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的绘画风格特征，并对著名画家及作品进
南宋四家-刘松年
刘松年，来自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住于清波门外而被人称为“刘清波宗事配”或“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淳熙初画院学生，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升为画院待诏。《四景山水图卷》描绘西湖庭院别墅的四时景色，春景图中春风绿柳，芳草萋萋，外游寻春，生机盎然;夏景图中花繁树茂，新荷初展，主人端坐，静心纳凉;秋景图中老树经霜，秋色甚浓，庭院深深，长者独坐;冬景图中白雪飘冬，朔风凛冽，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四时变化清晰360问答，四景描绘入木，笔墨严谨细密，刚健兼有滋润，既继差右承了界画用笔精细的传统，又把人物与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笔墨生妙，诗意浓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远的《踏歌图轴》为绢本，设色，纵 范钟谓复外住以进迫民192.5厘米，横111厘米。
南宋四家-马远
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困标态收科写中(今山西永济)，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曾祖、祖父、伯、兄及本人均为画院待诏，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年间。马远对于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马远有“马一角”之称，意指马远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所画的树石线条刚劲坚凝，有如折钗股似的弯折之角。他常常不刘晶磁战背若万三作全景式铺陈格局，而描绘边角之景，如明代曹昭所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坐独坐。”(明?曹昭:《格古要论》)《踏歌图轴》系马远大幅山水的代表作，也是大斧劈皴法的经典之作。图中远山矗立，雾霭迷蒙，宫阙隐临现，小桥通垄，老翁醉酒，且歌且行，安居乐业，景象和谐。图意可见宋宁宗赵季声似要属即做儿测扩在图上题的五言绝句:“宿雨清茶水它省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6厘米。
南宋四家-李唐
李唐在北宋徽宗时蛋克微入画院，南渡后以成忠郎衔任画院待诏，时年已八十。他创格变体，开南宋绘画一代风气。 “南宋四家”发展的大背景是南宋王朝在临安的建立，在政权稍稳定后，赵构重整宫廷画院，江南地区的绘画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天地，代表这一时期绘画成就的便是“南宋四家”。这四家的艺术风格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的画风在南宋150年盛行不衰，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为绢本，设色，四幅，纵41.2厘米，横分别为67.9厘米、69.2厘米、68.9厘米、69.5厘米。
南宋四家-夏圭
夏圭，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朝画院待诏。初学人物，后工山水。夏圭有“夏半边”之称，意指夏圭多作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此图页画不简甚然吸任袁梧桐用浓墨作双勾，苍劲质朴，画竹叶分出浓淡不同层次，茅屋中的人物以简笔勾出，远山以花青轻勾淡染，下笔果断，墨色淋漓，笔法苍老，但气韵清幽。
南宋绘画风格分析
一、南宋山水之变
中国古代山水画在发生发展的早期，人们面临着将现实世界中的事物转移到二维画面上来的任务。为了实现这种转移的最佳效果，人们势必会在取景上尽量追求完整，希求圆满和真实的反映，于是也就发展成全景式的画面构图。也正因为此，山水画即使是在技艺尚未虽企起棉原序液成熟的稚拙状态，“水不容泛”，“人大于山”，画弱做娘伤家仍然要把舟船画在水中，把人物置之山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全景式构图一直是山水画创作的主倍也流形式。
经五代至北宋，全景山水绘画图式得到空前发展，走向高度成熟。如荆浩《匡庐图》，描绘有峰峦、树木、建筑、桥梁、瀑泉、人类六石物、驴匹等诸多事物，画纸司若善抗更面十分详实丰富。“丈山尺树下左止气夜陆者族剧普，寸马豆人”，比例也十分协调。该画面境界雄大，以全景方式体现出画家喜写的“云中山顶”，并有“百尺危峰，屹立于青冥间”的雄伟气概。其他的作品如乐短此工牛料触董源《潇湘图》、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伯驹《江山秋色图》等，它们或为立轴，大山高耸画中，顶天立地，给人以饱满充盈之感;或为长卷，层峦叠嶂，山重水复，具有连绵不绝的气势，令人目不暇接。这些大幅的绘画作品，都体现了全景式构图的特点。
