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想知道一些文学术语
自然主义
文学上的自然主义产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盛行于七十至八十年代。它发源于法国，尔后，相继在英、德，比利时，意居扬使乎阶纸革皇装林大利，挪威等国流行。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倾向，早在福楼拜，莫泊桑的作品中就已出现，而在龚古尔兄弟、都德的作品宁表现褥最为鲜明突出。但他们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完整的理论。文艺批评家泰纳(来自1828–1893)是实证哲学的信徒，又是自然主义理论的倡导者。一八五八年，他在一篇论巴尔解答易取静核时扎克的文章中，首次阐述了自然主义的含义:文学上的自然主义，就是根据作家对现实的观察按员派治送运兴们照科学的方法对生活作符合实际的描写。泰纳主张运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文艺现象，研究文艺发展的历史。认为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应当用类似的方法予以研究，对所有的文学流派都应一视同仁，客观维对待。左拉继泰纳之后，成为自然伟刑主义理论的归纳者和鼓吹者。他360问答先后写下的《小说的定义》、(实验小说论)(1880)，《文学资料》(1似德行认谓东煤述若计制881)、《自然主义小说家》(1881)等等，都是后人研究自然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绍几香众席例错松左拉认为，以前的现实主义的作品，不能充分符合现代艺术的要求，决物话给烈眼交皇心用新的理论来夯实它。作为这种理论的基础，就是尊重事实和尊重文献。在《自然主义小说家》一文中，他说:"这里不要夸张，也不要强调，只要事实，值得称赞的或值得贬黜的事实。作者不是一位道德家，而是一位解剖家，他只要说出他在人类的尸体里面发现了什么就够了"因此，左拉把自然主义小说的特点归纳为:"生活的正确的重现，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份"，并且"不能出现伟大的人物形象。
作家在观察生活时，左拉强调应该用科学的方法。他主张用科学实验去证明自然法则和社会法硫继与国成费深则，用遗传的道理来阐明一切。在《实验小说论》中，他说: "为了使我的思想船未明确，使我的思想具有科学性的力量，只要把'小说家'一词换上'医生'一词就行了。……现在我要来证明:假如实验方活造目判染叫认材备法，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物质生活，那末，实验的方法，也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情感降续引造景将续和精神生活。这样，他婷诉料端就把小说家和医生的任务等同起来。尽管左拉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发展了现实主义，其实却把现实主义庸俗化了。在十九世纪后期，自然主义思潮在欧洲流行甚广，但单一性的自然主义作家并不很多。科鸡缺农意排夜找厂资轻在法国，最典型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是龚古尔兄弟。爱德蒙·龚古尔(1822–1896)与其弟于勒·龚古尔(1830-1870)曾合作写了许多小说，宣传自然主义，小说《日尔米尼·拉赛德》(1865)的问世，标志着自然主义真正的开端。这部作品，主要描述一个咖啡馆侍迫得图女悲惨的一生。她在当时社会恶劣风气的毒害下，过着放荡，纵酒的秘密生活，最终堕落、死亡。这是以龚古尔兄弟家里的女仆罗斯为原型而写成的真实故事。
意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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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手法是西方当代文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它是以表现意识的流动为主免视和烧格财短因是看倒要内容，以内心独白、自由联想、现实与虚幻相互交织为主要方法而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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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意识流"的名称是一八八四年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首次提出来的，意识流小说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在欧美兴起的一种思潮流派，但是在文艺创作中，有意识地用艺术形式表现人们内心的底蕴，表现被压抑的意识或潜意识的作家，并不只是当代的欧美作家。本世纪初，日本人厨川白村曾在《苦闷的象征》中作过系统的阐发。不过厨川白村的艺术论不来自威廉·詹姆士的著作，而是直接生搬硬套奥地利精神病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意识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宗师，还可追溯到十九世纪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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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传统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手法并等于意识流手法。就反映人物的心理这一点说，两者是相同的;但在反映的形式上，两者的差别很大。