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两篇谈艺术的文章
色彩中的抽象世界
——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
刘苇
20世纪艺术特征在总体上都趋向于音乐——含混、变形、抽象、直觉和梦导。当时的艺术家们已经清醒意识到必须打破传统框架。任何时代都没有像20世纪现代派艺术家们那样，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共同背叛古典艺术——建筑、诗歌、小说、戏剧、舞蹈等。我们可以从那时的许许多多实验中找到他们超越的指向：靠向音乐。
在这一集体的现代主义运动中，绘画发展也不例外。从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到抽象主义，表现手法逐渐从具象、变形，演变为纯粹的抽象；艺术主体从反映客观对象逐渐演化为表现主观意志。
正是在这样背景下，康定斯基发表了具有抽象主义宣言性质的理论著作《论艺术中的精神》。在这本书中，康定斯基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抽象绘画理论。他一开始就宣称，时代的变化要求艺术形式进行相应的革新，20世纪的艺术已经不可能复原古希腊艺术，否则作品将毫无生气，因为时代在变化。他在书的卷首第一行就说：“任何时代的艺术品都是自己时代的孩子”。他认为，只有纯粹的艺术家，“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只传导内在的和本质的东西，同时，自然而然地绝弃了外在的偶然”，才能找到与这一时代精神相适应的艺术形式。
他在书中把艺术运动划分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底座两端是古典艺术和自然艺术，它们艺术的宗旨是准确地描摹和再现客观现实；三角顶点则是现代艺术，其艺术宗旨是表达艺术家的内在精神和灵魂。这一三角形是不断地向上运动的，其顶端犹如宝塔尖顶,它胡并并不在乎底部艺术家们的不理解。“在上部的最顶端，有时只有一个人，他欢快的眼光是内心无比忧伤的不露痕迹的标记。那些离他最近的人也不理解他。”在康定斯基看来，底部反映的是“物质的真实”，而顶端表现的则是“精神的真实”,完全等同于音乐中的真实。而物质只不过是蒙在精神表象上的一层迷雾。康定斯基在书中进一步指出：“艺术家必须对思想感情有所传达，掌握外形并非目的，而要代之以符合内涵精神的形象。”
在这样一个精神领域中，康定斯基将抽象绘画中的色彩运用类比音乐中的音符，在他看来, 色彩同样具有音响和旋律效果，甚至具有交响乐般的震撼力量。用色彩来展现音乐中的心灵震荡的效果，并直接达到精神深处，是那些只将眼光盯着客观世界的艺术家们所不具备的能力。这是一种直接倾听和再现“内在声音”的能力。抽象绘画是超越于古典艺术之上的只表现“内在声音”的艺术新形式。
坦率而言，康定斯基的抽象绘画理论的建立离不开实验心理学。在哲学上，似乎更是靠向贝克莱的“知觉意识”和休谟的“感知印象与联想”。他使绘画更具有符号性质和表意功能，同时，也更注重画面的“隐性形象”和观赏者的心理互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开拓了绘画表现新领域，裤做迹推动了绘画艺术的形式革命向前发展。 无疑, 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896年康定斯基从俄国移居德国，放弃了法哲学研究，决定从事艺术创作，在德国广泛接触具有革新精神的青年艺胡团术家，并先后组建了“慕尼黑新艺术家协会”和“青骑士”，出版了具有前卫思想的《青骑士年鉴》。1912年撰写《论艺术中的精神》一书，该书立刻获得了现代派艺术家们的赞誉。1917年康定斯基回到了俄国，被任命为莫斯科人民教育委员会，最终因与苏维埃文艺主张相背，于1921年接受德国包豪斯学院邀请离开莫斯科。