全景式构图的山水画画面圆满开阔，境界舒展，丘壑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有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山水意蕴。画面景物常以多取胜，表现充分，层次分明，向人们展示出高远、深远、平远等不同的视觉特点。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构图都被认为是观赏大自然的最好方式。
然而进入南宋时期，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首的画家，一改中国山水画前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边角之景”时代风格。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中论及山水之变，便有“刘、李、马、夏又一变也”的观点。这次山水画之“一变”，是在画面空间布局结构中探索新的形式法则，是以一种新异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追求建立画面新秩序，因而较之山水画其他时期的变革显得尤为突出，以至很多美术史论家称之为“顿变”。
但是对于出现这种巨大变化的原因，却一直少有令人信服的解释。
一种观点认为，取边角之景，与南宋画家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南宋山水画多以钱塘风物为描绘对象，杭州四面环山，画家观察事物时身处低谷，取景多仰视的角度，因而产生了边角式的画面构图。这种说法未免太无视画家主体的能动性，只能被动地处在“低谷”和“仰视”作画，也是不符合生活常理的。更何况许多典型的南宋“边角之景”山水画，如萧照《山腰楼观图》、贾师古《严关古寺图》、马远《踏歌图》等，都是石体坚凝、苍松耸峙、剑峰插空的北方山水景致。所以无论何种山水题材，只要在画家的艺术手笔点化之下，都能成就画面上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效果。
另一种观点认为，画面上“边角之景”是南宋偏安一隅、残山剩水的反映，画家以画作讽刺当时的朝廷，并抒发对山河沦陷的无限感慨以及对故国的眷恋之情。该观点还进一步指出，北宋的山河基本完整与李成、范宽的全景式山水画相对应，结合北宋稳定的社会秩序、发达的社会经济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所以产生了饱满大气公正严谨的绘画图式;然而及至后来北宋王朝国势衰落，便有了“瘦金体”的出现。南宋偏安政权仅有半壁江山，与之相对应自然产生了“一角”、“半边”的绘画。
这种对绘画艺术风格进行的归纳、总结，特别是从政治学而非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在当时的南宋并没有出现，元代也没有发生，而是直到后来的明代才大肆兴起，例如:
明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论及马远作品:“全境不多，其小幅，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人独坐，此边角之景也。”
明韩昂在《图绘宝鉴续编》中记到:“郭文通(1370-1444)，永嘉人，善山水，布置茂密，长陵最爱之。有言马远夏圭者，辄斥曰:是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也。”
明郎瑛《七修类稿·辩证类》有“马夏画”条目:“太宗尝言:夏圭、马远之画，乃残山剩水，宋偏安之物。今马、夏成堂大轴亦少见矣，所见者，孤峰独树，果无重山叠水曲折之妙，真可谓至言。”后面还有按语:“如《中州集》无全首好者，正诗文关国运也。”
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中有诗:“中原殷富百不写，良工岂是无心者。恐将长物触君怀，恰宜剩水残山也。”
明汪珂玉《珊瑚网·题马远鹤荒山水图》中记有:“评画者谓远画多残山制水，不过南渡偏安风景耳，又世称‘马一角’。”
明朱谋垔《画史会要》中记有:“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画家虽以残山剩水目之，然可谓精工之极。”
……
由此可见，正是在明代的时候，“边角之景”的空间布局和“残山剩水”的政治格局联系起来，并影响到以后数百年来人们对南宋山水画风的认知和解读。
把“边角之景”说成是南宋偏安的残山剩水的反映，把画面上山水的构图和简繁变化，说成是政治疆域范围大小的反映，这难免有妄加臆测和附会之嫌。从绘画作品产生的实际效应来看，“边角之景”所呈现出来的简洁明快、具有田园牧歌式的美丽画面和意境，也绝不会用来表现令人扼腕痛惜的残山剩水。更何况，南宋时画院主盟画坛，院画家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不会去大肆影射残山剩水的政权局势，更不会以此而形成整个时代的绘画风格。相反，南宋院画家创作了许多粉饰太平的绘画，而且是采用了边角之景的手法，如马远《踏歌图》，图上方还有宋宁宗赵扩题写的王安石的诗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所以，我们对边角之景的认识还是应该回到绘画艺术本身发展的角度上来。
那么，南宋这种独特的绘画面貌到底源于何处呢?
