家的
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将主要的精力用来理清科学与哲学的分野这一问题
的话，那么，现代新叫沉地程众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则接续了“科玄论战”
中张君劢对科学万能论批判的话题，从而迎合了自20世纪50-60年代
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科学主义批判的潮流，他们力图区分“科学”与
“科学主义”两个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极力反对“科学一层论”和
“泛科学主义”。在他看来，在“科学的‘事实世界’以外，必有一
个‘价值世界’、‘意义世界’，这不是科学的对象。这就是道德宗
教的根源，事实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复观与牟宗三
一样，也十分强调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区分。在他看来，价值世界
比科学世界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科学世界，常常要在价值世界中
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转来成为满足价值世界的一种手段。”因此，从
根本说，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学世界，而是在价值世界。价值
世界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最后，就张君劢“欲提倡宋学”的
致思倾向来看，可以说，“科玄论战”是现代新儒家发展历程中的一
件大事，张君劢的演讲以及他后来的论战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形
塑了现代新儒学的致思方向。
与玄学派力主划清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适
为代表的科学派则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系。然而，科学派对科学和哲
学统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学的泛化与实证论化，。这种出发点，
使科学派常常从确认科学与哲学的联系，引向哲学的科学化，在对人
生观进行阐释时，这一倾向表现得尤为明显。通观丁文江在“科玄论
战”中的言论，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主张科学万能，要取消玄学。他认
为，说科学是万能的，不是说科学的材料和科学的结论是万能的，而
是指科学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是普遍适用的。既然科学方法是万能的，
因此，只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生问题，科学的人生观就是可能的。
另一方面，丁文江又认为科学的性质是“存疑的唯心论”，从而给玄
学留下地盘。“科玄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后来的
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哲学的发展。一方面，他们的科学方法泛化的主
张，使得他们在处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关系问题时，夸大了文化
的时代性，从而导致全盘西化的立场。从胡适的全盘西化到第二代自
由主义的重要代表殷海光的西化论，即是明证。另一方面，随着时间
的推移，胡适辈的科学主义立场受到了后继的自由主义新生代的批评。
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背景来看，现代中国的科学主义，是在西方文化的
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崩溃，使那些曾经浸淫其中的人们产生
了剧烈的焦虑与不安，所以急需一项确定的信仰来消除他们的焦虑与
不安，这是中国“科学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林毓生特别提到胡适
过分渲染的“科学主义”是把科学当作宗教来崇拜，从而导致“科玄
论战”的结果，是流行的科学主义对科学保持的形象，不但未能提供
对科学的本质及其方法更切实的领悟与理解所需的资源;相反地，它
剥夺了中国公众获得这项领悟与理解的机会。林毓生对“科学主义”
兴起的原因的分析应该说是非常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科学派与玄学是
在同一架构中思维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他对“科学主义”后
果的分析，有夸大的成分。因为按照他的说法必然遮蔽科学派对“五
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的“科学”大旗的维护的积极作用。事实上，
在当时中国科学十分落后、封建主义文化非常盛行的情况下，科学派
反对玄学派贬低科学的方法，提倡“玄学”或“新宋学”，而主张
“科学的人生观”，无疑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思想启蒙，这
也是科学派在这场论战中所以能得到广大知识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
原因。
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
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
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在论战中，陈独秀坚决反对张君劢、
梁启超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范寿康的先天的形式说和任叔永的“人
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说法。陈独秀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评基本
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
义解释的倾向，如他把实用主义和唯物史观都说成是关于社会历史的
科学理论，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
他对科学之威权的强调，对科学万能论的护卫，等等。瞿秋白在“科
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通观瞿秋白的论述，他的
科学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历史中的偶然
因素，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释模式的泛化。
同科学派一样，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
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显然是
把科学理性独断化了，从而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没有原则区
别。
“科玄论战”对中国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两个方面:其一，在“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
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人生观论战
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二，陈独秀、瞿秋
白等人在论战中对科学与玄学关系问题的解答，也明显地表现出科学
主义倾向。他们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
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
除的解释学背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主要积
淀和浓缩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有关价
值论的问题长期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视野之外，“实践”
范畴始终未能溢出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对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理
解，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
度纠缠在作为物质总体的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等等。正是这种哲
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从而使得作为科学指导的理论长期落在实践的
后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再认识的逐
步深入，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科学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
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创造性解释，弥合
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两分的鸿沟，以便应对世界范围
内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互动，推进了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
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