传统小说的心理描写，只是表现作品内容的一个环节，意识流手法则把意识的流动视为作品内容的主体。一般的心理描写是为了说明、推进故事和表现人物的性格服务的，意识流手法则把表现人物的意识作为目的。心理描写是从人物意识的实际中抽取一点，并且它往往是理智的意识，意识流手法则展现人物意识流动的全部实际，其中有理智的，也有非理智的潜意识、下意识和幻觉等。一般的心事描写往往内心独白或意识的亮相。作者用类似蒙太奇的衔接技巧，打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将一幅幅画面，一个个镜头广阔自由地驰骋、辐射出来，不露作者描述的痕迹。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运用的是心理描写手法;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采用的则是典型的意识流手法。因此，我们不能把一般的心理描写或写梦幻的题材，一概称为意识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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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只存在二十多年，它在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仅是昙花一现，早已被历史所淘汰，但是意识流手法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从总体上说，意识流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但其中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在某种情况下，人的意识活动的确是连绵不断、纷乱混杂的。诸如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心烦意乱，这种种情景，如按照传统的心理描写手法，很难描绘得活灵活现，然而运用意识流手法却能显其之长，这不能不说是文学创作手法上的一种创新。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全面解释:为什么西方现代派作家会普遍吸收和运用意识流的某些手法，为什么我国文学家也会借鉴意识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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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是十九世纪末流行于西欧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最初起于诗坛，后来渐及小说、戏剧，主要流行于英国。所谓"唯美主义"，就是以艺术的形式美作为绝对美的一种艺术主张。这里所说的"美"，是指脱离现实的技巧美。因此，有时也将唯美主义称为"耽美主义"或"美的至上主义"。
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欢乐。"法国作家戈蒂耶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耶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
十九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具有两大要素:一是比德(1839-1894)的快乐主义的批评;二是莫理思(1834-1896)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比德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将自己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中探讨得到的快感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理思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地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比德和莫理思的上述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拉斐尔前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1828-1882)以及史文朋(1837-1909)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
唯美主义的真正代表是奥斯卡·王尔德(1856-1900)，他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鼓吹者。
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说，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游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之敌。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感产生。自然就是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地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认为凡是"回到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超脱现实越妙?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