二、团扇扇面之制
在宋代，中国绘画史上正式确立了一种崭新的绘画形制–扇面画。《书继》中记载:“郑和间，徽宗每有画扇，则六宫诸邸竟皆临仿一样，或至数百本。”南宋诗人陆游也感叹道:“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一时天下画家名手纷纷研习笔墨，经营画扇，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艺术景象。扇面作为一种小品性的绘画形制，完全从扇子实物中脱离出来。其时画家于扇面之上作画，已是主动借用扇面的形制形式，这为中国画的创作注入一股清新、自然、活泼的艺术气息。扇面绘画以其形制灵活小巧，与传统的长卷、立轴绘画大异其趣，并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艺术发展空间。
笔者认为，团扇扇面引入中国画创作的形制中，是促使产生南宋山水画构图取景变化的重要原因。
针对绘画艺术而言，其风格面貌之形成与变化，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个方面，即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和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由于被人们视为“形而下”的“器”，且远较绘画艺术表面性的风格、面貌稳定，所以从事艺术风格研究者很容易将之忽略。事实上，这两个方面能够对绘画风格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绘画作品的材料材质的更新变化，其影响甚至会超出风格面貌所能表达的范围，形成绘画品类的差异，如国画、油画、水彩、漆画、素描、版画等。绘画作品的形式形制一般不会造成这种改变，但其大、小、长、短、方、圆等种种不同，深刻地影响到绘画艺术的“应物象形”、“经营位置”等创作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使绘画的风格面貌发生改变。
在扇面绘画的创作中，客观要求画家的视角由远观转为近察，由整体把握趋向局部发掘。与长卷大幅绘画相比，扇面绘画移大作小，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艺术视角发生变化。这如同通过放大镜看世界，它能够指引观者的目光，集中观者的精力，近观细察，认真品味微观艺术世界里的奇妙景象。在这种新形制下的创作，山水很少有全景式的构图，而是大胆截取某些局部并将之放大;花鸟在构图上突出主体，善于剪裁，时画折技，讲求布局中的虚实对比与顾盼呼应;人物则多是选出有限的典型性个体对象，然后在画面上进行精心描绘和表达。扇面如同摄像机的变焦镜头，将高大的事物缩小，将繁琐的事物析离，最终定格成一个清晰美丽的画面。
据《续画品》记载:南朝梁画家萧贲“尝画团扇，上为山川。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辩千寻之峻。”这种团扇上画出的山川，必然会对描绘对象进行一番剪裁和提炼。也可以判定，扇面形制客观要求改变层峦叠障、布置茂密的全景图式，形成去其繁章、采其大要的截取图式，艺术视角相应地从“以大观小”走向“以小观大”，这些即是“边角之景”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是扇面形制的小品画，与局部取景、重点刻画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促使了“边角之景”绘画图式的生成。例如，北宋赵令穰《橙黄橘绿图》是一幅扇面小景，画面利用对角线构图形成一种平衡感，左上角和右下角密布橘树丛林，中部是开阔的水流，营造出大片的空白。这种“近岸广水、旷阔遥山”的构图，已经与“边角之景”相差无几，也体现出小景山水所追求的空间美学趣味。南宋时期，这种空间美学趣味被应用到长卷和立轴大幅山水画的创作中，从此打破了“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的构图传统，也就正式形成了“边角之景”的南宋山水风格。
