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杜处士好书画》亦指《书戴嵩画牛》

书戴嵩画牛

苏轼 〔宋代〕

蜀中有杜处士 ,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

来自一日曝书画,有的错逐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译文

蜀中有一位杜处士,喜好书画,珍藏的书画作品有数百件。其中有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幅,他特别喜爱,于是用锦缎360问答作画套,又用玉装备到千须饰卷轴,并经常随身携带。

有一天,他晾晒书画,一个牧童看到了这幅画,拍手大笑,说道:“这画上画的是角斗的牛吗?牛在互相争斗时,力量用在角上,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但这幅画却画成牛摇着尾巴互相争斗,九素扩错了。”杜处士笑了笑,认为标理肉牧童的话是对的。古人说:“种田要问耕种的农民,织布要问织绢的婢女。”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注释

戴嵩(sōng):唐代画家,善画牛,有《斗牛图》。

蜀中:四川。杜处(chǔ)士:不详。苏轼有《杜处士传》,是将众多药名谐音连缀而成的。处士,本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后亦泛指未做过官的士人。《氢果尽称挥荀子·非十二子》:“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

好(hào):喜欢,爱好。

所宝:所珍藏的故衡巴。宝,珍藏。数(shǔ):清点数目,计算。

毛曲一轴:一幅。

锦囊玉轴:用锦缎作画套,用玉装饰卷轴。囊,袋子,此处指画套。

常以自随:《东坡志林·卷九》(十二卷本)无此句。自随,随身携带。

曝(pù):晒。

煤盟依赵省穿言罪拊(fǔ)掌:拍掌,嘲笑时的体态语。

耶:一作“也”。

牛斗(dòu):牛互相争斗。

力在角(ji析无吗张五商帮起流英ǎo):力量用在角上。

尾搐(chù)入两股间:尾巴紧紧夹在两腿之间。搐,抽搐,这里指用力夹或收。股,大腿。

掉尾:摇尾。掉,摇。《左传·昭公十一年》:“尾大不掉。”

谬(miù)矣:错了。谬,错误,差错。

然之:认为牧童的话是对的。

古语有云:《东坡志林·卷九》(十二卷本)作“古语云首”。

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脸础(bì):比喻做事应该请教有经验的人。《魏书·卷六十五·列传第五十三》:“俗谚云:‘耕则问田奴,绢则问织婢。’”

赏析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法希音群求极水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损沿活频化空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转保那句区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胜节缺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

启示

告诉我们:要认真、仔细地观察事物,不能凭空想像。不能迷信权威,要从客观事实出发,要因事求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特长。

创作背景

此文作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其时苏轼因父丧归蜀。一说此文创作时间不详,可能是元祐年间苏轼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所作。

苏轼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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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草书大师十大家

一、张芝

张芝:生年不详,约卒于汉献帝初平三年(约公元192年),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

张芝刻苦练习书法的精神,历史上已传为佳话。晋卫恒《四体书势》中记载:张芝“凡家中衣帛,必书而后练(煮染)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后人称书法为“临池”,即来源于此。尤善章草,有「草圣」之誉,当时的人珍爱其墨甚至到了「寸纸不遗」的地步。评价相当高,尤以草书为最。

张芝书法的原迹流传极少,只有宋刻的《淳化阁帖》卷二载张芝五帖,这些是真品还是伪品,众说纷纭,至今难以论定。

二、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年),汉族,字逸少,号澹斋,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迁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书法也很好,人们称他们两为"二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官至左将军,因曾任右军将军,世称“王右军”、“王会稽”。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

三、王献之

王献之(344年-386年),东晋书法家、诗人,字子敬,祖籍山东临沂,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王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为与后世书法家王珉区分,人称王大令。与其父并称为“二王”。

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胸有大志,后期兼取张芝,别为一体。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使得他的作品未象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传世名作《洛神赋十三行》又称“玉版十三行”。

王献之的书法艺术,主要是继承家法,但又不墨守成规,而是另有所突破。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丹穴凰舞,清泉龙跃。精密渊巧,出于神智"。他的用笔,从"内拓"转为"外拓"。