就艺术对生活的作用而言，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社会的客观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这一唯物主义的观点，陷入了本末倒置的认识论。
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他鼓吹"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之外，不表现任何别的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
不言而喻，王尔德散布的这些文艺思想是极其荒谬的。他颠倒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搞乱了人们的认识路线，企图诱导作家钻进资产阶级艺术"象牙之塔"，以挽救资产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
小说《杜莲格莱的画像》是王尔德的代表作，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
唯美主义思潮对我国文坛颇有影响。本世纪三十年代，它曾流入我国，"新月派"文人徐志摩的诗，就明显地存在美唯美主义色彩，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所严厉痛斥。
象征主义
象征主义，一般指创作方法，表达令人难以捉摸的幻觉，其内容则是神秘主义。作家所要阐述的不是现实的客观世界，而是个人主观的内心世界。象征主义来自象征一词，它在希腊文中的原义，是"把一块木板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中的一端，以表示衔接"的信物，后来逐渐演变为"以一种形式当作概念的习惯的代表"。象征自古有之，它是联想的一种方式，即把眼前所见的事物，与以往所感受过的事物联系起来，形成独特的新的意境。
作为一种特定的文艺思潮流派来说，象征主义最先出现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法国，主要表现于诗歌创作领域。法国的象征派诗人以马拉尔美(1842–1898)、魏尔估(1844–1896)、韩波(185d–1891)三人为代表。在戏剧方面，以比利时的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为代表。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象征主义向英，美、德，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传播，到本世纪二十年代，它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一种文艺思潮流派。从内容上说，象征主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时间上说，象征主义又有前期与后期之别。前期的象征主义，主要指巴黎公社失败后，即十九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在欧洲流行的思潮，后期的象征主义，是指本世纪二十年代，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象征主义再度崛起，席卷欧美，达到它的高峰。有人将后期象征主义归属于现代派范畴。一八八六年，法国诗人儒勒·莫雷阿(1856–1910)在巴黎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与此同时，马拉尔美撰写了《前言》，勒内·吉尔发表了《声调沦》。这三篇论文既奠定了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论基础，也是后人研究象征主义理论的重要文献。
象征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所应表达的不是现实生活，而是意识所不能达到的超时间、超空间，超物质、超感觉的"另一世界"，这种超感觉的事物，只有通过象征才能表达出来。他们认为，现实黑暗无常，虚幻痛苦，只有"另一世界"才是真、善、美。是用恍恍惚惚、半隐半现的景物来暗示另一世界，而象征就是沟通这两个世界的媒介。如咏乌鸦代表命运，象征灵魂的黑暗，以虹象征光明，黑象征悲哀，自象征纯洁，黄象征权威，等等。这些象征意义，是事物、词语所固有的特性，为人们所热知。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其象征性往往不是事物、词语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人为的主观赋予的特性，如以大雨象征天主，圣杯象征神力等，其意义也就令人费解。同样一种事物，同样一首诗往往可以作出不同的多种解释。
象征主义的诗歌是以暗示和联想为基础的文艺创作。它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反对直接抒情，主张间接抒情，也不同于现实主义的诗作，反对对事物作客观的具体的描绘，它把人们的视线从外部的物质世界引向内部的精神世界。如何表达这种内部的精神世界呢?主要靠象征性的暗示，即暗示主题，暗示事物，暗示感情。十样东西，只说三样，留下七样，由读者的感官去推想，或者只说一事一物，由读者联想出无穷无尽的事物。这样，读者仿佛一半在读诗，一半在进行创作，从中得到乐趣。象征派的涛歌极力避免一般性的描述，尤忌赤裸裸的说教。
象征派的诗歌要求具有形象美、音乐美和绘画美的统一性。象征主义者认为，写诗如同作曲一样，文字就是音符，要求诗篇产生交响乐般的艺术效果。韩波曾作了一首十四行诗，分别给元音字母定了色，"A是黑，E是白，I是红，U是绿，O是蓝"。有人还从乐器的种类上联想出音与色的关系，说竖琴是白的，四弦琴是青的，横笛是黄的，风琴是黑的。这种色与音的交错，打破了视觉、听觉等感官的界限，使诗歌、音乐，绘画混在一起。这样的诗，才被认为是上乘之作。
象征派主张自由诗体，倡导不定形的散文诗。他们打破了传统的固有的缀音押韵的格律，而由语言本身的音乐性来代替，以表达刹那间的印象或情调。象征主义者认为，刹那间的印象或情调是不可捉摸的，要传达出这种情调，用语言是不可能的，用诗歌的格律也无济于事，只有用言语音响本身来麦达，而不是由词汇语意宋体现，因而反对修辞，废弃请行形式的约束，主张根据诗人思想感情表达上的需要，灵活安排音步、顿挫和韵脚;这就导致现代自由诗体的出现。因此，诗体格律的自由化，是象征派的重大特色，也是对现代诗歌的一大贡献。