唐寅的作品，明代中期画家唐伯虎(唐寅)二十幅绘画作品赏析
明代（1368－1644年）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的绘画与书法，是在沿着宋元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演变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稳定、文化艺术的发达，出现了一些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整个明朝一代书画艺术的演变发展，大致可分为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但也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替衔接的。
明代中期，院画势力日衰，“浙派”也渐趋末流。代之而起的是活跃于苏州地区的“吴门画派”。由于此时期苏州经济繁荣，各种工商行业发展迅猛，直接推动了文化艺术事业的兴旺发达。因此这一地区成为当地和四方文人聚会的最好场所。“吴门画派”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吴门画派以沈周为领袖，文征明继起，一时追随者很多，形成明代后期一大流派。同时生活在苏州的唐寅和仇英，也以绘画著称于世，和沈周、文征明一同被称为“吴门四家”。
“吴门四家”中沈、文、唐三家共同特点是都属于文人笔墨，仇英虽是职业画家出身，但画风受到文人画家的影响。他们四家的绘画成就，都是多方面的，他们技艺全面，题材广泛。所画山水，既能表现雄伟险峻的北方山川，也能描写清雅秀润的南方风景。他们运用熟练的笔墨，描写周围的园林景物，把表现文人生活题材的山水画提高到新的水平，开拓了元明清以来山水画的新境界。由于他们对后世绘画影响深远，也被后人誉为“明四家”。中期吴门画派沈周【庐山高】文徽明【万壑争流】周臣【春泉小隐】唐寅【山路松声图】仇英【桃源仙境】这里介绍唐寅最具代表性绘画作品。
唐寅（唐伯虎）像
唐寅（1470年3月6日－1524年1月7日），字伯虎，小字子畏，号六如居士，南直隶苏州府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祖籍凉州晋昌郡。明朝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考中苏州府试第一名，进入府学读书。弘治十一年，考中应天府乡试第一（解元），入京参加会试。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贬为浙藩小吏。从此，丧失科场进取心，游荡江湖，埋没于诗画之间，终成一代名画家。唐寅晚年生活穷困，依靠朋友接济。嘉靖二年十二月二日，病逝，时年五十四岁。
山水画宗法李唐、刘松年，融会南北画派，笔墨细秀，布局疏朗，风格秀逸清俊。人物画师承唐代传统，色彩艳丽清雅，体态蠢高饥优美，造型准确；亦工写意人物，笔简意赅，饶有意趣。其花鸟画长于水墨写意，洒脱念燃秀逸。书法奇峭俊秀，取法赵孟頫。代表作品有《落霞孤鹜图》、《春山伴侣图》、《虚阁晚凉图》、《杏花茅屋图》、《春游女几山图》、《秋风纨扇图》、《骑驴归思图》、《山路松声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李端端落籍图》、《枯槎鸜鹆图》、《江南农事图轴》、《陶谷赠词图》、《函关雪霁图》、《仿唐人仕女》、《画班姬团扇》、《西洲话旧图》、《墨竹扇图》、《杏花画》等。
明代中期唐寅《落霞孤鹜图》赏析
《落霞孤鹜图》，明代，唐寅，立轴，纸本墨笔，纵189.1厘米，横105.4厘米，中国上海博物馆藏。