他的草书,更是为人称道。俞焯曾说:"草书自汉张芝而下,妙人神品者,官奴一人而已。"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鸭头丸帖》、《中秋帖》等,皆为唐摹本,他的《鸭头丸帖》,行草,共十五字,绢本。清代吴其贞在《书画记》里对此帖推崇备至,认为:"(此帖)书法雅正,雄秀毁姿猜惊人,得天然妙趣,为无上神品也。"他的《中秋帖》行草,共二十二字,神采如新,片羽吉光,世所罕见。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三希帖》,视为"国宝"。

他还创造了"一笔书",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往往一笔连贯数字,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故为世人所重。

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而是穷通各家。所以能在“兼众家之长,集诸体之美”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书迹有宋米芾临的《中秋帖》等。

由晋末至梁代的一个半世纪,他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其父王羲之。一直到了唐代,唐太宗竭力褒扬王羲之而贬抑王献之,一些书法评论家才开始认为王献之的书法比不上他的父亲王羲之。册伏但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主要是向王献之学习。现代著纤型名学者、书法家胡小石更认为张旭、怀素一派之"狂草",便是由王献之草书发展而成的。

四、孙过庭

孙过庭,648年生,703年逝世,字虔礼,其籍贯有二说:一说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一说富阳(今杭州西南部)人。一般均称富阳人,可是他自称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陈子昂为其作墓志铭,谓过庭“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他是唐高宗、武则天时人,官右卫胄曹参军、率府录事参军。擅长书法和书法理论,他博雅能文章,真行草书尤工。草书师法“二王”。“工于用笔,俊拔刚断”(《书断》),如“丹崖绝壑,笔势坚劲”(唐韦续《续书品》)。以草书擅名,尤妙于用笔,隽拔刚折,尚异好奇。他又善于临摹古帖,往往真赝不易分辨。唐高宗曾谓过庭小字足以迷乱羲、献,其逼真可知。陈子昂《祭率府孙录事文》说:“元常既殁,墨妙不传,君之遗翰,旷代同仙。”把孙书迹,比作魏的钟繇,可见对孙氏的书法造诣推崇备至。过庭又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著有《书谱》,深得书法之旨趣。至今流传,成为学习草书的楷范。宋高宗评述:“《书谱》匪特文词华美,且草法兼备。”可见此《书谱》不但书法浓润圆熟,而且文中有很多精辟的独到见解,可以说是书文并茂的典范。他还书有《千字文》、《景福殿赋》等。他的名迹《书谱》,墨迹本,孙过庭撰并书。书于垂拱三年(687),草书,纸本。纵27.2厘米,横898.24厘米。每纸16至18行不等,每行8至12字,共351行,3500余字。衍文70余字,“汉末伯英”下阙30字,“心不厌精”下阙30字。《书谱》在宋内府时尚有上、下二卷,下卷散失后,现传世只上卷。孙氏在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中,认为汉唐以来论书者“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因撰《书谱》一卷,于运笔评加阐述,故唐宋间亦称为《运笔论》。《书谱》真迹,流传有绪,原藏宋内府,钤有“宣和”、“政和”。宋徽宗题签。后归孙承泽,又归安岐,后归清内府,旧藏故宫博物院,现藏台湾,俗称真迹本《书谱》。有影印本出版。《书谱》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提出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是与他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相统一的。孙过庭书法,上追“二王”,旁采章草,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

五、张旭

张旭,字伯高,一字季明,吴郡(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甚至以头发蘸墨书写,故又有“张颠”的雅称。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

张旭的书法,始化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他自己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颜真卿曾两度辞官向他请教笔法。张旭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赞之:“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难怪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

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六、怀素

怀素(737~799),唐代书法家。俗姓钱,字藏真,湖南零陵郡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卒于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因他出家为僧,书史上称他“零陵僧”或“释长沙”。