请勾勒中国现代象征派诗的发展轨迹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分别出现在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的象征诗派和现代诗派，都是“取法象征派”的诗歌流派。前者生硬、怪异，后者深得象征派精髓而又跟民族传统相融合，在艺术上取得了自主自觉的意识。通过对这两个诗派及其代表诗人李金发、戴望舒的论述，基本上揭示了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历敏迹此程。
关键词 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流变
20年代中出现的象征诗派，是继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诗派之后新崛起的又一支诗坛“异军”。这一诗派以其独特的诗艺为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开创了一股象征主义诗风。朱自清在谈到这个诗派时说：“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①〕。
象征诗派在20年代中期的崛起，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是新诗自身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四退潮后，受过新思潮激荡的敏感的文学青年，开始从狂热的高歌呐喊转向苦闷彷徨。这种带有感伤色彩的“时代病”曾一度泛滥于文坛。象征主义诗人那种逃避现实的以幻想为真实，以忧郁为美丽的“世纪末”思想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使他们在诗作中偏重于汲取来自异域的营养果汁，用来渲泄积淀在心底的感伤和郁闷。而从新诗本身的发展来看，早期新诗在完成了“诗体大解放”的任务后，开始依着新诗本体的艺术规律去追求自身的提高与完善，早期新诗，包括写实派的白话诗和浪漫派的自由诗，虽然较彻底地挣脱了旧诗词格律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抒发思想情感，为中国诗歌走向现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在艺术上，大多数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彻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②〕。到了闻一多、徐志摩等为代表的格律诗派，用丰富的想象和奇丽的譬喻发展和提高了新诗的抒情艺术，增富了诗的语言，这是新诗的又一进步。几乎同时，另一些饱吮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乳汁的诗人，又不满足于新格律诗所展现的那一幅幅平面的感情画面，而另辟蹊径，去追求桥迅一种立体的雕塑效果了。他们从国外（主要是法国）引进象征主义的诗艺，给新诗带来一种奇异而陌生的艺术光芒。
以李金发为代表的早期象征诗派并没有成立过团体，没有发布过共同的宣言，更没有清一色的机关刊物，只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思想和艺术特征比较接近，形成了相似的流派风格，所以在文学史上常被划归一派。这一派诗人除李金发外，还有诗集《圣母像前》（1926年）的作者王独清，《旅心》（1927年）的作者穆木天，《红纱灯》（1928年）的作者冯乃超。这三位均为后期创造社诗人，他们除了共同倾向于法国象征派外，在创作上又各有特色。王独清的诗虽以敏锐的感觉去捕捉朦胧的诗境，但仍保留较浓厚的拜伦或雨果式的浪漫气息，在表现艺术上也“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把感情寄托于幽微渺远的意象中，讲究音节的整齐，却不致力于表州哗现色彩，冯乃超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用丰富的色彩和铿锵的音节构成艺术氛围〔③〕。姚蓬子和胡也频也属于这一派。姚蓬子有诗集《银铃》（1929年）出版，他的诗以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著称，用的是自由诗体制。左翼诗人胡也频，受李金发的诗风影响较深，他用象征艺术去喷射真情实感，所以于朦胧中还能让读者感受到一颗赤子之心在跳动。他也采用自由诗体，代表诗集是《也频诗选》（1929年）。
最突出地体现了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而又明显地留下了对法国象征派诗人“移植”痕迹的，是被称为“诗怪”的诗人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原名遇安，又名淑良，广东梅县人。1919年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国家美术院学习雕塑，次年开始从事新诗创作。此时正值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兴起，他爱不释手地捧读波特莱尔的《恶之花》，以及魏尔伦、马拉美等人的诗作。这些法国象征主义诗歌内容和迥异于别派诗的技艺，使他受到了极深的浸润，对他后来的诗作产生深刻的影响。1925年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出版，引起了诗坛的震动，一方面是周作人等人的高度奖掖，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④〕，是“新奇怪丽的歌声”〔⑤〕；另方面，也有不少人批评这些诗“太神秘、太欧化”，叫人难以索解。接着，他又出版了诗集《为幸福而歌》（1926年）和《食客与凶年》（1927年）。朦胧与晦涩，是他诗作主要的艺术特征。