《落霞孤鹜图》绢本大轴，意境清旷。画面下部绘傍石临水之阁，掩映于扶疏垂柳间，阁后山峦高耸，山顶杂木丰茂。阁中靠墙立一桌，上有花瓶古书，一士人怅望天边落霞孤鹜，身后侍立一童。阁下水中一人带返在侍弄小舟。画中垂柳分枝布叶极见功力，画谱云"画树难画柳"，然而此画中柳枝用笔紧紧连绵，柳叶布置则疏密得宜。树干造型也各具形态，或树皮爆裂，偃卧如老翁；或盘根错节，斜倚如壮汉；或树干圆浑，静立如处子。山石皴法以南宋李唐、刘松年为宗，然用笔用墨上已加变化，缜密秀润。后人亦称这种皴法为"水皴"。《落霞孤鹜图》描绘的是高岭峻柳，水阁临江，有一人正坐在阁中，观眺落霞孤鹜，一书童相伴其后，整幅画的境界沉静，蕴含文人画气质。
唐寅此诗正是借王勃得龙王之助，得成大名的典故，慨叹自己生不逢时，以致怀才不遇。因此，全画也因了这首题画诗而染上了浓浓的愁绪。
明代中期唐寅《春山伴侣图》赏析
《春山伴侣图》轴，纸本，墨笔，纵81.7cm，横43.7cm，现藏上海博物院。
《春山伴侣图》全用水墨，仅一叟衣袍醮以淡红色。图中曲栏掩映，杂树绽青，春山含笑，高士临流，给人以阳和日暖之感。山峦秀美，皴以柔和的披麻皴，着意于水墨渲染，越发明秀逗人，全图具有天真幽淡的意趣。画左上题有：春山伴侣两三人，担酒寻花不厌频，好是泉头池上石，软莎堪坐静无尘。
明代中期唐寅《虚阁晚凉图》赏析
《虚阁晚凉图》纸本淡设色，纵59.3厘米，横31.6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绘山麓临水之处，丛树掩映中两间茅屋，一人安坐，一童子端茶。屋外有一木板小桥，树后山峰用淡墨画出轮廓，峰巅浓墨苔点。整个画面用粗笔法，有逸笔草草之感。左上行书题云：“虚阁临溪足晚凉，槛前千斛藕花香。蔗浆满贮金瓯冷，复有新蒸薄荷霜。唐寅画。”钤“唐伯虎”朱文印。图上有七方鉴藏印：休宁朱之赤珍藏图书、太仓陆润之印、丹徒陈长吉字石逸印、逸庐、徐邦达珍赏印等。
明代中期唐寅《杏花茅屋图》赏析
《杏花茅屋图》，明代，唐寅，立轴，绢本设色，纵147.8厘米，横73.2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杏花茅屋图》是唐伯虎风景画中一幅富有生气的作品。画中高峻的山峰，叠叠泉流，摇曳的松树，布置合理，意境清远，的确能显示唐寅的才子之风，同时又体现了他那坚实的传统绘画功力。山峰高耸，视野开阔。画面左侧山崖陡立，下方巨石盘踞，杂树浓密，当中是茫茫的江水。巨石林木间两位高士在小桥流水边上对立交谈。这种高人雅士山林隐逸的主题正是中国文人山水艺术追求的境界，也是文人山水画的艺术精神所在。
明代中期唐寅《春游女几山图》赏析
《春游女几山图》绢本，立轴，纵122厘米，横65厘米，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此画约作于正德初年，是唐寅的壮年之作。画作采用全景式构图，近景是古松草堂，野桥曲径，桃、杏树间生，弯路上老者携杖前行，小童跟随其后。中景是湖光山色，旖旎秀美；两叶扁舟，静泊湖中，各有高士端坐船头，默然垂钓，其乐融融；山体峻拔，树木葱笼，险要处有楼阁矗立，檐角伸张，呈现腾空之势；一人凭栏远眺，似在观渔舟、赏岸渚风光，陶醉于山水之美，又似在耐心等候友人的到来。远景湖面平展，草木青翠，极目广舒，但见远山延绵向左，右侧是险峻山峰，耸入云端。画中有诗题曰：“女几山头春雪消，路旁仙杏发柔条。心期此日同游赏，载酒携琴过野桥。”这首诗点明了画家邀友同游春山的主题。
明代中期唐寅《秋风纨扇图》赏析
《秋风纨扇图》，纸本，水墨，纵长77.1cm，横宽39.3cm，今藏上海博物馆。
秋风纨扇图为唐寅水墨人物画代表作，画一立有湖石的庭院，一仕女手执纨扇，侧身凝望，眉宇间微露幽怨怅惘神色。她的衣裙在萧瑟秋风中飘动，身旁衬双勾丛竹。此图用白描画法，笔墨流动爽利，转折方劲，线条起伏顿挫，把李公麟的行云流水描和颜辉的折芦描结合起来，用笔富韵律感。全画虽纯用水墨，却能在粗细，浓淡变化中显示丰富的色调。画左上部题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借汉成帝妃子班婕好色衰恩弛，好比纨扇在秋风起后被搁弃的命运，抨击了世态的炎凉。显然，这是与唐寅个人生活的不幸遭遇有关的。画中女子一脸衰怨，或许正是唐寅自身的写照。
明代中期唐寅《骑驴归思图》赏析
