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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在细雨中呼喊》主人公孙光林的成长忧伤
摘要：通过孙光林成长历程中生存环境步根该注鸡运小和内心感受的分析，可以看出，孤独和凄凉的生存境域使他的成长中弥漫着忧伤。孙光林的亲生父干凯宪兰亲是个无赖，孤独的他得不到温情；他从社会现实中感受的是弱肉强食、冷漠和命运的无常；由于青春期启蒙的苍白，他还要忍受生理的躁动与不安，础许灯这些都是造成他成长忧伤的要素。爱的严重缺席、伦理体系的空前衰落、道德管延室振束的彻底破产把他推向恐惧与绝望的深渊。他无力把握自己，也无法把握，但又必须把握。他没有措死推较快应所层怎酒自我保护的能力，又无法从亲情和友情中获得保护自我的力宜氢离足立送它之量，因此，他只能在一次次的战栗中走向孤独，又在孤独中陷入更深名作自际司许轴波的战栗。孙光林的经历，代表了吸买扬方所染什特定时代中国社会的某种无序的癫疯状态，人们以最原始的方式行走在现实的角落，伤害与被伤害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少不更事的少限促己年，幼小的心灵被迫反复承受着现实风浪的击打而又孤立无助，唤起人们进行精神苦难的反思与拯救。
关键词：忧伤 孤独 不安 恐惧 战栗
《在细雨中呼喊》是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典型的成长小说。它以一个江南少年孙光林的成长经历作为叙事主线，展示了中国6满乐按顺甚危话0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孤独、迷茫、痛苦和无助，岁月在流掉学外露神缺秋川武命逝与坚持中散发着淡淡的斯当战忧伤。展现在单纯和困惑的少年眼中的成人世界是冷漠和虚伪，从而使少年和成人之间形成无尔法逾越的障碍，成长成了少年的第一道伤痕，形成少年的恐惧心理，破坏了对人生的美好看法。细雨中传来少年绝望的呐喊声，但没有人倾听，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倾听。
主人公孙光林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和回归者，由于经历的与众不同，眼睛记录了更多的命运，导致他的敏感和困惑。他曾经被过继五年，使得他有更多的人生体验，而种种体验，无论是否与他直接相关，都是恐惧与无奈。孤独和寂寞更是觉足他到北京上大学之前不变的主旋律。透过孙光林的成长经历，时时可以感受到那从故事背后漂浮起来的淡淡的苦涩和忧伤，那种面对现实和命运的无奈，那种无法摆脱现实煎熬的忧虑和焦灼。
忧伤之一：亲生父亲是个无赖，孤独的他渴望温情
出生和父亲是无法选择的，孙光林的父亲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赖——祖父体力丧失后，父亲虐待祖父；母亲在世即与寡妇同居；强奸儿媳妇……。一个无赖父亲不仅仅使孙光林活得没有自尊，而且是他苦涩成长历程的始作俑者。例如哥哥孙光平用镰刀砍破他的脑袋，他到田间去告诉父亲。在父亲回家之前，哥哥孙光平用镰刀强行在弟弟孙光明脸上划出一道口子，造成孙光林砍弟弟，哥哥教训他的假象。于是孙光林遭到父亲的暴打和村里孩子们的围观。父亲的不问青红皂白，成全了哥哥人性的罪恶，也为孙光林对人生的认识投下阴影，是他后来经常感到恐惧与战栗的源泉。
孙光林六岁开始，被过继到孙荡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充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他领走时，他在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因为没有人告诉他，将面临一个全新的家庭和全新的环境；也没有人告诉他将如何选择日后的启蒙和成长。“像一个被随意抛弃的幼苗，只能靠自己寻找微弱的水分和养分，孤独而顽强地存活下来”（1）。致使他在整个人生启蒙的记忆中所留下的是伤痛、无奈和恐惧。他以受难的方式，承载了整个乡村社会伦理中最为苦涩的人性启蒙的苍白和荒凉。
随着继父的自杀和继母的出走，他又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中，十二岁的少年在走投无路中再一次回到故乡南门。他回到南门时，正赶上家里遭了火灾，父亲认定是他带来了灾难，疏远和隔膜从此连绵不绝，致使他在家处境艰难，哥哥受父亲的影响也欺负他。孤独的他本想通过游离暴力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安全，但却因此加剧他与现实的隔膜，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这种心灵的伤害所形成的结果便是恐惧和战栗，性格上的极度敏感和内敛。
