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派诗歌的音乐性
强调艺术主体性的心灵感应，源于十九、二十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的最大特点是着重表现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在本质上是带有抒情色彩的理想主义。象征主义文学最大特点是广泛使用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法，强调世界是人的心灵象征，强调感应和通感，即自然现象和自我之间的相通，表现人的感觉和自然现象中不确定因素的精美的歧义艺术。这种文学观念迅速扩展到各个艺术领域，并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艺术新的认知理念。
诗与音乐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尚书》中讲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如《诗经》三百多篇，在当时都是用琴瑟伴奏演唱的。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以叙事歌曲为基础的音乐与诗歌结合的大型说唱作品。苏美尔时期的《吉尔伽美什史诗》是由独唱、齐唱和问答等形式演绎的。由此可见，西方和我国的诗歌都曾经过了一直与音乐相伴到独立成诗的阶段。
随着诗歌的发展，真正认识到诗歌与音乐内在本质关系的当属法国象征主义诗派灶橘的诗学理念，正如魏尔伦所表述的象征派的原则：“音乐高于一切”。 瓦雷里认为“我们是被音乐所滋养的，而且我们的文学头脑中只梦想着从语言中提炼出与纯音响的元素在我们的神经深处造成的效果相同的效果。”(1)瓦格纳的音乐的出现，以其“完戚芹全的艺术”的概念，吸引了包括波德莱尔在内的无数诗人。波高辩毕德莱尔在听了瓦格纳的音乐后，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给瓦格纳写了一封信，心中充满了诚挚与钦佩，信中详细地描绘了被音乐感染后联想到的“契合”体验，声音产生幻觉，将内心体验用诗人精妙的语言描绘出色彩斑斓绚丽的图景。“……我眼前出现一片暗红色、开阔的空间。假如说这片红色代表了激情，我能看到它渐渐地升上来，期间经过了各种红色与粉红色的过渡，直到烈火般的白炽。……然后，又有一道最后的喷射，在白色的背景前划出一道更白的痕迹。假如您允许这样说的话，那是到达了最高的炽烈状况的灵魂的最高呐喊。……”。(2)众所周知，瓦格纳的乐剧是诗歌、音乐和戏剧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综合艺术，他的众多歌剧如《唐豪瑟》、《纽伦堡的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等都是他自己撰写剧本与作曲。他认为音乐应当直接运用一种诉诸灵魂的语言，音乐必须得到诗歌的帮助，相互间应当达到一种互补性，在他的音乐剧中这两种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融合。在瓦格纳看来，这种最佳的音乐形式是一种“完全的艺术”。众多象征主义诗人开始认识到音乐的本质为诗人们提供了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诗歌创作的模式，音乐隐匿的表现手法正与象征主义追求的“暗示”不谋而合，得到了大多数诗人的认可，为此诗歌中的音乐性成为这一流派的最大特点之一。
马拉美的诗和诗观被视为法国象征主义“纯诗”传统的开端，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对音乐结构的抽象理解，诗歌要达到“静穆音乐会”的效果，他的诗《牧神的午后》被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创作为同名前奏曲，该诗同音乐一样具有朦胧神秘的“魅幻之美”。山林的午后，孤寂的牧神潘沉醉于梦幻般爱的渴求向往中，“幻象从最纯净的一位水仙/又蓝又冷的眼中象泪泉般涌流，/与她对照的另一位却叹息不休，/你觉得宛如夏日拂过你羊毛上的和风？”（飞白译）芦笛声响起，惊扰了仙女仓皇逃奔，诗人通过牧神对爱的幻想，将炙热强烈的内心感受浸透在诗句中，表达出主体灵动的隐喻体验。在德彪西的交响诗中，对马拉美的诗篇进行了自由的图解，乐曲结构自由舒缓，音响奇妙柔和，呈现出一幅朦胧神秘的画面，长笛模拟牧神芦笛的主题，通过半音阶增四度音程飘忽不定的经过音旋律，形象地描绘出牧神困倦慵懒的神态。木管组、竖琴、弦乐加入为热切动机的曲调，惊醒的牧神在迷离中陷入曼妙的幻想中，寂寞懒散的牧神在梦幻与焦躁不安的情绪下，长笛再次出现，在圆号幽暗的旋律陪衬下，笛声在超然平缓的长音中渐渐消失。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尽力表达出象征主义的理念，即“纯诗”所追求的音乐般的非理念效果，以满足词语自身的寓意潜能。而音乐所传达的精神世界，通过抽象反常规的作曲手法，如飘忽的主题、不协和音程、色彩般配器等，彻底与传统音乐大小调体系模式决断，而这正是他对象征主义追求的成功尝试。
在马拉美晚期创作的《骰子的一掷不会消除偶然》一诗就试图将音乐与空间排列达到相溶的完美体现。在诗中通过对字词跳跃分散的不同排列组合，在视觉上营造出音乐乐谱的效果，该诗晦涩而神秘，采用大量的象征寓意，具有深奥的哲学理念。在通过对错落有致组合排列诗句的阅读，我们仿佛面对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在演奏不同声部的复调乐章，聆听来自“轮流飞行/内心流露出一种深深埋藏的阴影”，在视觉、听觉、内心中呈现出交响演出神妙的境界，按照他的追求达到诗歌音乐的最高状态。
马拉美的诗歌音乐观是建立在西方音乐完整的体系上，探索一条结构式的、和声式的试验道路。而魏尔伦在追求诗歌音乐性上，具有“印象派式”的创作特点，更多追求是形式上的完美表现，他提出自己的诗学观：“最首要的是音乐/格律上追求奇数”，创作出具有高度音乐性和暗示性的诗歌，表现“灵魂的风景”。他的第二本诗集中的《月光曲》充分表现他艺术追求的特点，诗歌的基调呈现出细腻精妙朦胧的抒情色彩，让人在曼妙忧郁的氛围中，体味出灵魂深处的微妙变化，如同音乐般带给人们以丰富的遐想。这首《月光曲.》后来又成为德彪西创作的蓝本，创作出了闻名遐迩的钢琴曲《月光》，这首乐曲与诗歌作品相得益彰异彩纷呈，诗歌对这首曲子的内涵做出了最好的诠释，而音乐更加深了人们对这首诗歌的深入理解。
魏尔伦的《无词的浪漫曲》诗集就更能体现出他在追求音乐性方面的诗学特征，其中的一首《泪洒落在我心上》最具代表性：“雨轻轻地在城市上空落着。——兰波//雨洒落在我的心上/像雨在城市上空落着。/啊，是什么样的忧伤/荆棘般降临我的心上//地面和屋顶的雨/这样温柔地喧闹！/对我的心忧郁，/啊，这扬起歌声的雨！//泪水洒落，没来由啊，/落在这病了的心里。什么？没有人背弃我？/这忧伤没来由啊。//这确是最坏的悲哀：/我不知道是什么，/没有恨也没有爱，/我的心有这许多悲哀。”（罗洛译） 这首诗在语言及节奏上完美地体现了其音乐性，就像是一首伤感的小调咏叹调。诗中采用了回旋式的音乐手法，每小节首尾两行用同一个词作韵脚，如旋律进行中那撩人的乐句在哀婉中反复吟咏，似滴滴雨声溅落，这无以名状没来由的忧郁伴随着雨滴声“荆棘般降临我的心上”。一副极具柔弱伤感色彩的图景触动了诗人，同时也感染着每位读者，“这扬起歌声的雨”唤起人们心灵深处隐秘的伤痛，就像一首小夜曲般即温柔又哀怨撩人心魂，难以排遣的悲伤情绪在余音中久久弥散缭绕。
