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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一篇關于俄國文學的論文

在19世紀俄國文壇上，曾出現了一條“輝煌燦爛”的“多餘人畫廊”。在這畫廊中聳立着許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們是普希金筆下的葉甫蓋尼·奧涅金；萊蒙托夫《當代英雄》中的畢巧林；屠格涅夫《羅亭》中的羅亭；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中的奧勃洛摩夫等。在這些人的靈魂深處一半蘊藉着先進的民主革命意識，閃爍着爲祖國進步而奮鬥的思想光芒，迸發着積極尋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則被西方利己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消極思想所侵蝕，他們在罩喚情廳棚感與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複雜的生命形态：個性意識的覺醒，使他們萌發去尋找精神解放的途徑，而自身性格軟弱的鉗制，又使他們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獨、苦悶。他們既不滿俄國社會現狀，憤世嫉俗，但又不願站在人民一邊，精神上無所寄托。他們一面覺得在鄙俗的上流社會無以容身，但又對上流社會以外的生活同樣感到索然無味。因而到頭來盡管不甘心沉淪卻又無力超出社會的束縛與羁絆。他們隻能是否定和懷疑的精靈，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尋求自我實現，終因不能在生活中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而變成了“多餘人”。關于“多餘人”這個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詩體小說《葉甫蓋尼·奧涅金》第八章的一種譯稿中就出現了，寫到奧涅金時有這樣的兩句：有人遠在他們之外，像多餘的東西茕茕孑立。後來俄國評論家赫爾岑給“多餘人”下定義說“他們充滿高貴的願望，但羽翼折斷，眼睛看到哪裏就奔到哪裏：他們想隐遁起來，避開生活，這是多餘的，沒有益處的人。” 文學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諸多傳統的主題，“多餘人”是其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同創世英雄、尋夢者和毀滅者等類型相比，“多餘人”題材更具綿延性、複雜性和普及性。

一、近現代研究“多餘人”形象現狀一瞥回眸我國對“多餘人物伏凱”形象的研究，首先是從俄國“多餘人”形象入手，進而對世界文學之中與俄國“多餘人”相類似的典型進行探讨，從狹義到廣義的比較研究中萌生出一個新命題，即“多餘人之世界性文學現象”。（1）對俄國“多餘人”的認識我國對俄國“多餘人”的認識主要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國評論界幾乎一直囿于“多餘人”是俄國文學“特産”的認識階段，普遍慣性地使用這個定型的結論。而各個曆史時期對這一形象的認識都基于時代所需，是一種“感性”的理解。在動亂前，我們對俄國文學的介紹、翻譯和研究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來天火”給苦難的大衆爲我們解決燃眉之急的現實鬥争服務。這是個“全面肯定”的時期，我們對“多餘人”身上的覺醒和抗争的積極方面，給予了最充分的關注，卻有意無意地疏忽了他們身上的消極方面。進入極左時期，對俄國文學的研究進入冰凍，“多餘人”真正變得多餘，并銷聲匿迹。總體上，這個階段我們對“多餘人”形象的認識基本上處于一個分散的初級認識階段，對“多餘人”也多是從介紹的角度進行普及性傳播。第二階段是20世紀末的20年至今，這一階段進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對“多餘人”問題的研究論文逐漸在廣度和深度上有新的開拓，主要歸納爲下面幾個方面：其一，對讀者熟悉的非“多餘人”典型重新審視，發現了“新”的“多餘人”。不滿足于已有定論，勇于開拓發現。有文章指出“達吉雅娜與奧涅金一樣，隻有覺醒，沒有真正的反抗”，認爲達吉雅娜也具有“多餘人”的色彩。其二，對于那些原本公認的“多餘人”形象或提出質疑或重新評價。其三，從整體上對俄國“多餘人”産生、發展情況、進步意義等重要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劉亞丁的專著《十九世紀俄國文學史綱》一書中提出俄國“多餘人”産生實際上“是外來文化撞擊古老俄國的結果，外來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貴族，他們無法停息被撞擊後的震蕩。”同時這個高峰時期俄國“多餘人”的影響，也喚起了我國一代青年的覺醒和一代作家的創作。（2）“多餘人”現象的初步聯網以俄國“多餘人”爲穩固的經線，我們打破國界，在“多餘人”研究中出現橫向“聯網”。評論家首先把視線投向了中國近現代文學中的“零餘者”和“孤獨者”。如《屠格涅夫和郁達夫的“多餘人”比較研究》、《論俄羅斯文學中的“多餘人”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孤獨者”》。同時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如《賈寶玉和俄國文學中的“多餘人”形象》、《賈寶玉與奧涅金之比較》等。其次，評論者在日本和法國文學中找到了俄國“多餘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語》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認定爲世界文學畫廊裏一個典型的悲劇性的“多餘人”。有的論述了日俄“多餘人”的相似之處後，還從價值觀、倫理、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闡釋了日俄“多餘人”的差異。另有把法國的“世紀兒” 和“孤獨者”聯系起來，啓示我們追溯中法文學的姻緣。對于中日“多餘人”之異同也有專文進行了論述。以日本“私小說”爲切入點，闡述了對中國“零餘者”的影響。（3）一個新命題的萌生——“多餘人之世界性文學現象” 對于世界近200年間的“多餘人”現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斷的發展曆史軌迹，得出了“多餘人的演化”軌迹。從18世紀末維特的出現爲起點，其後是19世紀初“世紀兒”的“世紀症”蔓延，幾乎與此同時“拜倫式英雄”和哈洛爾德震動歐洲；到了19世紀20至50年代，俄國的“多餘人”以強大的陣容和整齊的隊伍跻身于世界文學之林；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國的“孤獨者”、“零餘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紀中期，美國的“反映雄”雖然姗姗來遲，卻與法國的“局外人”、英國的“憤怒青年”和德國的“新維特”，互相呼應，攜手問世，構成了當代“多餘人”聯網。這一聯網真正實現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學的夢想。從“世界文學”發展的總體态勢和各國文學的自身的實際來重新審視“多餘人”現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進各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共同發展。經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掃描，評論界定質定量地給世界“多餘人”現象得出一個縱橫交叉的曆史發展模式，得出這樣一個簡略的圖示：（美國） “反英雄” （20世紀中）（中國） “孤獨者” （20世紀初）（日本） “逃遁者” （20世紀初）（俄國） “多餘人” （19世紀前葉）（英國）（英國）（德國）（法國）（法國） “憤怒青年” “拜倫式” “維特熱” “世紀兒” “局外人” （20世紀中）（19世紀初）（18世紀末）（19世紀初）（20世紀中）（德國） “新維特” （20世紀中）本圖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國文學在相同和不同曆史階段，出現的相近“多餘人”類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個代号的專用名稱幾乎都包含着一個群體系列。同時圖示中的國際性的排列組合，克服了本土文學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創造的新局面。

