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象征主义的特征谈谈对荒原的理解
1 原型意象与“荒原”的总体象征意蕴
长诗《荒原》的写作主要受魏士登女士的著作《从祭仪到神话》和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巨著《金枝》的启发，以渔王和圣杯传说为原型，这个神话传说构成全诗的总体意象。渔王掌管着国家、生命，但是由于渔王年老力衰，身患重病，失去生命活力和繁殖能力，于是大地开始干裂荒芜，本来肥沃的国土变成一片“荒原”。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到圣杯，治好渔王的病，挽救国家。圣杯通常指耶稣受难前与12个门徒共进晚餐时所用的杯子，有史以来有许多关于骑士为寻找圣杯而历险的传说。后来圣杯逐渐演变为生命力的象征，具有起死回生的神力。于是年轻的英雄骑士身佩利剑，出发去寻找圣杯，途中历尽千难万险，最后终于找到了圣杯，治好了渔王。果然天降大雨，万物复苏，“荒原”得以拯救。
长诗腔春的题目“荒原”作为全诗的主要意象，带有强烈的象征韵味。长诗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当时的欧洲正从战争的余悸中逐渐恢复，政治、经济、社会都四分五裂，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动荡的社会也蔽圆搏导致了人们精神世界的虚无，精神文化的败落。这时期的人们失去了精神追求，内心空虚，犹如行尸走肉，游荡在这个世界。在艾略特看来，西方文化就像一片贫瘠的土地，没有精神寄托和方向。而“荒原”的意象正是这一时期欧洲或整个西方社会没落衰败的逼真写照，是西方人民精神文化贫乏落后的真实反映。
2 《荒原》的生、死、再生的意象系列
长诗中有很多与死亡有关的意象，诗人之所以大肆描写死亡是为了对现实世界进行尖锐的揭露和再现。但《荒原》中的死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不是终极死亡，而是有着生的意义的死亡，是再生的前提。
在长诗的第一部分中作者写到：“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哺育着/丁香，在死去的土地里，混合着/记忆和欲望，拨动着/沉闷的根芽，在一阵阵春雨里。/冬天使我们暖和，遮盖着/大地在健忘的雪里，喂养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干枯的球茎里。”四月本来是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季节，充满生命力，宏祥但是在艾略特笔下却成为“最残忍的月份”；而冬季原本是冰天雪地，死气沉沉的季节，却被艾略特说成是提供温暖的季节。四月成了“最残忍的月份”，孕育生命的土地成了“死去的土地”，揭示了现实世界已经被空虚、衰败笼罩，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但“哺育着丁香”、“根芽”、“喂养着一个小小的生命”却给我们带来了温暖的色调、复活的希望，使我们看到了再生的方向和现实。
艾略特描写伦敦城：“飘渺的城，/在冬天早晨的棕色雾下/一群人流过伦敦桥，这么多人，/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人。”在艾略特看来，伦敦城是一座“飘渺的城”，非现实的城。“叹息，又短又稀，吐出了口，/每一个人的目光都盯在自己足前。”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活死人”机械运动的图画，没有思想，没有生机，周围一片死亡般的孤寂。然而作者笔锋一转，随即问了两个问题：“去年你种在你花园里的尸体/抽芽了吗？今年它会开花吗？”“种”、“抽芽”、“开花”则意味着生命的诞生，表达了再生的美好愿望。
此外，“水”与“火”也是象征再生的重要意象。“水”在《荒原》中具有双重象征意蕴。一方面，“水”是万物之源，象征着生命，有了水万物就能生长；但“水”也能带来死亡，当象征着情欲的水泛滥时，将淹没人类的理性和智慧，使人们变得愚蠢。在第四部分《水里的死亡》中，作者将淹死的水手与基督教用水给死者洗礼的仪式相连，象征着死亡是一次超度，是再生的前提。“火”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火”代表人们的欲望，当欲望之火无法控制时就会引起罪恶；但“火”又能净化人类的心灵和思想，除去一切杂念，燃尽一切罪恶，把人们从堕落的边缘拯救回来，通过火的历练得到再生。
《荒原》中所描写的宗教仪式，如“水里的死亡”，“火的布道”等等就是在为死者超渡灵魂，使其死而复生。诗人描写丧失信仰、衰败堕落的世界，是企图将世界重新拯救过来。
3 《荒原》与艾略特对西方社会的拯救
长诗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犹如一片荒原，社会肮脏混乱、毫无秩序可言，生活毫无意义、虚度时光，人们失去信仰、理想、追求，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人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该做什么。艾略特看到了西方社会这一状况，并提出要拯救西方社会。他认为一战后的欧洲也急需寻找圣杯，从而拯救“荒原”、拯救社会、拯救人类。圣杯象征着拯救荒原的希望，但如何寻找圣杯呢？在艾略特看来，这圣杯就是宗教，寻找圣杯就是信仰上帝、皈依宗教。
艾略特抨击现实，批判社会，认真思考社会、阶级矛盾以及现阶段的问题。他强烈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以宗教政治来消除社会弊端，解决现实问题，借用宗教来复兴西方堕落的传统文明。艾略特认为，在《荒原》中圣杯就是宗教，寻找圣杯、治愈渔王的做法正是出于艾略特皈依宗教的主张。
第三部分《火的布道》通过佛诫归劝人们要想摆脱情欲，必须皈依宗教。人类的种种罪恶正是由于强烈的欲望之火导致的，但火也能焚烧一切罪恶和丑陋，所以“火诫”要求燃尽一切世俗情欲。荒原中人们的情欲之火、愤恨之火，只有通过烈火的焚烧，才能获得拯救；只有经过烈焰的净化，精神才能得到洗礼，得到升华。荒原人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失去了信仰和追求的人们，不再考虑人生的意义，不再在乎生活的色彩，犹如失去灵魂的躯壳，在这世界漫无目的的游荡。作者惟有祈求宗教能够改变现状，拯救人类脱离苦海。
第五部分《雷霆所说的》道出了拯救荒原的主题。诗人在这一部分中开始探索拯救荒原的途径和方法，最终雷霆说出了拯救的办法：舍予，同情，克制。雷霆向人们传达了上帝的旨意，凡想脱离苦海的人们，唯有顺从上帝的意旨，生活在宗教的思想中，怀有舍予、同情、克制的心才能获得最终的拯救。
《荒原》无疑是艾略特最重要的诗作之一，也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里程碑。在作品中，艾略特以其敏锐的观察力、犀利的语言，一针见血地揭露出西方社会的乱世状态，反映出西方文化的衰败空洞以及人们孤独空虚的内心世界，把一战后的西方世界真实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对西方社会以及人民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并且为读者理解《荒原》这部巨著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及帮助，这一点是其他作家无法与之匹敌的。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良、李金发，广东梅县人。
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来自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360问答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后类开最入由章束护担食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历为板互尽，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1920至1923年间，短他在柏林作《微雨》。
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的记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稿。
1926年，在文学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
192石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出版找《食客与凶年》。
1928植促友免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经写皮师些续益936年任该校校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直时百毛政针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夫所蒸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
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鱼况思及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
中国新诗自它诞拆戚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包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
而李金发的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熏香”，给集罗征免判我们以震惊，丰富分务子线结了中国新诗的内涵感损预斤层县喜。
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陆四应径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列让黄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
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讨论、争议，一直集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轿散障碍。
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旅帆陵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
”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
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
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
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
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
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
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
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
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
’‘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
’”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
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
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
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
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
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