对音乐本质的重新理解和确定，更强调了主体意识参与个体精神情感的体验。正如德国美学家玛克斯.德索所讲：“音乐深入到世界的精髓之中，因为自然与精神确实是在无条件之中的。一旦音乐表现了自然与精神事件的这种统一，它便向我们暴露了事物的本质。…..某种不确定必然会进入到这些趋向的音乐描绘之中…….音乐的声音确实清晰地限定了一个范围，而并不确定在此范围之内能发生什么。……在听者心中唤起的情感显然不仅仅得自于音乐本身，而且还得自于具体的意向。”(3)由此看来，音乐所表现的范围在情感体验中会被超越，由于个体情感观念的差别性复杂性，音乐被扩展延伸其本身狭窄的范围，主体观念与音效试图达成统一，最终满足自我理解和情感的表达效果。个体性体验是敏感倾听者不可或缺的艺术途径，它能够体味出音乐在内心隐匿的瞬间情感，在悠忽间探究神秘的暗示。由于声音有明显的超自然的根源，所以它就成了一种严肃的象征手段。“……我们得安静，一个声音升起来了，像一股三月的/风把力量带给衰老的树林，这声音向我们飘来，/没有眼泪，更多的是笑对死亡。/谁在那儿歌唱，当我们的灯熄灭？/没有人知道。只有那颗心能听见——/那颗既不想占有也不追求胜利的心。”（树才译）这是法国诗人菲利普.雅各泰《声音》的诗句，诗人采用象征主义手法，探求神妙音乐的内心暗示。心灵在沉寂中听到了来自大自然和人类内心的声音，“安静”中内和外是通透同一的，心的听觉与外在的声音相感应，而情感深切体验到了内在的神秘寓意。此时已超出了外部世界上的声响，听到了来自大自然和人类内心的声音，这飘来的声音似风的力量吹拂着，这无所不在的声音隐匿在心中挥之不去，是死亡之神也是生命之神在歌唱，“没有眼泪，更多的是笑对死亡”。这极致的内心体验，在幽静中内心透彻虔敬，当意识到生命的灯即将熄灭，就会坦然地面对物欲的占有和狂妄的求胜之心。
（1）黄强：《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167页，文津出版社，2005
（2）同上，103页
（3）玛克斯.德索：《美学与艺术理论》，29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
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儿欢良度喜分何技作《微雨》。
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候款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
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下谁友节轮。
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期宪企西使滑落略，出版《食客与凶年》。
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吧威向米确迫宣远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庆振王于式善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
其准还已晚脱判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啊身肥北随演逐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
中国新诗自它诞拆戚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
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推含困吗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
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
我们如果刻布心精鱼负迅富文升号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话渐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是工溶支基经住统行讨论、争议，一直集笔绝局文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干弦气支拉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胞见解急械存特起势故渐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弦土使刑卫歌超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形毛承架视沉顺衡河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轿散障碍。
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旅帆陵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
”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
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
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
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
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
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
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
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
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
’‘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
’”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
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
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
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
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
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