怀素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书法家,他的草书称为“狂草”,用笔圆劲有力,使转如环,奔放流畅,一气呵成,和张旭齐名。后世有“张颠素狂”或“颠张醉素”之称。可以说是古典的浪漫主义艺术,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也能做诗,与李白、杜甫、苏涣等诗人都有交往。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他的草书,出于张芝、张旭。唐吕总《读书评》中说:“怀素草书,援毫掣电,随手万变”,宋朱长文《续书断》列怀素书为妙品。评论说:“如壮士拔剑,神彩动人。”

怀素自幼聪明好学,10岁时“忽发出家之意”,父母想阻也阻止不了。他在《自叙帖》里开门见山他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喜笔翰。”他勤学苦练的精神是十分惊人的。因为买不起纸张,怀素就找来一块木板和圆盘,涂上白漆书写。后来,怀素觉得漆板光滑,不易着墨,就又在寺院附近的一块荒地,种植了一万多株的芭蕉树。芭蕉长大后,他摘下芭蕉叶,铺在桌上,临帖挥毫。由于怀素没日没夜的练字,老芭蕉叶剥光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想了个办法,乾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就算太阳照得他如煎似熬;刺骨的北风冻得他手肤迸裂,他还是在所不顾,继续坚持不懈地练字。他写完一处,再写另一处,从未间断。这就是有名的怀素芭蕉练字。

在长安怀素声誉青云直上,歌颂他草书的诗篇有37篇之多。他的草书有《自叙帖》、《苦笋帖》、《食鱼帖》、《圣母帖》、《论书帖》、《大草千文》、《小草千文》《四十二章经》、《千字文》、《藏真帖》、《七帖》、《北亭草笔》等等。其中《食鱼帖》极为瘦削,骨力强健,谨严沉着。而《自叙帖》其书由于与书《食鱼帖》时心情不同,风韵荡漾。真是各尽其妙。米芾《海岳书评》:“怀素如壮士拨剑,神采动人,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唐代诗人多有赞颂,如李白有《草书歌行》,曼冀有《怀素上人草书歌》。

七、黄庭坚

黄庭坚 (1045-1105),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又称黄豫章,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诗人、词人、书法家,为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英宗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叶县尉、北京国子监教授、校书郎、著作佐郎、秘书丞、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等。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后擢起居舍人。绍圣初,新党谓其修史“多诬”,贬涪州别驾,安置黔州等地。徽宗初,羁管宜州卒。宋英宗治平四年进士,绍圣初以校书郎坐修《神宗实录》失实被贬职,后来新党执政,屡遭贬,死于宜州贬所。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知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清河书画舫》、《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与苏轼齐名,人称“苏黄”,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词》。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

八、董其昌

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华亭派”的主要代表。董其昌生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四(1555)年,卒于明毅宗崇祯九(1636)年,他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人称“董华亭”。万历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华亭(上海松江)人。一作上海人(上海在唐为华亭县地,清属松江府。华亭、云间、松江、上海、娄县俱为一地)。

董的书法以行草书造诣最高。董其昌虽处于赵孟頫、文征明书法盛行的时代,但他的书法并没有一味受这两位书法大师的左右。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其书风飘逸空灵,风华自足。笔画园劲秀逸,平淡古朴。用笔精到,始终保持正锋,少有偃笔、拙滞之笔;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用墨也非常讲究,枯湿浓淡,尽得其妙。书法至董其昌,可以说是集古法之大成,“ 六体”和“八法”在他手下无所不精,在当时已“名闻外国,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明史·文苑传》)。一直到清代中期,康熙、乾隆都以董的书为宗法,备加推崇、偏爱,甚而亲临手摹董书,常列于座右,晨夕观赏。康熙曾为他的墨迹题过一长段跋语加以赞美:“华亭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于褚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清风飘拂,微云卷舒,颇得天然之趣。尝观其结构字体,皆源于晋人。盖其生平多临《阁帖》,于《兰亭》、《圣教》,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颜真卿、苏轼、米芾以雄奇峭拔擅能,而要底皆出于晋人。赵孟頫尤规模二王。其昌渊源合一,故摹诸子辄得其意,而秀润之气,独时见本色。草书亦纵横排宕有致,朕甚心赏。其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绝。临摹最多,每谓天姿功力俱优,良不易也。”据说,康熙还亲自临写董书,致使董书得以风靡一时,出现了满朝皆学董书的热潮。一时追逐功名的士子几乎都以董书为求仕捷径。在康熙、雍正之际,他的书法影响之深,是其他书法家无法比拟的。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王文治《论书绝句》称董其昌的书法为“书家神品”。谢肇称其“合作之笔,往往前无古人”。周之士说他“六体八法,靡所不精,出乎苏,入乎米,而丰采姿神,飘飘欲仙”。

