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夫的相关信息
1934年初，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楼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与曲阜道交口处)内一家裁缝铺的楼上，迟丛住进了一位汉语发音不太准、对外公开姓“杨”的“福建人”。这个戴着深度眼镜的学者模样的人，就是李铁夫。原来，他的党籍恢复后，党组织派他化装来津工作。他先栖身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26号路(今开封道)沿街3号的吴砚农家中，后来住到小白楼这处秘密的党的活动据点。这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位自称南开中学语文教员的年轻女士与他形影相随。他们经常手挽手外出，俨然一对恩爱夫妻。
原来，这是组织上为给李铁夫来津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而做的巧妙安排。这位年轻女士真名叫张秀岩(1895-1968)，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刚刚从北平调到中共天津市委机关工作，任天津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张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着丰富的地下斗争经历，曾任北平文化界左翼联盟党团书记、北平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
李、张二人原是为了革命工作而假扮夫妻，但他们之间在革命工作中长期在一起，逐渐建立起了真挚的感情。
李铁夫的原配早年病逝，张秀岩则一直独身。当年年底，经党组织批准，他们正式结为伴侣。张秀岩先后在国民党当局天津市统税局和北宁铁路局找到了差事，以微薄收入维持这个特殊家庭的简朴生活。李铁夫则承担起家务活。平日有暇丈夫教妻子日语、妻子则帮丈夫整理读书笔记和文章素材。
“九一八”事变后，北方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不顾困难处境，在不具备裂乱条件的情况下，经中央代表推动，错误地提出“开展游击运动，创造北方苏区，建立红军”等口号，一味要求采取正面斗争行动，公开搞飞行集会，盲目发动了一系列武装暴动，致使党组织和群众斗争屡被破坏，很多党员被捕牺牲，损失严重。
李铁夫对此深感痛心。他坚守党在白区的工作纪律，坚持党的原则。他从党的利益出发，秉笔直书，在冷静思索的基础上对局势进行了客观估计和分析。从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他相继撰写了《关于党内问题的几个意见》、《关于目前整顿组织的几个意见》、《关于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动性》、《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转变基础和反关门主义的问题》、《反帝运动不开展的原因是什么》等一系列文章和意见书。
李铁夫连续八次上书中共河北临时省委，要求改变斗争策略，还把部分文章投到党的北方刊物《火线》上。他的意见得到河北临时省委部分领导成员的赞同。但是，中央驻北方的某些代表却火冒三丈，视其为严重政治问题，予以严厉批判。1934年3月30日，临时中央发出《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要求对李铁夫给以“最后严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领导工作”，并要求“在河北党内开展极残酷的斗争”，对于支持李铁夫观点的同志进行严肃处理。随后，河北临时省委作出《关于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决议》。一场反对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的铁夫路线”的批判斗争，大规模地开展起来。5月，李铁夫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失去组织联系和工作条件。
当时，李铁夫正在全身心投入到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中，他参与吉鸿昌举办的抗日武装力量培训班的讲课，还挤出生活费帮助办刊物。“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李铁夫通过联系的青年学生，参与组织领导了天津学生“一二·一八”大游行。他还组织部分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常在河东旧俄国公园内活动。
但是，每当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时，省委某些负责人便派人来干涉，把他负责的任务接过去，另派他人领导，并对他予以警告。尽管不被信任、受排挤，但李铁夫和张秀岩并不失望，一次次继续开辟新领域，努力排除阻力建立新关系。他们始终坚定不移，无愧于党的事业。
1934年8月起，中共河北省委陆续从北平迁到天津。对“铁夫路线”的“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以天津为主阵地，竟然持续了一年多。1936年3月初，中共天津市委重建。张秀岩担任市委妇女部长。同年春天，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来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纠正“左”倾错误。李铁夫和张秀岩也作为天津市委成员参加了天津市委日常工作。5月，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李铁夫及时向市委书记林枫建议，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图消灭中国的阴谋，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刘少奇的部署，市委决定组织广大爱国学生再次游行。在游行前夕，李铁夫深入到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找党员和“民先”骨干具体安排行动方案。由于码源樱市委的坚强领导，天津“五·二八”大游行获得成功。不久后，刘少奇代表北方局充分肯定了李铁夫的主张和他对党作出的贡献，纠正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辞，并召集会议，决定恢复李铁夫与党的联系，并任命他为河北省委委员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秀岩同时被任命为市委副秘书长。所谓的反“铁夫路线”的斗争也基本得到遏制。
李铁夫主持市委工作后，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发展党员和基层支部工作，不断培植革命力量，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党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他帮助法商学院、南开大学筹建起党支部，还建起“民众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市委还组织广大群众有效地反对日货走私。天津的抗日救亡运动又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势态。
1937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李铁夫作为白区工作代表奔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全国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中央彻底结束了王明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他在会上的两次发言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倾向，受到与会人员的普遍关注。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时，为他和张秀岩“受了打击，受了冤屈”而鸣不平。由于他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劳成疾，身染肺结核，党中央留他在陕甘宁西北局边工作、边休养。在李铁夫病重期间，中央给张秀岩发来“大哥病重”的电报。但当张秀岩辗转到达延安时，他已不幸逝世。《新中华报》刊登了他的生平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