就李金发的作品而言，他的诗不乏丰富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比喻，在营造意象、揭示人的深层意识等方面也很有特色；特别是在诗中大量引进绘画和雕塑艺术，以及流贯在他许多诗作中的那种浓郁的异国情调，对当时多数读者来说，的确是“别开生面”的。但他对法国象征诗的引进大体上采用“移植”的方式，不是消化后的吸取，常常是生搬硬套。他的诗在意象的组接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甚至有违常理，在语言运用上文白相杂，句法欧化，又任意嵌进外语词汇，使得诗境残破、晦涩，读起来很倒胃口。当然，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新诗艺术进化的历程，就应该看到，李金发把象征主义诗艺引入新诗创作，还是有功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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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在新诗史上，象征派的出现，是新诗表现艺术的进步。这种以灵敏的感觉、奇特的意象和新鲜的比喻，把思想感情组织在高度压缩的结构里的象征艺术，对丰富和提高新诗的艺术是具有启示意义的。其诗作有下列特征：
（一）注重开拓诗的象征、暗示功能。李金发认为，象征于诗的重要性，“犹人身之需要血液。”〔⑥〕这一观点和法国象征诗人视诗为“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象征派诗人把客观外物视为能向人们发出信息的“象征的森林”，能与人的心灵相互感应契合。这种通过特定的具体形象来表现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情感，一般称之为象征，李金发的代表作《弃妇》，就使用了富有感染力的意象和新颖独特的比喻，来镌刻出弃妇这一凸出而鲜明的形象。在这首诗里，诗人通过弃妇披散在两眼之前的长发和“衰老的裙裾”，以及内心的隐忧与哀戚，展示出这位被人世所委弃的妇女的深哀巨痛。诗的前两节以弃妇自述的口吻诉说自己的悲惨命运：被逐出家门后，只能露宿荒野，在断墙颓垣间苟且栖身，已完全厌倦人世了。于是，以披遍两眼的长发为屏障，来隔断丑恶人间向“我”投来的羞恶嫉视和一切尔虞我诈的流血争斗与死亡。但每当黑夜，“我”的心就如惊弓之鸟，惶恐不安，生怕有灾祸袭来。即使是细小的蚊虫鸣声，于“我”，也像那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吼。在孤苦无助的处境中，唯求上帝之灵来怜悯抚慰“我”了，否则，“我”只有随山泉和红叶撒手而去。后两节突然改变了人称，以旁观者的视角写弃妇的“隐忧”与“哀吟”。度日如年，尽管黑夜将至，一整天的“烦闷”也不能化为灰烬飘散，仍郁结在心底。这样还不如死去的好，让灵魂随游鸦之羽飞向天际，或者飘向海滨，逍遥地静听船夫的歌。最后一节写弃妇哀吟着“徜徉在丘墓之侧”，热泪早已干涸，只有心里的血泪“点滴在草地”，“装饰”这丑恶、冷酷的世界。
象征诗里的物象既是它们本身，又不仅是它们本身，具有内涵的多义性。“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⑦〕弃妇，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其象征体自然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是诗化了的悲苦人生的一幅剪影，诗人通过她凄苦的命运向不公道的社会倾吐自己幽愤之情。这样的创作意图不能排斥。因为同一时期，李金发也创作过类似题材的雕塑作品，据知情人说，“他的雕刻都满足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入鬼魅之窟。”〔⑧〕但作为一首象征诗，则要求我们更多的要从它的象征义上去索解。比之那具体的个别的形象描写，象征诗更有那“言外之意”、“象外之旨”，这就“不仅使人从那里感触了它所包含的，同时可以由它而想起一些更深远的东西”〔⑨〕。联系李金发在国外留学时期遭歧视打击和所受的爱情创伤，以及象征派诗歌渲泄的悲观厌世、消极颓废思想的浸染，就应该领悟这首诗更深的内涵，在弃妇的形象上，诗人是寄寓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许许多多被不公道的社会所遗弃的人的悲哀、惶恐、孤独与厌世的情绪的。可以说这是一支人生命运的悲歌。弃妇这一形象之所以具有这种多义性的内涵，在于诗人注重开拓诗的象征的功能和暗示功能，使读者能“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去开展联想，理喻到某些“更深远的东西”。象征的多义性，暗示的弹性和张力，是象征诗特有的技巧。
（二）追求意象的凝定。李金发的诗作极力避免对事物作白描式的描写或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而力求化思想、情绪、感觉为可感触的具体形象，追求立体的雕塑感。如《爱憎》一诗，诗人这样来状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蜘蛛在风前战栗，无力组世界情爱之网了”。而写他孤独寂寞的心境，都用“我的灵魂，是荒野的钟声”（《我的》）。写人生之路的困苦、艰难跋涉：“我已破的心轮，永转动在泥污下”（《夜之歌》）。这些对世态、心境、人生的描述都是采取凝定意象的方式完成的。在风前战栗的蜘蛛是无力织网的，这一意象抒发出人们在人欲横流的险恶世途中无力回天的无奈感叹。“荒野的钟声”是如此的飘忽微茫，用它来渲泄灵魂的孤独。破碎的心轮，永远在泥污下艰难地转动，又暗喻了人生旅途的艰辛。所有这些思想情绪，在诗里都不是直接描写和抒情，而是化为意象，使抽象、流动的意念凝定成具象的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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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李金发到戴望舒——中国现代象征诗的流变轨迹