在包豪斯期间，他进一步撰写了《形式问题》、《具体艺术》、《点、线、面》等有关抽象艺术的论文。有趣的是，他在莫斯科期间，曾有一位名叫马列维奇的学生听了他的课，受到康氏抽象绘画理论的影响，创立了“至上主义”。“至上主义”要比“抽象主义”更前卫，几乎抛弃了绘画中的色彩元素，朝纯黑和纯白的方向发展。后来，“至上主义”的思想又流传到欧美，逐渐演变成“极简主义”。而“极简主义”没有在绘画领域留下过多的痕迹，却在戏剧、建筑、音乐、电影、服装设计等领域影响深远。这恐怕是康定斯基始料未及的,。然而, 却也进一步证明了，艺术是无疆域的, 它们是在彼此影响和相互推动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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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洛朗桑：巴黎的玫瑰
——20世纪女性艺术家扫描之一
刘苇
宛如出于一种共谋，在艺术史专著中，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从未予以充分的确认。一种令人困惑的沉默现象始终笼罩在那些卷帙浩繁的书中。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某种疏忽，撰述者像是被奇特的观念所束缚从而盲视她们的存在。真相绝非如人们想像那样：女性艺术家寥若晨星；也非编撰者出于男性偏见与误解。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似乎是审美观念在确立之初就将女性柔婉情愫排斥在美学领域之外。翻开黑格尔的《美学》著作就可窥见一斑，统治其中被宣扬为正统的审美观是：理念、崇高和神性。虽然，20世纪晚期掀起的“后现代”艺术打破了黑格尔的美学理念；同时，也在这股纷杂无序的运动中涌现出各种艺术的新观念、新样式，女性艺术家的地位也得到相应的改观。但从整体看她们仍处于从属地位。因此，我们有理由把艺术史中被湮没的那些优秀女性艺术家单个挑选出来，展示她们非同凡响的作品，丰富和补充人类艺术遗嘱中被遗漏的那一部分。
玛丽·洛朗桑是巴黎艺术界的一朵耀眼的玫瑰。在20世纪上半叶，她是改变了艺术流向的“野兽派”和“立体派”中的一员。年轻时代与聚集在巴黎的落魄画家、诗人们交往密切，诸如马蒂斯、毕加索、阿波利奈尔等，并深受他们的影响。但玛丽·洛朗桑又是一位独特的艺术家，她在巴黎那风云变幻的艺术天地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学视域。经过不断的探索，她的作品逐渐摆脱了早期“立体主义”的影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出众风格——那种在艳丽妩媚色彩中透露着淡雅高贵的气质和画幅上仿佛被蒙上一层神秘薄沙似的极富抒情韵味的独特标记。
她的自我独立性使其作品超越了那个时代的限制，并且发展了属于自己的富有女性特点的抒情性风格，她在画作中找到了一条明亮、轻柔的、极富敏感性和灵气的特征之路，充分体现了她作为杰出画家背后的那个具有前瞻性和被赋予了直觉激情的女性的魅力，表明了她是一位独具明慧心灵光芒的人，并能将这一内心光辉隐藏在经过审慎选择的色彩暗示里，将宁静与深邃隐约地流泻在一种被装饰化了的纯美的氛围中。无疑，她的作品对于巴黎画派是一个全新的开拓。
玛丽·洛朗桑（Marie Laurencin）1883年10月31日出生于巴黎，她是私生女从小由母亲单独抚养，直到她22岁时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亲是谁，那时她父亲已去世8年。她虽然天资聪颖，但家境一直很贫寒，19岁时她在一家工厂学习瓷器绘画，一年后入艺术学院，之后在同学介绍下她加入了一个为贫困和流亡艺术家服务的机构，在那里结识了很多富有才华的艺术家。