《骑驴归思图》绢本，淡设色，纵77．7厘米，横37．5厘米，上海博物馆藏
图画峻险山崖、盘曲栈道、急湍危桥、葱郁林木峰峦崎岖的溪山深处，一位敞袍寒士，骑着疲惫的毛驴归去。山下深涧，又有一樵夫立于桥上。此画具南宋院画风貌，画面淡设色。用笔师法李唐，刚劲犀利，皴法把大斧劈皴拉长拉细， 更显活泼滋润，用墨浓淡精到，既有北派山水的立体感，又有南派山水的情趣味。为唐寅平生最为得意的特殊笔法绘制：将劈法化面为线，并掺合披麻、乱柴等技法，然后用笔尖中锋画出。这种笔法绘画最为费时，人物线条流畅而有风姿，石法带水长效,非常湿润,秋树青黄,多作空钩夹叶,画风近李唐、马远。
明代中期唐寅《山路松声图》赏析
《山路松声图》，明代，唐寅，绢本设色，纵194.5厘米，横102.8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山路松声图》描绘一山高耸，有一泉水自山腰拾级而下，汇入河中。山脚有一小桥跨泉连接山路，桥上两人，老者仰首侧耳，似听泉流松声，一童携琴随后。泉畔是茂密的松林，枝干虬曲，藤蔓缠身，微风吹过，松涛阵阵。松树枝叶的画法，从夏圭中来，但远比之繁盛、写实。以细劲的中锋勾勒，转折顿挫，不乏法度。山石硬朗，棱角分明，显然是李、郭的画法，但不师郭熙的卷云皴，也不施马、夏的斧劈皴，而是一种带有唐寅个人风格的线皴，较之许道宁的直线皴更为随意、疏松。勾笔较浓，而皴笔较淡，以浓点分出石的构成和层次，墨色通透而儒雅。山的结体，错落盘桓，层次清晰，景致优美，而且真实感很强，有北宋全景山水的韵致。这又是他区别于沈周、文徵明之处。因为他经常游历名山大川，胸中自有崇山幽壑，而沈、文之大幅山水，往往取之古画的摹仿。
此图层岩邃壑，飞瀑流泉。山腰苍松葱郁，虬枝老干，掩映画面。山下平湖一湾，清澈见底。一条崎岖不平的野路，蜿蜒通向山涧，以增加画面的幽深感。一隐者凭眺倚栏，静听松风，侍者囊琴随后。自题云：“女几山前野路横，松声偏解合泉声。试从静裏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治下唐寅画呈李父母大人先生。”后钤“梦墨亭”、“南京解元”、“逃禅仙吏”。用笔清润、缜密而有韵味。曾经清内府、梁清标收藏，《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明代中期唐寅《事茗图》赏析
《事茗图》卷，明，唐寅作，纸本，设色，纵31.1cm，横105.8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此图引首有文徵明题“事茗”二字，款署“徵明”。钤“文徵明印”。
“事茗”姓陈，为王宠友邻，与唐寅交往亦甚密。唐寅以陈氏名号为题作此图，并将“事茗”二字嵌入题诗中。此图布局别出新意，虚实相生，层次分明。近景巨石侧立，巨石墨色浓黑，皴擦细腻，凹凸清晰可辨。屋舍、坡岸淡雅清润，屋中主人临窗品茗，描绘出幽静宜人的理想化的生活环境。透过画面，似可听到潺潺的流水，闻到淡淡的茶香。
明代中期唐寅《王蜀宫妓图》赏析
《王蜀宫妓图》轴，明，唐寅作，绢本，设色，纵124.7cm，横63.6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寅《王蜀宫妓图》绢本，原名《孟蜀宫妓图》，俗称《四美图》，由明末汪砢玉《珊瑚网·画录》最早定名，沿用至今。近经专文考证，当改为《王蜀宫妓图》，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画面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她们头戴金莲花冠，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面施胭脂，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情态端庄而又娇媚。蜀后主王衍曾自制“甘州曲”歌，形容著道衣的宫妓妩媚之态：“画罗裙，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薄媚足精神。可惜许，沦落在风尘。”唐寅创作此画，则旨在揭示前蜀后主王衍荒淫腐败的生活，寓有鲜明的讽喻之意
