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德歌利足培刻样都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

《永遇抗建合同胞黑单按否移章乐》是李清照晚年避难江南时的作品,写她在一次元宵节时的感受。李清照是宋代一位杰出的留名书女作家(本刊第一期对她的生平有过简要的介绍),她的早年生活比较安定舒适,作品也多写婚后的生活,尤其是同她丈夫赵明诚短期分离时的“离愁别苦”,这些作品感情真挚,形式优美,风格清新,语言自然,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内容则大都局限在个掌盾易语密未十府人感情的小圈子里,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到她四十四岁时,金兵入侵,宋室南渡,她同赵明诚360问答一起仓皇南逃,不久明诚因病逝世各商开际体认,她便只得只身流亡,既遭到国破家亡之痛,又身受颠沛流离之苦。这就使得她后期的作品渗透了深沉的故国之思。这种感情,在诗文抓团茶项得评准商劳话中表达得比较直率,如《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中的“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青州一抔土”;又如《打马湖赋》的“乱辞”中的“佛狸呼迅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及?耳,时危安得真致此”等等。而在词中则表达得比较含蓄委婉。《永遇乐》便是其中颇负盛名的一首。

词的上片写元宵析海皇学控先屋其佳节寓居异乡的悲凉心情,着重对比客观现实的欢快和她切置绿列配系决主观心情的凄凉。起始二句“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写晚晴,正是度节若队杆厂房日的好天气,意境开阔,色彩绚丽。紧接“人在何处”四字,点出自己的处境:飘泊异乡,无家可归,同吉日良辰形成鲜明对照。(这里的“人”,有的评论者认为指李清照所怀念的亲人,从文意上看,似不如指作者自己为好。)前三句写当时的天气,次三句写当时的季节独介布互村核获机站条斗,“染柳烟浓,吹梅笛怨”,点出时令是初春。上句从视觉着眼,写早春时节初生细柳被淡烟笼罩。下句从听觉落笔,通过划永策叫香已落校无笛声传来的哀怨曲调,联想到“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初春景色。四处充满春意,景色宜人,但在词人看来,毕竟“春意知几许”,还远复建场便道双脱掌京迅移不是很浓郁的。虽是“元宵佳节”,“融和天气”,可是这些年来国事的变化,身世的坎坷,使得女词人产生了“物是人非”、“出与容视农春门好景不常”之感。所以在“融和天气”之后,立即指出“次第岂无风雨”的可能,在淡淡的春意中又掺进了浓浓的隐忧。以上三小节结构相类,都是两个四字句,是实写,写客观景色的宜人,紧接着一个问句,反衬出主观的不同感受。归结到本篇的主题:身逢佳节,天气虽好,却无心赏玩。因此,虽然有“酒朋诗侣”用“香车宝马”来邀请她去观灯赏月,也只好婉言辞谢了。表面上的理由是怕碰上“风雨”,实际是国难当前,早已失去了赏灯玩月的心情。如果是在太平盛世的当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样,诗人很自然地转到当年汴京欢度节日的回忆上来。

词的下片着重用作者南渡前在汴京过元宵佳节的欢乐心情,来同当前的凄凉景象作对比。“中州”指北宋都城汴京,即今河南省开封市;“三五”,指正月十五日,即元宵节。当时宋王朝为了点缀太平,在元宵节极尽铺张之能事。据《大宋宣和遗事》记载,“从腊月初一直点灯到正月十六日”,真是“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其中提到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夜的景象:“京师民有似云浪,尽头上带着玉梅、雪柳、闹蛾儿,直到鳌山看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六日”条也有类似的记载。这首词里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写的正是作者当年同“闺门”女伴,心情愉快,盛装出游的情景。全是写实,并非虚构。可是,好景不常,金兵入侵,自己只落得飘流异地。如今人老了,憔悴了,白发蓬乱,虽又值佳节,又哪还有心思出外游赏呢?“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更反衬出词人伤感孤凄的心境。