1907年在巴黎的画展上她与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诗人阿波利奈尔相识。之后和阿波利奈尔同居。在他们这份浪漫的情人关系中，双方都给对方带来了艺术上的启迪。阿波利奈尔是私生子。他俩共同的经历促使他们走到一起，却也在他们情感成分中共同具有脆弱性、敏感性，以及对艺术漫无边际的好奇心。对孤独与失落的深刻体验促使他们走向了创作。
阿波利奈尔极有天分，对美非常敏感，他是自波特莱尔开创的新诗运动以来极富才华的继承者之一，同时他对造型艺术的持久兴趣和对形状、色彩的天生感受力，以及加上诗人的异禀，造成他能较别人更快地对新艺术价值作出判断。他当时撰写的富有洞察力的艺术评论，对刚刚出现的“野兽派”和“立体派”艺术进行推介，使马蒂斯、毕加索等画家名噪一时。阿波利奈尔为人温和、善良与真诚，他虽然是诗人，但有许多艺术上有共同追求的画家朋友，他在诗人和画家这两个圈子里像一座桥梁似的将整个巴黎艺术界中出色的艺术家联结起来，不自觉地推动了巴黎艺术走向欧洲。之后他对夏加尔（《向阿波利奈尔致敬》是夏加尔早期杰作之一）、杜桑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至不少国外艺术家到巴黎后都会去拜访他。
从1907年到1913年玛丽·洛朗桑和阿波利奈尔保持着六年情人关系，这是一段美好的日子。人的生命有时是很奇妙的，我们不知道在整个生命进程中那一段旅程是最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我们事先都无法知道，只有在生命最后时刻才会了解。
1908年她的画作《一群艺术家》在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帮助下第一次被出售。作品主要刻画了她和阿波利奈尔、毕加索和他的情人费尔南特的肖像。画作表达了这一时期玛丽·洛朗桑的生活和内心重心，即对艺术追求的无限渴望。这一次作品的出售对玛丽·洛朗桑非常重要，不仅确立了她在巴黎艺术圈中的画家地位，也使她立下了终身从事艺术创作的决心。但她这一时期的作品还没有完全摆脱“立体主义”的影响。之后她又不断创作了各种版本的《一群艺术家》，这些作品包括那一时期经常出现在她生活周围的阿波利奈尔的朋友，其中有不少诗人。
这段时期，她开始画女性肖像，同时也开始为书作插图，这些插图多为漂亮女人，她喜欢用柔和的灰色、玫瑰色和蓝色作为画面的颜色主调，表现了一种宁静的智慧和迷人的抒情气息。她作为插图画家一时名声雀起。此后，她一生约为三十多部书画了插图。
1913年，她三十岁那年，是她一生中的命运转折点。那年她母亲去世；与阿波利奈尔情人关系告终；与法国著名艺术商人保尔·罗桑伯格签署了一份长期合同（这份合同一直持续到1940年，保尔·罗桑伯格同时也是毕加索、勃拉克等人的代理商），合同规定将定期展出她的作品；阿波利奈尔诗集出版，其中载入了有关她的几首优美的抒情诗；作为“立体派”画家她已经成为著名人物，阿波利奈尔在该年发表的《论立体派画家》一文中写道，“立体主义”绘画使造型艺术发生了革命，它重新调整了美的秩序，并使人们学会以新的尺度来衡量完美，最终令画家的内心期望与绘画的可塑性达到了一种创造性的境界，并称玛丽·洛朗桑“就像莎乐美一样,使艺术得到了光辉的洗礼”；与德国男爵奥托·冯·瓦特根认识，一年后她嫁给了他。
不多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从那时起到1920年，这对夫妇一直流亡在外，先是逃亡到西班牙，分别在马德里、巴塞罗纳居住，之后又到德国。在这段时间她分别认识了当时已有影响的艺术家：罗伯特·德劳内、弗朗西斯·毕卡比亚等。这时阿波利奈尔正在尼斯参战，1916年不幸头部中弹，治疗后退到后方工作。1918年，他得流感后不治身亡，两天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玛丽·洛朗桑听到阿波利奈尔的死讯后痛不欲生，几乎发疯。