此图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画风的代表作品，显示出他在造型、用笔、设色等方面的高超技艺。仕女体态匀称优美，削肩狭背，柳眉樱髻，额、鼻、颔施以“三白”，既吸收了张萱、周昉创造的“唐妆”仕女造型特色，又体现出明代追求清秀娟美的审美风尚，相近色泽的巧妙过渡和搭配，使整体色调丰富而又和谐，浓艳中兼具清雅。作品画风带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
明代中期唐寅《李端端落籍图》赏析
唐寅《李端端图》轴，纵122.8厘米，横57.2厘米，纸本，设色，现藏南京博物院。
此画其内容就是取李、崔这几经流传的风流韵事为佳构，并予以改造，将李端端向崔涯求谅变为当场论辩的画面，突出地表现了李氏的智慧和胆略。画上居中坐着、头戴文生巾（帽）、留八字须得当是崔涯，其倚坐姿势和面部神情显示出潇洒、儒雅的气息和风度。身边婢女一着红色套裙，一着白色衫裙，色彩对比鲜明，有层次感。在其右前的是来客李端端，她手持一朵白牡丹，姿态文雅，楚楚动人，身后是随从侍女。四女围着主人，左右上下排列，错落有致，宛如众星捧月似地烘托了崔生的主要形象和重要地位。这是此画构图特色。唐寅对李端端的运笔如行云流水，更显她落落大方地立于崔面前，面目表情沉稳自若，又略露忐忑不安和迫切期盼的心态。她正以白牡丹自比，据理评析。崔涯静气安坐，凝神谛听，内心折服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间，手按着一卷纸正拟写或已写成的新诗。主客的“面目像一页书”（沃维提乌思《爱经》），堪可解读!
明代中期唐寅《枯槎鸜鹆图》赏析
《古槎鸜鹆图》纸本。纵121厘米 横26.7厘米，该画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该图以纯水墨写意法塑造了一只栖息枝头，昂首鸣春的鹦鹆形象。画面中的八哥从用笔、用墨、造型上看都十分到位，描绘生动随意，仆造化不定得。此图是唐寅代表作。
该图又名《春雨鸣禽图》，画中以大笔没骨涂染，塑造了一只栖息枝头、昂首鸣春的鹤鹆的优美形象。树枝劲挺多姿，枝端线条异长，似有微微颤动，枝上有盘藤环绕，旁有新竹丛生，画面充满无限生机与活力。
画作右上方有画家自题的对句诗“山空寂静人声绝，栖乌数声春雨余。
画幅特别细长，但一枝半枯的枝条呈“s”型曲折上扬，使画面显得丰满起来。枝条的用笔有抑扬顿挫之感。中部偏上的枝上，用积墨法塑造了一只正在枝头栖息、昂首呜叫的鸲鹆（八哥）。鸟的形象极其生动活泼。口喙用线条双勾，头眼、腹背、翅尾、足爪，用大笔没骨涂染法，色彩略分浓淡，八哥的形体表现十分准确，它那昂首呜叫的神态，使人如闻其声，呼之欲出。
整个画面以秃笔点叶，一两条细藤与数笔野竹同枯树上的老叶画在一起，增添了空山雨后幽旷恬静与清新的气氛：枯树的用笔从中部自上而下地画成，用笔有轻重快慢、顿挫转折，用墨有枯湿浓淡的节奏变化。树根部位有几笔用浓墨写出的竹子，树干上缠绕着苍劲的老藤。树身用—乜白”法，恰到好处地传写出了树皮斑驳的质感；整幅作品疏密错落，层次分明，宛如奏响的一曲迎春曲，飘响在春日的晴空里。
明代中期唐寅《江南农事图轴》赏析
《江南农事图轴》，明代1504年，唐寅，立轴，绢本设色，纵74.4厘米，横28.1厘米，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江南农事图轴》画中呈现江南水乡，溪流贯穿，平畴风和，农夫于田中插秧，渔夫撒网捕鱼，有人卸担叫卖，行舟穿桥而过，熙游往来，一派江南四月景色。此画显现唐寅早岁以细笔作画，工夫周到，树丛屋宇，人物舟桥，乃至远山在望，唐寅画来，妥贴安稳，这正是专业画家的本事。画景自下而上，右左相互错接，画中景现于眼前，其意境令人回归田园，在山村水郭，如闻牧歌，江南佳胜，不必楼台烟雨，翠绿千顷，自然是诗境，更是文人画家用意所在，后代评唐寅是融合南北宗画风，此幅即是一例。
明代中期唐寅《陶谷赠词图》赏析