李清照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她的作品中曾经写到过她早年生活中欢乐的一面,如《点绛唇》写她少女时代荡秋千为戏,《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她泛舟流连忘返,等等。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性格爽朗、感情奔放的女性。但是,曾几何时,夫死之悲,亡国之痛,接踵而至,使得她的心情起了巨大的变化,以至她“试灯无意思,踏雪莫心情”(《临江仙》)。“双溪春尚好”,她也不愿去泛舟;虽值元宵佳节,又值“融和天气”,她也无心去观灯。不仅如此,她还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力主抗金的爱国志士。而当时的南宋王朝,妥协投降,苟且偷安,偏居东南一隅,一味寻欢作乐。从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等书关于临安过元宵节的描写,可以看出,“大率仿宣和盛际,愈加精妙”(《武林旧事》:“元夕”条)。林升的♀临安邸》一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写出了南宋时期统治阶级荒淫逸乐的生活以及广大人民对之不满的情绪。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忧国伤时的女诗人,又安得而不愤懑、不忧心忡仲呢。因此,那些“酒朋诗侣”驾着“香车宝马”“来相召”,被她婉言谢绝了;而她躲到帘儿底下听到的仍然是游人的笑语。这里,在平淡的词句后面,既有用当年汴京繁华来反衬的今昔盛衰之感,又有用当前游人笑语来对比的人我苦乐之别,而在这种反衬对比之中,渗透着作者深沉的故国之思,赋予了这首词以深刻的社会意义。南宋末年爱国词人刘辰翁读了这首词,“为之涕下”,并按照它的调子填了一首具有强烈爱国情调的词,足见李易安的这首词的感人之深。

这首词不仅情感真切动人,语言也很质朴自然。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易安居士,南渡来常怀京洛旧事。晚年赋元宵《永遇乐》词云:‘落日熔金,暮云合璧’,已自工致。至于‘染柳烟农,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气象更好。后叠云:‘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皆以寻常语度入音律。炼句精巧则易,平淡入妙者难。山谷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这个评语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吴瞿安(梅)先生在《词学通论》中说:“大抵易安诸作,能疏俊而少沈着。即如《永遇乐》元宵词,人咸谓绝佳;此事感怀京洛,须有沉痛语方佳。词中如‘于今憔悴,风鬟雾鬓,怕向花间重去’,固是佳语,而上下文皆不称。上云‘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下云‘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皆太质率,明者自能辨之。”我们认为,吴氏对李清照这首词的评语是不够公允的。相反,作者在这首词的下片中,无论是用当年在汴京赏灯过节来作今昔对比也好,还是用今天的游人的欢乐来反衬自己的处境也好,都能更好地刻划出诗人当前的凄凉心情。真是语似平淡而实沉痛已极。

