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魏
很多人不知如何欣赏魏碑，李尽述满周富帮科提以其风格独特，既不同于秦汉篆隶简牍，又异于或宽360问答博或秀美的汉隶，亦与唐楷宋书风格迥异，而且碑文历经风雨侵蚀已经残左频市缺不清，颇有难以入手之感。那么，应该如何欣赏魏碑呢破领告印？
以张猛龙碑为例，用笔方圆兼施有如切金断玉，结体开张大度寓险绝于平正，既出凌厉峻峭又有几分自然妍美，被世人誉为“魏碑第一”。
一、张猛龙碑简介
《张猛龙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五二二)，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有额有阴，碑文记颂占脱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碑阴为题名。古人评价其书“正法虬已开欧虞之门户”，被世人誉为“魏垂武与不编破宣碑第一”。
它具有集众美行毛约财区增盐仍德客于一碑的特点，用笔方圆预办并施，结字长方，笔画虽属横平竖直，但不乏变化，自然合度，妍丽多姿。它上承汉碑之变迁，下启隋唐楷书之先河，是南北朝时期艺术水准最高的碑刻作品，它影响和成就了后世许适多书法名家。唐初的虞世南、欧计家居孩该钱除言门极而阳询，清代的包世臣杆政范源苗义、赵之谦、康有为，以及近代的弘一法师等，都有从此碑获益请阻度但湖降。当代广大书家和书法爱好者亦对《张猛龙碑》情有独钟，视其为学习魏碑的首选范本，临习者众。
二、艺术特点
《张猛龙碑》用笔十分丰富，方圆兼施，以方笔为主，同时在方圆之间又有很多细腻的变化。结体险绝多于平正，其境扬础烧衡是险绝与平正的完美结合。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欹侧生势。此碑字势统一，字的上部重心都向左倾斜，峻起于右上角讲物儿文重，造成一种飞扬的字势。
2、主次对比。此碑因袭阳缺久必极任隶书特点，一字之中主要突出横空安又方古基复东画和撇捺，竖向笔画多收拢紧缩。
3、虚实相映。此碑的一大特点是放得开、收得住，既有大胆的疏放，又有巧妙的留白，于虚实相映中产生奇势。
4、错落生趣。此碑通过错位、穿插、夸张等方法打破均匀分布，使字在强烈的内部对比中产生奇趣。其章法特点是横有行、竖有列，注重德律价疏密的处理，以章法的疏朗与字势的紧密形成对比之美，并且给结构外向舒展的字势留下空间的自由度，整篇章法显得规整和谐。
三、名家评论
自传拓以来，《张猛龙碑》备受书家和书评家们的推崇，赢得了很高的评价。清代评论家包世臣《艺舟双楫》云：“《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
清代著名学者杨守敬《学书迩言》称：“《张猛龙碑》整练方折，碑阴则流宕奇特。”其《平碑记》称《张猛龙碑》“书法潇洒古淡，奇正相生思她则包弦沙级既，六代所以高出唐人者以此”。
清代另一位碑学代表人物康有获志头肉许为也对《张猛龙碑》亦赞美有加，他在《广艺舟双楫》中赞道：“其意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内，皆极精彩。”又云：“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
近代书法家沈曾植盛赞曰：“此碑风力危峭，奄有锺繇、梁鹄胜境，而终幅不杂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抒写者不同。”
启功亦甚爱此碑，他在《题张猛龙碑》一文中说：“古之铭石书，多故求方整，以示庄严，遂即形成相传之刊刻体。而简札书中手写体之弹性美，往往不可得见。其方不至于板滞，圆不失其庄严，每笔每字，时方时圆，或方或圆，相辅而成者，惟此碑得其妙。”
四、临习要点
临习《张猛龙碑》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中宫收紧，以免形散无神采，同时又要注意紧结过度，以免需夸张的笔画展放不足。
2、此碑笔画既雄健又灵变，偏旁和部件写法多样，借让巧妙；结构既精致又宽博，有大气魄；结体变化丰富，大小差别很大。
3、注意先方后圆、寓圆于方，只有先做到方雄，才能取得圆浑。
4、因为此碑漫漶十分严重，所以要注意对此碑意态和精神的把握，不能刻板描摹，遗神取貌。
赵之谦最好的行书
赵之谦最好的行书是《中秋诗四条屏》。
释文：中秋月正明，夜半飞紫琼。拂袖天上去，揽衣朝太清。缥缈黄金阙，迢遥白玉京。搭隐毕离离百宝幢，袅袅九华旌。箫韶起碧落，散花飘群英。翱翔鸾鹤舞，清澈云璈声。凌凌九霄寒，风露薄青冥。弱水三万里，仙路眇蓬瀛。不赴瑶池宴，相约董双成。
吹笙骑凤凰，飞上芙蓉城。宋四明陈西麓游仙曲。光绪戊寅秋七月书于芝阳，为耀甫尊兄夫子大人属，撝叔弟赵之谦。
在书法上，赵之谦不仅精于隶书、楷书，并且对于篆书和行书也极擅胜场。有意思的是，他在《与梦醒书》中却对自己的各体书法作出了这样的自评：“于书仅能作正书，篆则多率，隶则多懈，草本不擅长，行书亦未学过，仅能稿书而已。然平生因学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
这除了隐约表示了自己于书法擅长篆、隶、楷之外，对于行、草书则有些自谦。但事实又怎样呢？单就他的行书来看，其实造诣是很高的。从整体着眼，他的行书笔墨腴润，风致潇洒，有着强烈个人风格的“创新”一面，又有着符合大众欣赏习惯的“从俗”一面，可谓推陈出新、雅俗共赏。
书法生涯：
赵之谦避走温州后，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携森包安吴理论所折服。在《章安杂说》中已看出他倾心六朝古刻之心态：“六朝古刻，妙在耐看。猝遇之，鄙夫骇，智士哂耳。瞪目半日，乃见一波磔、一起落，皆天造地设，移易不得。必执笔规模，始知无下手处。不曾此中阅尽甘苦，更不解是。”
又云：“安吴包慎伯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知芹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书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模勒之事，成为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奉为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
而后八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唐人模勒，亦不足贵，与余意异而同。”其于书不满足于二王也如此。于是，他开始了学习书法的转折，渐与二王系统分道扬镳了。
在他赴京之后，与沈均初、胡甘伯、魏稼孙等相聚，皆癖嗜金石，其时他正着手重编《补寰宇访碑录》，大量搜罗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最为之心仪。三十五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