玛丽·洛朗桑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次大战中间的三十年和平时期正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她的许多代表作：《美惠三女神》（1921年）、《狄安娜》（1921年）、《少女与狗》（1921年）、《三少女骑马》（1925年）、《吻》（1927年）、《三少女》（1938年），肖像画：《保尔·吉劳姆夫人》（1924年）、《夏尔·德玛斯》（1938年）等就在那段时期完成。
她在巴黎社交圈内广受欢迎，并为一些著名女性绘制肖像。而她为俄国芭蕾舞剧《牝鹿》设计舞台布景和服装，促使她开始涉及设计领域。《牝鹿》在蒙特卡罗和巴黎先后上演并获得了大量赞誉和高度评价。从此，“牝鹿”一词成为玛丽·洛朗桑的代名词。这段时期，她既作为一名肖像画家享誉盛名，同时也作为设计师投身于戏剧服装的设计；此外，她还画了大量瓷器画、撰写诗歌、在艺术学院担任教授。她成为当时巴黎的社会名流。
1956年6月8日，她在巴黎自己的寓所中逝世，享年七十三岁。遵照她的遗嘱，安葬前，她身穿白色长裙，手持一朵玫瑰，胸前安放着一叠阿波利奈尔写给她的情书。可以看出，阿波利奈尔在她生命中的重要性，在内心深处她一直把自己看作是阿波利奈尔的妻子，身前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在走入墓地前也要完成这一心愿，哪怕是象征性的。玛丽·洛朗桑以艺术家的浪漫情怀，将葬礼变成了一场暗喻式的婚礼，这是艺术家独有的创造，也是她最后一幅惊艳世人的作品。
综观玛丽·洛朗桑成熟时期的画作，与其说她的作品有“立体派”的影子，不如说她更多地受到“野兽派”的影响。说她是“立体主义”画派成员主要是因为她的创作与活动年代正好处于“立体主义”鼎盛时期，同时，她也与“立体派”成员关系密切。但是，对她作品基调进行分析，从中不难看出马蒂斯要比毕加索对她更具有影响力。
她在作品中对造型的处理常常简练、明快，线条流畅和富有韵律感，大多运用了平涂法，将人物、场景作为一种平面装饰，减弱画面的深度感和物象的体积感，但并不像“立体派”那样将物象进行扭曲、变形，也去掉了古典绘画中的光和透视作用，而仅仅强调在主题表达中展示色彩的音乐般美感，将纯净的平面色块在画中组合以寻求一种富有变化的和谐性，犹如诗歌中的韵脚和节奏变幻，带给人美妙的体验和视觉享受。所有这一切似乎与“野兽派”热衷于色彩鲜明的视觉效果、采用线条勾勒和平涂绘法有着深切的关联。
她早期作品中人物神情忧郁，背景色调也较黯淡，表现出人物自我迷恋的倾向和陷入一种深思状态中；如《持扇子的女人》、《化妆的女人》。逐渐，这一忧郁神情被一种平静所取代，色彩也相对变得明亮些，人物仿佛处在沉静的自我冥想中体会内心的诗意，这一倾向与自我迷恋稍有不同，只是易以让人错觉为迷茫；如《读书女》、《戴黑白相间羽毛饰帽子的少女》。
到了成熟期，色彩似乎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它对主题的提炼达到了高度意象化的境界，将人物形象的处理和画面的构图统一在色彩感性中，传导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梦境化的美感。《美惠三女神》、《狄安娜》在大片的绿色背景中点缀上女性服饰的粉红，在宛如湖水般清澈、明静之中流露着温婉和奢华，使人物形象更具有轻盈和优雅的仪态，展露着安谧、宁静的气氛，令作品在知觉层面上有着不易察觉的持久的冲击力。《持玫瑰的少女》、《吻》、《三少女》等作品中人物神态明朗、体态柔媚，但在这些相似点上每一幅作品又有着色彩的不同变化，而每一色彩的选用都显露出她微妙的内心情致。在她作品中，所描绘的具有动人容颜、婀娜身姿的女性形象上都附有羽毛、轻纱、花朵、丝巾等饰物来作为她翱翔柔美梦幻的翅膀，她喜欢用粉红、钴蓝、灰白、青紫、湖绿、柠檬黄等轻快而鲜丽的色彩来谱写她的华彩乐章，这一点如同阿波利奈尔的诗歌一样使作品充满着斑斓内蕴和深情意味。她的作品在当时的巴黎独树一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