从南门到孙荡，又从孙荡到南门，这种短暂的循环，对孙光林来说，南门的家成了一种施舍。父亲的冷漠和仇视，孙光林感到无意中对自己施加了残忍的刑罚，他对父亲和家庭的仇恨发展起来，逃离成为他的目标。家庭本是避风的港湾，家庭的支柱——父亲本该是最初的启蒙者和教育者，而且生命的本质是一种主动、活泼、向上的力量，每个人都以某种方式能动地实现着自己。然而在无赖父亲面前，孙光林还不如一个物件，总是引起父亲的厌恶，他所有的渴望无法释放，受到种种压抑、束缚、摧残以至于变得枯萎消沉。于是，一种呼唤——对生命的尊重呼之欲出，俗不可耐的弟弟孙光明死前与太阳的对视就是一种象征。人是不朽的，生命的诞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事件。生活无序而来，苍茫而去，也许没有答案，有的只是唤起。相信那个时代出生的人们都会有同感，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拥有家庭权利的父亲带来心灵的伤害与日俱增，孤独是敏感的少年的必然走向。 1959年出生的孙光林，成人之前，孤独是他的基调。他甚至把池塘当成了伴随他的唯一伙伴。他于是独自坐在池塘旁：独自微笑、独自眼泪汪汪、独自观看争端、独自看家里的物件被人搬走、看自己在水中的形象——削瘦的下巴和神情疲惫的眼睛……游离于众人之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即使弟弟的葬礼，他也由于内心的障碍一直站在远处不敢参加。长久的孤单和被冷落，使他在村里似乎不再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借自己的眼睛，他发现自己已被彻底遗忘。可以说，孤独是孙光林成年之前的生存状态，是冷漠的生活环境结出的涩果。
因为孤独，他对温情充满渴望，但温情对他却是空中楼阁，他只能作为局外人跋涉在绝望的荒原上。应该说，六岁之前，他和父母之间还算亲切。从孙荡重回故乡后，他变得无依无靠。邻居家的医生用自行车带着两个儿子，无论是孩子的喊叫还是按响的车铃，这情形，让他羡慕不已。期待中，他所理解的的温情以特殊的方式来到了：那是他发烧后，医生的手掌在额头一放，他所经历的却是亲切感人的抚摸。病情好转以后，他内心潜藏孩子对成年人的依恋。经常守在医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着医生从远处走来，想象着医生对他说那些亲切的话语，期待医生再次用宽大的手掌抚摸他的前额 。然而医生从来就没有注意他，医生匆匆走过，偶尔看他也是看陌生人的眼光。孙光林的温情渴望落空了，他再次有了感动已经是过继之后了。
继母李秀英用五角钱考验他，他经受考验把钱交给继母。她用令人感动的声调称赞孙光林。可以想象，不过是几句肯定或者说是表扬，但对于孙光林而言，她那过多赞美词语的称赞，使孙光林当时激动得都差点要哭了。这种信任成了他后来遭受打击恢复自信的源泉。
比较无赖的亲生父亲，继父王立强也给过他温情：继父打了他，背着因此而绝食的他去吃饭。于是，我们看到，孙光林的身体在继父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他把脸靠在继父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和孙光林共同生活了五年，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他、打骂过他的继父，比亲生父亲更像父亲。正因如此，王立强的死构成了孙光林冗长持久的忧伤——从此父爱不再。
1959年出生的孙光林，成人之前，孤独是他的基调。池塘成了伴随他的唯一伙伴。孙光林渴望温情，但他并不懂得什么是温情，他认为那些感动“点”就是温情。温情的一瞥恰恰说明了它的极度稀少和弥足珍贵，但一丝灯钨的温情无法与冷漠的现实抗衡。
透过孙光林的回忆和倾诉，正是基于对生命的一种感受和理解，把历史和现实，精神和存在，人性的审视和温情的寻找融汇起来，由对人生存本质的追问转化成绝望的呐喊。人与人之间朴素、真诚的关心与爱护，才会使漂泊的灵魂找到可以归依的家园。
忧伤之二：忍受生理的躁动与不安
孙光林成为中学生了。一个正处于青春期骚动不安的少年，难免对爱情萌动着憧憬。随着身体的自然成长和欲望本能的疯狂折磨，正常的生理启蒙却呈现出一片空白。“导致的结果，便是欲望的本能扩张和所谓的规范在内心开始对抗。在这种对抗中”（2），孙光林一方面要忍受着手淫的恐惧煎熬，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涌现对女性的甜蜜幻想。自我忏悔，又不断地对异性躯体进行尝试性挑逗。这种行为，不仅给他带来了“战栗”式的本能宣泄，也带来了莫名的恐惧，他陷入生理的极度恐怖的紧张之中。黑夜的安慰总是十分短暂，接踵而至的仍然是恐慌、迷茫和痛苦，身体的成长始终在脸色苍白里进行着。孙光林暗恋女同学曹丽：她的脸无与伦比的美丽，她的笑容让“我”感到甜蜜无比，她的声音使“我”激动不安。她成为“我”黑夜想象中的伙伴。没有人给他解释这种现象和心理，更没有人给他指导和帮助，所以他感觉这是他在黑夜犯下的罪恶，白天看到被自己“伤害”了的曹丽就变得提心吊胆。可以想象孙光林的窘境，整日担心别人会发现自己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形成精神上的过敏症，影响了他的自信，也因此差点失去友情。当他知道拥有黑黑汗毛的男同学才是曹丽的青睐时，他怜悯自己，认为曹丽破灭了自己美好的向往。