《陶谷赠词图》轴 纵168.8厘米横102.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作精谨秀丽，画人物、树石芭蕉与杜菫（约活动于1465－1505）风格相类，完成时间当晚于唐、杜一四九九年北京初识之时；依笔墨风格，此幅为唐寅三、四十岁间的作品
明代中期唐寅《函关雪霁图》赏析
明 唐寅 《函关雪霁图》轴纵69.9厘米横37.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崇山峻岭，积雪岩关，运货驴骡牛车队伍，冒寒艰辛跋涉于山路。天空与水面均以淡墨烘染，衬托出雪景清旷萧疏之气。近景枯柳杂树挺立，岩面皴笔不多，以示雪意。此画笔法变化多端，潇洒劲利，而其牛车、屋宇、栈桥，皆刻划细腻。
诗题于右上角，前两句形容画作主题内容，后两句形容春雪初融，行旅之难处。正德二年（1507）唐寅于苏州府城内北边筑桃花庵，内有学圃堂、梦墨亭，此轴画上即钤有“学圃堂”闲章。
明代中期唐寅《仿唐人仕女》赏析
《仿唐人仕女》轴纵149.3厘米横65.9厘米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据《云溪友议》所载，唐人张祜、崔涯以文采名闻扬州，所作诗词深得众人赞赏。名妓李端端曾向崔涯求诗，获赠诗句「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画中男子坐于卧榻上，凝视屏风前手持白牡丹的女子，即在描绘李端端与崔涯相晤的情景。
此帧人物造型秀美，举止安详，衣纹线条，有着明显的变化。写湖石景物，笔势纵放，与题识的运笔行气互为呼应。通幅清隽淡雅，已成自家面貌，应是唐寅四十二岁后的作品。
明代中期唐寅《画班姬团扇》赏析
《画班姬团扇》轴纵150.4厘米横63.6厘米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棕榈树下，女子手执纨扇而立，为庭前蜀葵道出秋凉寒意，不禁令人生起天凉何需纨扇扬风的疑惑。本幅画者实有所托，取材自汉代班婕妤（约公元前48－6年）〈怨歌行〉，文末言道：“常恐秋节至，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唐寅似藉班婕妤遭成帝冷落的典故，自喻失意之情。
人物衣褶运笔灵活，技法已臻成熟，为其传世的经典人物画作。题诗款署「征明」，相传文征明习用「文壁」署书画，四十二岁后始用「征明」，文、唐同年，故此幅可视为唐寅四十二岁后的画作。
明代中期唐寅《西洲话旧图》赏析
《西洲话旧图》轴纵110.7厘米横52.3厘米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中枯树、细枝及稯叶，出现颤笔，然布景剪裁，仍觉精警动人。画上行书题跋，用笔爽利劲拔的风神，为唐寅成熟期的书风。依其中诗语「醉舞狂歌五十年」，成画时间的下限，可订在唐寅五十岁时，即一五一九年。题诗中的「不损胸前一片天」，唐寅率真不羁的性情一表无遗。
明代中期唐寅《墨竹扇图》赏析
《墨竹扇图》册纵16.5厘米横50.5厘米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
画竹，以水分调节墨色，形成多层次的浓淡干湿，在吸水性慢的“金笺”写竹，水分渗透感倍觉湿润，正如竹叶承雨，本幅湿气氤氲，笔墨淋漓，气韵酣畅，即是一例。本幅选自〈明人画扇册〉第七开。
明代中期唐寅《杏花画》赏析
《杏花画》轴纵114.8厘米横32.3厘米藏中国故宫博物院。
本幅以写意法绘春杏一株，由左侧右上出枝，先钩勒主干，再行皴擦，枝节多用浓墨写成，画瓣复加密蕊，雅淡润厚，无俗艳之气。学者考证题识内容与书风，推测此帧成画时间约在一五一九年前后。
本幅题识：「新霞蒸树晓光浓，岁岁年年二月中。香雪一庭春梦短，天涯人远意匆匆。」农历二月会试举行之际，正值杏花绽开，故唐寅以杏花隐喻科举舞弊案，慨叹南京解元的荣耀如春梦般短暂，人生起落在须臾之间。语气无情绪起伏，当是馀年的平淡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