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象征派与西方后期象征主义

西方

众所周知，1917年前后来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带来了动力与契机。而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的五四文委浓植主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360问答程开始的标志。“文学革命既是文学发展自身孕育的结果，是社会变革与社会转型的产物，而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外因。”①
“‘象征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中最早的一个流派，它的出现，是欧美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一个分界线。”②钢含曲它首先兴起于19世纪中叶的法国，后来波及欧美诸国，兴为一代诗风。象征主义运动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视诉赶触预乐门从19世纪中叶到世纪末，主要代表诗人有魏尔伦、马拉美和韩波。1886年，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阿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个名称，并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告批。前期象征主义主要兴盛于法国，体裁则主要是诗歌。后期象征主义始于20世知娘令职纪初，到20年代繁盛一时，并由法国传播到欧美各主要国家，这一时期的象征主义同下庆盾样情火左伟检意象派合流，且吸收了同期其他一些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新的特点。此时的象征主义也由诗歌扩展到了戏剧等其他领域。主要代表诗人有：瓦雷里；艾略特、庞德；叶芝；调夫热技克父法粒里尔克等。爱伦·坡·波德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文学的先驱。梅特林克是最有名的象征主义戏剧家，他的代表作有《青鸟》等。
象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诗歌应当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反对再现现实，并强调要努力捕捉一瞬间的感受和幻觉。在表现方法上，他们反对直陈其事和直抒胸臆。他们善于运用象征、暗示和自由联想，以构成一种朦胧、银灰、谜语般的艺术风格。
象征主义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后，因其手法与中国传统诗歌有着明显的一致龙消儿参眼工散地宣区你之处，所以更易被中国作家接受。如周作人就认为“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③兴、隐喻与象征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因此，“除了大城市节奏、工业性比喻和心理学上的新奇理论之外，西方现代诗里几乎没有任何真正能轻精次势溶气甚八黄科细叫有修养的中国诗人叫感到吃惊的东西。他们一回顾中国传统诗歌，总觉得许多西方新东西是似曾相识。这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人能够那样快那样容易地接受现代主义的风格技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他们能够有所取舍，能够驾驭和改造外来成分，而最终则是他们的中国品质占了上风。”④
按象征主义对中国诗歌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早期象征诗派
早期象征诗派以李金发出版于1925年的诗集《微雨》为起点，活跃于20钱因示征型就怎营府年代中后期，主要代表诗人有：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以及姚蓬子、胡也计频等。
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三部诗集都可视为象征主义力作。李金发将诗视为“个人灵感的记录”，主张写诗“不怕人家难懂”，“不希望人人能了解。”“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正因其诗歌语言的晦涩难懂零叫，读他的诗如同“猜谜”。
他的诗歌比喻奇特，“记忆复是临元来”有着粉红色的颜色，甚至会发出奇臭。“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我的灵魂是旷野的钟声”……他还创造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意象，并致力于这些意象的奇特组合和其暗示的力量。如；能南环图整决显状溅出血来的死叶，夕阳之火等等。
总之，李金发的诗深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形式新奇、怪异、突兀。
王独清的《圣母像前》以“漂泊、福班止渐秋坚燃不掌颓伤、死亡、坟墓”这些象征主义的母题作为其诗歌的基本主题，更多地渲染了病态感情，抒写了异国情调。
穆木天、冯乃超则注重追求各短声音与颜色的朦胧美，讲究音乐与形式的美感，视其为情绪和心灵的形式。蓬子的《银铃》、胡也频的《也频诗选》等诗集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
（二）“现代派”诗歌
1932年5月，施哲存创办文艺刊物《现代》，诗歌在这一杂志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刊发了戴望舒、施哲存、李金发、何其芳、徐迟等人的大量诗作。这些诗在题材选择、审美趣味、语言风格及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以刊物为中心，形成了一支以戴望舒为领袖的较稳定的诗人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现代诗派”。现代派诗人主要受到了前、后期象征派诗歌的影响，追求隐藏自己和表现自己相结合的朦胧美。在表现方法上注重隐喻、象征、通感等手法的运用。诗歌意象繁复、内涵丰富、组合奇特，有“意象抒情诗”之称。
戴望舒的诗作吸取了象征派的某些表现手法，与李金发的过分晦涩与难解不同，他的诗虽也同样注重暗示，但并不难理解，反而具有一种朦胧的美，委婉地展现了诗人的主观心境。《印象》与《古神祠前》都将不确定的复杂的主题隐含在各式意象里，读起来回味无穷。《我的记忆》中的意象都取自日常生活，如烟卷、笔杆、酒瓶等，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从《我的记忆》后，戴望舒着重于描写感觉的复杂性，并赋予感觉以丰富的心理内涵，写出了自己的微妙感受。即如他曾评价法国后期象征派诗人果尔蒙的诗“有着绝端的微妙——心灵的微妙与感觉的微妙、他的诗情完全是呈给读者的神经，给微细到纤毫的感觉的。”⑤
此外，何其芳的《汉园集》、《预言》往往通过一个客观的象征体来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且还有法国象征派追求音乐美的特质。后期的《古城》、《夜景（二）》以后，则具有了艾略特诗歌的某些相似特点。从卞之琳的《鱼目集》、《汉园集》中我们也可看出他同样也受艾略特的影响较深。
（三）“九叶”诗派
“抗战爆发后，现代诗人群急剧分化，现代诗潮就越过了‘黄金时代’而走向衰落，其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则为40年代的‘九叶诗人’所继承和发展。”⑥“九叶”派的主要诗人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
他们以《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等刊物为重地。他们的诗歌更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反对一味地主观抒情，倾向诗歌转向内心。如穆旦的《活下来》，唐祈的《三弦琴》等，都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
在艺术上，他们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努力使诗成为现实、象征、玄学的融汇体。在语言上，他们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技巧，增强了诗歌语言的韧性和弹性，丰富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九叶诗歌的出现，使中国新诗中现代主义诗歌进入了一个总体成熟的阶段，大胆地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同时大胆消化和创新，则是他们成功的内在机制。”⑦
“九叶”诗人有共同的思想艺术倾向也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独特风格。穆旦是其中风格最浓烈，也是最有成就的一位诗人。他先后有《探险队》、《穆旦诗集》、《旗》等诗集问世。“穆旦对生命意识的自觉感悟与理性沉思中，又交织着他对人类命运、历史沉浮和民族忧患的沉思，使他的诗以痛苦的丰富和感情的严峻著称。”⑧郑敏偏爱描写静态，从中体会生命情趣，如《金黄的稻束》。陈敬容则长于动态描写。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赞美了坚忍的民族精神。
总之，象征主义对中国现代诗歌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一再研究，从中汲取营养。不管是对过往创作成果的研究、经验的总结，还是对今后的创作、理论方面的指导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2.23.
②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41.
③周作人.《扬鞭集》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263.
④王佐良.风格和风格的背后.人民日报出版.1987. 83.
⑤戴望舒.西莱纳集·译后记.戴望舒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1989. 236.
⑥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15. 304.
⑦⑧陈维松.论九叶诗派与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1989.第5期.

参考文献:
⑴吕周聚.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文学评论.2001.第4期
⑵陈慧.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
⑶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1997（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⑷吴中杰.吴立昌.中国现代主义寻踪.学林出版社.1995
⑸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⑹唐正序.陈厚诚.尹鸿.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⑺赵乐甡.车安成.王林.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艺术.时代文艺出版.1986
张红，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西方现代派（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派的联系

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

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肆逗，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作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或配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裂团卖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

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

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

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模式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