既然没有正当的途径明白这一切，神秘感促使他在朋友苏宇家看了异性裸体的彩色图片，这使他从虚幻的美好跌入到实际的赤裸中。不仅如此，当苏宇因“调戏”少妇被劳教后，他仇恨满腔，感到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邪恶和令人愤怒。曹丽对成熟男子的喜爱，使她投入了音乐老师的怀抱。私情被揭发后，音乐老师被送进监狱，五年后才获得自由，被发配到一所农村中学。文雅的音乐老师曾经是孙光林的偶像，后来孙光林再见到音乐老师时，衰老替代了音乐老师昔日的风流倜傥，花白的头发在寒风中胡乱飘起。
本是含苞待放的年华，在没有生理教育的年代，他们对青春期毫无心理准备，突然间面对长大的自己，他们因为生理特征的出现惶惶不可终日。苏宇青春期本能的骚乱和冒险，音乐老师和曹丽的遭遇，表明特殊的历史境遇中，爱的严重缺失、伦理体系的空前沦落，青春期只能表现出困惑、焦灼与惶恐，痛苦和忧伤取代了神秘、浪漫和遐想，充满诗意的年华在成人之后留着苍白和恐惧，是文明缺失的代价。
忧伤之三：现实社会中充斥着冷漠、弱肉强食和命运的无常
南门和孙荡就是孙光林眼中的“社会”，他从“社会”现实中感受的是弱肉强食、冷漠和命运的无常，导致他的迷茫和忧伤。比如当他重回南门处境尴尬时，因自留地问题父亲与强壮的王跃进家兄弟争吵，争吵又转化为动武，父母被打得狼狈不堪。但不要命的哥哥孙光平挥舞菜刀砍向王跃进屁股之后，王家兄弟败下阵来。哥哥成了众口皆碑的英雄，孙光林因为没有参与争端，被村人及家人认为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懵懂的孙光林可能出于本能，远离了暴力，却因此被人们彻底否定，成了坏人，加剧了与现实的隔膜，被排斥在整个家庭之外。弱肉强食替代了理性和公正，扭曲了他的判断，加深了他的痛苦。
村里年轻漂亮的姑娘冯玉青代表着孙光林的憧憬。她在遭到王跃进的强奸之后，在众人的围观中，紧紧抱住王跃进的腰，眼睛里充斥着哀求和苦恼。哀求的目的只是让王跃进陪她去医院检查。面对王跃进的辱骂和调笑，围观的旁人只是好奇没有同情。这种对抗和冷漠情形，给孙光林沉重一击——正义没有得到同情、支持和伸张。在王跃进的婚礼上，因为新娘不是冯玉青，孙光林内心洋溢出美好脱离玷污的愉快，但当他看到冯的尴尬，一股难言的忧伤油然而生——冯玉青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了。后来孙光林本以为她的出走就是逃离魔掌，从此过上另一种平静的生活。但是命运的无常使负气出走的冯玉青一步步沦为暗娼，没有改变悲剧命运。不只如此，冯玉青被劳教后，她的儿子——鲁鲁成了流浪儿。孙光林再次见到冯玉青，看到了她遭受岁月摧残的脸，她丧失了青春激情的目光就如黑暗的尘土在漂浮。孙光林的悲哀不是冯对他的遗忘，而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到美丽的凋零和生活的残酷。此后孙光林对她的记忆也蒙上厚厚的尘土。也许是相似的命运，也许是孤独的驱使，或者因为冯玉青曾经代表着他的憧憬，他和鲁鲁成了好朋友，但友情因孙光林被迫返回南门而结束。美丽被蚕食，毁灭的阴云越来越沉重地压迫着孙光林的灵魂。
即使在校园，困惑和不安依然拌着他。小学老师张青海，虚伪冷酷，当校园出现写着他坏话的标语时，他根据自己随心所欲的判断，认定写标语的人就是孙光林，从而和林老师一起利用老师的权威对孙光林开始了精神折磨：引诱、进攻、吼叫、拍桌子、瞪眼睛、关进小屋子。在这里，老师的脸上不是慈爱和睿智，而是虚伪和阴险，没有人情味，没有同情心，不顾孙光林的承受能力和真实感受。他们的引诱，那种阴谋的赞扬和微笑，让孙光林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于是孙光林怀着激动和期待的心情无中生有地承认下来。道德、公平、正义的随意践踏加深了孙光林的恐惧和忧伤。颠倒黑白的偏偏是老师，孙光林的灵魂从困惑走向漂泊，无所归依。
专横跋扈的逍遥自在，弱者最终没有改变悲剧命运。生活在这样一个无序的悲剧色彩的环境中，孙光林似乎感到了命运的捉弄，环境力量不仅不可能完善他的性格，反而加剧了他的恐惧与逃避。这样的精神状态，使他无法正视自己，如果用扭曲的眼光来认识人生，得到的必定是一种对人生扭曲的认识。一切令人费解，在那样的时代又那么合情合理。
无处不在的忧伤遍布城镇和乡村，遍布农民家庭、知识分子家庭和军人家庭。不只是孙光林，包括孙光平、孙光明、苏宇、苏杭、国庆、刘小青等一代人都在无序状态中挣扎成长。在特殊的历史境遇中，人道关怀的空前缺乏，社会伦理与道德尊严的严重丧失，致使人们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如：因为青春期本能的骚乱和冒险而被处以劳教的苏宇、沦为暗娼的冯玉青、流浪的鲁鲁、自杀的王立强、落魄的音乐老师，或者成为像孙广才那样一个地地道道的乡村无赖，都是悲剧的典型。这部小说，更像一部少年成长的心灵史，它留下的都是一个个无法排遣的伤痛记忆，是一个少年生命所无法承受的苦难，是无奈、无助、无望而又坚忍不拔的心灵震颤。“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毫无亮色而言，毫无希望可说，暴力、恐吓、辱骂是维持这个家庭必不可少的精神润滑剂。”（3）无处不在的忧伤置入孙光林的幼小心灵中，表现为恐惧和战栗。
