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怎么样
看完前三章，故评价可能有所不准。斟酌很久是给三星还是四星，后来想想，五星若给钱钟书先生，四星给张隆溪先生，那么这本书就真的只能有三星了。 优点： 1.资料详实，非常有利于按图索骥来查找原始资料。 2.虽然在序言中说要结合中国创作实践，进行从文本到文本的比较研究，但是整本书的重心还是在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面（或许和作者本身的专业出身有关？），但书中对各种文艺理论、文学思潮、中外相关文学批评实践的厘清非常详细，脉络清晰，象征主义文学本身即和理论、批评联系紧密，中国接受象征主义也存在着概念混杂不清的情况，故该书对于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层面的清理对于象征主义这一课题非常有价值。 3.视野较为开阔，叙象征主义不忘和其联系紧密的表象主义、未来主义等；分析文学也能带入绘画、音乐的角度；且这一开阔的角度背后有理论支撑，即19世纪、20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和理论本就存在着不同艺术门类相互渗透，不同文学思潮共时发展的特征；中国在接受象征主义的时候更存在不同文学思潮和文艺理论共时进入的情况。这一开阔视野同样有助于我们更好把握象征主义的内涵和中国接受象征主义的特点。 4.作者在文学史、文学理论等方面的基础知识扎实，分析不存在错误，文学研究的各个销销层面均有一定的分析。总的来说，这本书功底非常扎实，对象征主义和巧蔽中国对其接受情况的描述和分析都有做到相当的程度。对于想快速、准确地把握象征主义和中国接受的全貌的读者来说，是本很好的书。 缺点： 1.我非常期待的象征主义和中国诗学的理论对接层面的分析让我大大失望了。这本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领域，虽然中西诗学（姑且认为中国有“诗学”吧）分属两个很不相同的系统（也姑且认为中国古代文批有体系吧），但就现代派诗人的创作实践中明显体现的中国传统诗歌因素来看，对这一领域的探索有很大的实际意义。这种实际意义作者在序言中承认过，但也许这一课题太过困难，作者并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 这一领域属于比较诗学的范畴，比较诗学也是比较文学中一大方向，我若要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理解，首先需要对西方文论史、中国文批史都有相当的了解；再此之上可以读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提升自己的眼光。 2.正如我在优点的第4点说的，这本书基础知识非常扎实，以及第1点说的”材料详实“，由此可以想到的是，作者在分析问题特别是理论问题的时候眼光不够犀利，思考不够深刻，对概念的把握仍停留在条框较多的”认识“层面，而没有达到摆脱条框，把握概念深层逻辑的”悟“的层面；虽然我们在本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在各概念之间建立相当的联系，但这些联系仍然流于逻辑推导（推导的依据是某个概念的某个特征和另一概念某一特征的对应）层面，而没有从更深的层面把握它们的本质联系。而另一方面，对于某些概念的特征总结有嫌片面和绝对，比如对于法国象征主义，作者认为其核心概念是其“超验本体论”，叙述这一亏宽游超验本体的时候作者指出这一思维模式的基督教神学渊源，却没有讲清楚象征主义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暧昧、微妙关系，而这一关系恰恰能解释为何象征主义会引导出后来各种现代思潮。由此一例即可看出作者在基督教神学方面了解不够深入。另一例是作者在分析象征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联系时，特意强调严羽所谓”不落言筌“的说法和象征主义强调所谓“暗示性”的暗合（51-52页），可是严羽这一说法重在否定文字而强调形而上学的哲理（禅意），象征主义却是自波德莱尔始就极度重视“语言”本身不同于日常交际功能的文学特性，两者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就分道扬镳，这实际上关涉到一个常被讨论的“禅”和“诗”的关系问题，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中就明确说过“若诗自是文学之妙，非言无以寓言外之意；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能印影”。 以此两例可见作者在下足了文献整理和基本概念认识的功夫后，还欠缺对概念（尤其是文艺理论概念）的深入和细致把握。也正因为这一不足，才导致行文稍嫌冗长，若能对概念内涵有深刻、精准的把握，叙述自然就会精炼许多。 作为读者，我的感受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知识增长居多，洞见启发太少。 小小本科学生，在这里妄论北大教授，实在是惭愧了。只不过看到了些不足，不说不快；可能这些不足反而是我自己基础知识不扎实理解有误，希望得到指正。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
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360问答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作《微雨》。
19各甲思受尔留省大河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怀接真皮掉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粒其化袁保盐报》、《新女性》撰稿。
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之查诗集《为幸福而歌》。
1927年秋，任中央大百得紧在住革乎声裂学秘书，出版《食客与凶年》。
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倍哪字卷经武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现代象征告今响消其知期短武蛋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台吧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古落、误解。
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言问蒸滑脱式吗善兴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
中国新诗自它诞拆戚生之始，轻督夫织变效队素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初有统凯亮背磁阿农应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
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
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齐极贵至最玉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季上欢游什冷异采究验气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风械片钱状少误导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
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套深氧行亮细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苦图怕讨论、争议，一直集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轿散障碍。
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女根搞增衡客良包正将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旅帆陵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
”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
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
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
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
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
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
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
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
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
’‘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
’”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
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
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
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
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
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