李白写的诗赏析

李白的诗及其赏析:1、《南陵别儿童入京》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天宝元年(742),李白已四十二岁,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他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诗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模茄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这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接着,诗人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颇有欢庆奉诏之意。显然,诗人的情绪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 饮酒似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继而又“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旦晌察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的欢乐心情,同时,谨或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苦不早”和“著鞭跨马”表现出诗人的满怀希望和急切之情。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诗从“苦不早”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象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诗情经过一层层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述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色。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 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而又兼采比兴,既有正面的描写,而又间之以烘托。诗人匠心独运,不是一条大道直通到底,而是由表及里,有曲折,有起伏,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犹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又生一波,使感情酝蓄得更为强烈,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又鲜明。
2、《蜀道难》。本文作者排斥《蜀道难》寓意旧说,认为中唐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诗中“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即已说明此诗的主题。《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恶,又写了“人恶”。陈人阴铿《蜀道难》中有句“蜀道难如此,功名讵可要”,已说明蜀道如同功名之道,如将“人恶”与“无成”联系,则主题逐步明朗化。诗中“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正是李白一再碰壁之后的愤激之词。作者推断此诗是初入长安或诏赴长安后不久的作品。
3、《行路难》。
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置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4、《梦游天姥吟留别》。 李白的古风《梦游天姥吟留别》一直是高中语文课本的保留篇目,长期以来,编者和教者都将其定为游仙诗,诗的主旨是通过对光明欢乐的仙境描写,反衬黑暗龌龊现实,表现了诗人追求个性自由,蔑视权贵的精神。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梦游天姥吟留别》并非游仙之作,而是曲折地反映现实的诗篇,诗的主旨也绝非教参所言的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而是诗人官场历险后的济世理想幻灭的失落。从李白的生平经历和诗歌本身可寻蛛丝马迹。
李白少年时代的学习范围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并“好剑术”,相信道教,有超脱尘俗的思想;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约在二十五、六岁时出蜀东游。在此后十年内,漫游了长江、黄河中下游的许多地方。开元十八年(730)左右,他曾一度抵长安,争取政治出路,但失意而归。天宝元年(742),经人举荐,被玄宗召入长安,供奉翰林,作为文学侍从之臣,参加草拟文件等工作。不满两年,即被迫辞官离京。此后11年内,继续在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区漫游,“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但他仍然关心国事,希望重获朝廷任用。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李白正在宣城(今属安徽)、庐山一带隐居。次年十二月他怀着消灭叛乱、恢复国家统一的抱负应邀入永王李幕府。永王触怒肃宗被杀后,李白也因此获罪,被系浔阳(今江西九江)狱,不久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一带)。途中遇赦得归,时年59岁。晚年流落在江南一带。61岁时,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镇临淮,讨伐安史叛军,还北上准备从军杀敌,半路因病折回。次年在他的从叔当涂(今属安徽)县令李阳冰的寓所病逝。
从二十五岁出蜀,到六十二岁病逝,李白一直都没有放弃他“乘风破浪、挂帆济海”的政治理想。而唐代知识分子要想实现理想,应举入仕应为正路,可李白偏偏不屑。因此他漫游全国各地,结交名流,广造声誉。唐玄宗天宝元年,李白的朋友道士吴筠,向玄宗举荐李白,玄宗对李白之名也早有耳闻,于是召他到长安。李白对这次长安之行抱有很大的希望,在给妻子的留别诗《别内赴征》中写道:“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显然,李白是想在长安有一番作为,要像苏秦那样佩六国相印,实现济世怀抱。这样看来,李白的基本思想是入世,不是出世。
再看《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本身,可谓暗示多多。天姥山上的洞天仙境,是李白心目中的长安宫廷,从耳闻之到心向往之,从心向往之到梦游之,从凭借“谢公屐”登上“青云之梯”到置身于其间,领略一个迷离恍惚、光怪陆离的世界:神仙洞府时而气象非凡,令人迷恋;时而阴云密布,令人震恐;时而丘峦崩摧,惊心动魄;时而光辉灿烂,仙人云集。所有这一切,最终归于一梦,一下子到从云端抛入地面,眼前唯余枕席,所有繁华,如“烟霞”般顷刻化为乌有,至此怎能不心生“古来万事东流水”的嗟叹。从神往到梦游到坠落的天姥山之行,刚好与李白凭道士吴筠的举荐二入长安,一度得意殿前,后因一身傲骨遭权贵排挤,仅一年多便被赐金放还的经历相似。“攀龙堕天”的经历,使李白觉得由布衣而卿相的梦幻从此破灭,而理想幻灭后的极度失望和无比愤激,只能借助诗歌来表达。但毕竟,事涉朝政,语干禁忌,李白巧妙地借助比兴言志的手法,将郁积于胸的激情倾吐出来,借游仙之酒杯浇失意之块垒,这才是李白创作此诗的用意所在。
基于以上两点认识,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是运用浪漫的手法曲折地反映现实之作,决非游仙诗;诗的主旨也不是向往神仙世界,表达出世愿望,而是表达济世理想幻灭后的嗟叹与愤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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