虽然余华说这是一本关于回忆的书，但写此小说不是一种完全的自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情怀使他以冷静的笔触，将孙光林个人的成长遭遇纳入整个时代人物的命运中，使得此作品有大境界，使《细雨中的呼喊》区别于其他成长小说和校园小说，成就时代的意义，那就是对过去的精神苦难进行反思，构筑理性、和谐的的现在和将来。
作品中多次出现的池塘，是孤独的见证和化解孤独的地方，它承载了孙光林的忧伤。成年后的孙光林重返故乡，过去的池塘依然存在。池塘的突然出现，使孙光林面临了另一种情感的袭击。这里，池塘暗示他依然不要忘记故乡或者是感激故乡，理由是故乡给予他生命；池塘暗示他不要忘记过去，对过去的苦涩给予提醒，是提醒他改变过去的生活，给予别人甚至未来属于他的和不属于他的孩子以温情，以关怀，唤醒冷漠的心灵和麻木的神经，还生活以新的面貌。特定的物质与道义双重匮乏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依旧会有少年在细雨中呐喊，提醒我们对生命进行关注与尊重。
注释：（1）《余华评传》第93页（作者洪治纲 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同上书 第103页
（3）同上书 第93页
参考文献：
《现代教育思想》（邢永富主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
《余华评传》（作者洪治纲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鲁迅被侮辱受歧视的故事
鲁迅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但在他13岁那年，他的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过去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但现在他家穷了下来，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对他心灵的打击也太大了，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对有钱有势的人是一种态度，对无钱无势的人又是另一种态度。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御颤判朋友这种朴素自然、真诚单纯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措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洞罩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鲁迅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官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使他镇改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 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狂人日记》之后，鲁迅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后来编入《呐喊》《彷徨》两个短篇小说集，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出版。
鲁迅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啊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
鲁迅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2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鲁迅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鲁迅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鲁迅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尖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普通人自动地来为他送行，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