九、王铎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号嵩樵,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谭渔叟。孟津(今河南孟津)人。幼时家境十分贫寒,过着"不能一日两粥"的生活。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累擢礼部尚书。王铎身逢乱世,仕途多变,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景山。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待为东阁大学士。满清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顺治九年病逝故里。福王南京称制等待为东阁大学士。入清官至大学士,擢礼部尚书。铎博学好古,工诗文。画山水宗荆、并、丘壑峻伟,皴擦不多,以晕染作气,傅以淡色,沉沉丰蕴,意趣自别。山水花木竹石,皆用书中关纽。间作兰、竹、梅、石,洒然有物外趣。尤擅书法,行草宗二王,正书师钟繇,亦多自出胸臆,有《拟山园法帖》,诸体悉备,名重当代,学者宗之,顺治三年(1646)作《渔舟萧闲图》,收入《历代名贤画粹》;顺治七年(1650)作《雪景山水图》,收入日本《支那名画宝鉴》;顺治八年(1651)罢官归里,作《兰石图》卷、《山水卷》,分别收入《新版世界美术全集》、《支那名画宝鉴》。顺治九年卒,享年六十一岁,谥文安。

王铎诗文书画皆有成就,尤其以书法独具特色,世称“神笔王铎”。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明末有“南董北王”之称,他书法用笔,出规入矩,张弛有度,却充满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力量。王铎擅长行草,笔法大气,劲健洒脱,淋漓痛快,戴明皋在《王铎草书诗卷跋》中说:“元章(米芾)狂草尤讲法,觉斯则全讲势,魏晋之风轨扫地矣,然风樯阵马,殊快人意,魄力之大,非赵、董辈所能及也。”他的墨迹传世较多,不少法帖、尺牍、题词均有刻石,其中最有名的是《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其书法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深受欢迎。日本人对王铎的书法极其欣赏,还因此衍发成一派别,称为“明清调”。他的《拟山园帖》传入日本,曾轰动一时。他们把王铎列为第一流的书法家。提出了“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的看法

十、傅山

傅山,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07──1684,78岁),字青主,号真山,山西阳曲(今太原)人。是我国明末著名的学者、书法家、诗人、医学家。傅山出身于书香门第,祖上多有文名,但至其父,家道开始中落。傅山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兄与弟都是平常之人,惟独傅山自幼聪敏,博文强记,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他继承家学,并发扬光大,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

在诗、文、书、画诸方面,傅山皆善学妙用,造诣颇深。其知识领域之广、成就之大,在清初诸儒中,无出其右者。傅山的书法被时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他的书法初学赵孟頫、董其昌,几乎可以乱真。他的《上兰五龙洞场圃记》为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作,与宋人风范毫无二致。宋代文人喜欢用生辟的字眼和典故,傅山也是如此。他学富五车,积学深厚,又颇具个性,加之书法界有了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和倪元璐等诸名家的影响,傅山的书法更是具有一种奇特的怪味。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对颜真卿的人品书品推崇倍至,简直是五体投地。他写大字喜用颜体,如《集古梅花诗》,就是写小楷也用颜体,如《逍遥游》。邓散木《临池偶得》中说:“傅山的小楷最精,极为古拙,然不多作,一般多以草书应人求索,但他的草书也没有一点尘俗气,外表飘逸内涵倔强,正象他的为人”。他的颜体写得非常好,流传至今的颜体大字楹联和榜书多件,皆端庄遒劲,刚健有力。他总结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于直率毋安排”的经验。

傅山草书的线条和语言上有很多自己的东西,连绵气息排山倒海,情感比王铎更充沛。他以大草形式写行草,增加了联绵的线条与组合,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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