（三）奇特的想象和新鲜的隐喻。想象的丰富和奇特，是李金发诗作的长处，这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对周围现象观察的细腻和感觉的敏锐有直接关系。《弃妇》开头一段写夜幕降临、寄身颓墙断垣的弃妇顿生惶恐之感，如惊弓之鸟屏息凝神地倾听四周的动静，轻细的蚊虫叫声在她听来也如“狂呼”那样惊心动魄，“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蚊虫的鸣声用“狂呼”来形容已属夸张，而由此想到使无数游牧战栗的“荒野狂风怒号”，这联想就更奇特了，但却奇而不怪，正好反映出弃妇担惊受怕、预感到灾祸袭来的恐怖心理，浓重地渲染出笼罩在弃妇心头的孤苦无助的氛围。这样奇特的想象，它的触角已伸入人的隐秘的潜意识世界。至于比喻，更是象征诗的生命。李金发的诗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将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采用的是“远取譬”的方法。通常的比喻是以事物间相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而他诗中的比喻却具有强烈的主观随意性，是产生于人的直觉，甚至幻觉、错觉的，这就大大地开拓了比喻的天地，使互相间十分疏远、几乎毫无联系的事物也能构成比喻关系。这种情况，在李金发诗作中随处可见，如：“我们的生命太枯萎，如牲口践踏之稻田”（《时之表现》），用“牲口践踏之稻田”来比喻生命残败、荒芜。“希望成为朝露，来往在我心头的小窗里”（《希望与怜悯》），以“朝露”来比喻希望的短暂和失落。“女人的心，已成野兽之蹄，没勾留之一刻”（《巴黎之呓语》），“野兽之蹄”给人以任意的伤害，和“女人的心”神似。“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以“死神唇边的笑”喻生命的荒谬，对生命本身抱一种嘲讽的意味。这些比喻，建立在对事物间新的关系的发现上，所以叫隐喻。
（四）形象和意境的高度跳跃。在形象与形象、意境与意境之间，抽掉它们联系的关系词语，使之相互间离，以加强各个形象与意境的突兀感和刺激性。评论家把这种手法称之为“观念联络的奇特”。那些省略掉的字句，就是诗的意义空白，需要读者用想象力去搜寻、填补。《题自写像》一诗，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李金发这种诗艺追求。试看这几句：“热如皎日，灰白如新月在云里，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生羽么？太多事了啊！”意思大概是：我内心充满了如火的热情，却只能发出微弱的光亮，正像我穿着草鞋步行，仅能行走世界的一小角落。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远走高飞，那是多么好啊，可是，我那敢有这般非份的奢想！这是诗人自己壮志难酬的感叹。这种不寻常的章法，难以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但却朦胧地泄露出诗人内心的感觉和情感。但省略的字句太多，所要表达的观念必然破碎、晦涩，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阻塞了读者通向理解的路。
（五）广泛运用通感修辞手法。打通视觉、嗅觉、触觉、味觉、听觉等感觉的界限，让它们彼此沟通和转换，往往能造成一种新奇的情境，能给读者带来意外的审美喜悦。李金发精于此道，把它广泛运用于诗作。像“窗外之夜色，染蓝了孤客之心”（《寒夜的幻觉》）；“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夜之歌》）；“山茶，野菊和罂粟，有意芬香我们之静寂”（《燕剪断春愁》）等，通过感觉的挪移、沟通与转换，大大地拓宽了读者的审美空间。
30年代初期出现在诗坛的现代诗派，既是初期象征诗派的一种继承，又是新月诗派演变发展的结果。
施蜇存曾这样概括现代诗派的“共同特征”：“《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是纯然的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⑩〕。这里提到的“现代人”和他们所“感受的现代情绪”有其特定涵义。所谓“现代人”，实际上是指一群远离现代斗争的漩涡、而又对生活怀有迷茫幻灭之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谓“现代情绪”，实际上是指这群人特有的精神状态。他们“从乌烟瘴气的现实社会中逃避出来”，把诗当作灵魂的逋逃王国，在一种超脱的幻象中寻求“苏息、净化”，“在诗作里泄漏隐秘的是灵魂”〔①①〕；他们“当时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①②〕。这就形成了这一诗派的基本内容特征。对此，早在30年代就有批评家进行过准确的概括。最早提出现代诗派这一名词的孙作云，在1935年发表的《论‘现代派’诗》一文中，指出现代诗派“在内容上，是横亘着一种悲观的虚无的思想，一种绝望的呻吟”。屈轶在《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的文章中，也指出这个诗派创作的已“成了浊世的哀音”〔①③〕。现代诗派的诗人，都有一颗青春的病态的心，他们无可奈何地吟咏着：“我是青春和衰老的结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戴望舒：（《我的素描》）“过了春又到了夏，我在暗暗地憔悴，迷漠地怀想着，不做声，也不流泪！”（何其芳：《季候病》）“我们只是被年海的波涛，挟着飘去的可怜的沉舟。”（戴望舒：《夜》）“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在飘摇的小艇中。”（金克木：《生命》）“血的玫瑰，枯萎地在丧钟里颤抖着了。”（张君《肺结核患者》）……在这些诗人笔下，缺乏平民精神和社会投影，只是一些败叶秋蝉似的苍白情绪，基调是消沉的。
还有一部分，因为字数限制，所以没有复制进来
给你一个地址。里面讲的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