二、“多餘人“形象研究之我見（1）“多餘人”的特征 “多餘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體，身上混雜着複合的色彩，反映了複雜的人生。他們是思想上的“報曉的先覺者”，行動上則是“貧乏的殘疾者”。他們是屬于精神世界中最鮮活和最憂郁的“精神貴族”。用一句話概括，“多餘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識和意志的不相協調。意識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這也是“多餘人”大起大落的精神曆程和悲劇。他們有勇氣從厭惡的環境中拔了舊根，卻找不到适宜的土壤紮新根，成了“無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國度“多餘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國“多餘人” 俄國“多餘人”的精神探索，具有東方人的憂患意識和民族的整體特征，在民族興亡中實現個人的價值。這使俄國“多餘人”閃耀着某種靈光，格外動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許這也是俄國“多餘人”在文學家筆下獲得不朽價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國“多餘人”是從俄國的舊文化和歐洲新文化撞擊融合的血肉土地上産生出來的。這是“多餘人”産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國盛産“多餘人”特别是從貴族階級中不斷地裂變處“多餘人”，與俄國貴族階級所處的特殊曆史地位有着密切關系。另外，在這些反映傳統主題的傑作裏，我們明顯地看出文學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與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親緣關系。因此，這些“傳統主題”中的貴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義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兒。 ②東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無論是二葉亭四迷《浮雲》的主人公内海文山，還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餘人”形象，都表現出“隐士”的特點。他們是“内向的”，拘謹、沉重、遲緩，遠沒有歐洲和俄國“多餘人”那種無所顧忌的灑脫、豁達和冒險精神，但它們具有更強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舊思想的強大和根深蒂固，羁絆着“多餘人”新思潮的萌發；其次，東亞文化儒釋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傳統的打“和”精神對他們“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約作用。日本“逃遁者”是東方文學中最早出現的一批“多餘人”形象，它爲年輕而短暫的日本近代文學開拓了現實主義道路。同時也爲中國“零餘者”的誕生不斷吹來了春風。 ③最具社會和民族責任感——中國“零餘者” 從郁達夫筆下的自叙的“沉淪者”到魯迅筆下的孤獨的魏連殳，從丁玲筆下的沙菲到巴金《愛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從老舍筆下的祁瑞宣到錢鍾書《圍城》中的方鴻漸，中國“零餘者”蜂擁而來。古老的封建王國在不可避免的社會大變革中，開始整個民族的蛻變，走向現代化社會的曆史性轉變軌道，是中國“零餘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時，20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爲了中國“零餘者”的催生劑。“五四”時期中國覺醒的知識青年，與近代西方意識的接軌決定了中國“零餘者”精神含量的豐富性和深刻性，決定了中國“零餘者”思考的濃縮性和情感的強烈尖銳度。（3）“多餘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來自形象本身所蘊含的豐富的社會内涵，這是由“多餘人”的崇高的悲劇性格所決定的。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任何一個社會人都一定處于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某個點上，而對于“多餘人”來說，他們恰恰處于社會關系網絡的最敏感點上，因而他們的性格悲劇也就成了曆史的必然。而且較之一般性像，他們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會關系兩極的對立和沖突，或者說，他們本身就是社會關系兩極尖銳對立和激烈沖突的産物。其次，“多餘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劇的性格特征。在靈與肉、理智與感情的沖突中往往陷于強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識。從而産生一種深刻的“内源性”憂郁症。在這種複雜的性格中，才真正體現人物性格真實的美，同時産生複雜的美學效應，使讀者獲得悲與喜交融、崇高與滑稽相混雜的複雜深刻的審美感受。這就是多餘人形象具有強大感染力的美學原因。閱讀“多餘人”，走進他們的世界，你能在他們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間發現“自我”，産生共鳴，帶來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