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作品赏析
中国古人伍子胥成了萨特笔下的存在主义者的兄弟，这自然与西方的文艺、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密切联系；两者最终结合于作者冯至身上，他才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伍子胥的实际创造者。而冯至自己在这一创作中又何尝不显示出由“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
写作《伍子胥》是冯至十几年前就有的夙愿，但那时不会写成现樱渣在这个样子。“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时就在脑里萦回着，什么江上的渔夫呀，水边的浣衣少女呀，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叙事诗或小说的愿望”。[4] 照这样写来的话，只会是浪漫主义作品，伍子胥便会是浪漫王国的骑士。但没有写成。那时的冯至还浸在沉钟社浪漫主义的余续里。
冯至的人生轨迹的“抛掷”在1930年有了变化，曾被鲁迅赞誉为“二十年代杰出的抒情诗人”，如今决定了要走学者道路，到德国留学去了。那么，他四十年代的重新创作也象他自己所说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管怎样，这次选择与后来《伍子胥》的创作有内在的联系。冯至正是在德国留学、走学者之路时由浪漫主义者逐渐转变为现代主义者。
冯至说他留学期间，“在这几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里尔克的诗歌和梵高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5] 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早在国内他就读了卞之琳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并且想仿照来写伍子胥逃难故事。但浪漫主义余续里的冯至误读了里尔克这位带有存在主义味的象征主义诗人[6]。后来作者自己承认：“但那时的想象力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边的浣衣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他们把住。”[7] 留学以后，冯至才获得了转变，而这要到他四十年代初在重新创作中体现出来。
在四十年代，“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冯至重新的创作终于开出了花朵。这个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影响的他，从沿海流亡到内地，一路上与民族同遭阵痛，不会感到“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四十年代初的中国与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正被法西斯强国欺凌，知识分子在民族血与火的罹难中面临着存在主义的境遇的选择。[8] 理论一旦与现实发生了共鸣，发出的灵光是巨大的，这就是冯至四十年代又重新创作并取得重大成绩的主要原因！屡次愿望都没有成功的《伍子胥》的写就正是这次爆发的重要收获之一。
往日的浪漫已经难再，时代赐给了新的因素，而今的《伍子胥》“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往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作者自己也与伍子胥一道发生变化，“伍子胥在我的意向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扮昌散了一般。”[9]
于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伍子胥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在存在主义式的境遇里演绎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主题。伍子胥是由“种种利害关系、兴趣和未来计划组成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想要研究的东西，因为他们主张那些东西是真正基本的人类生活结构”。[10] 死亡是人生的最大生存困境，是存在主义最感兴趣的问题，冯至也不例外。当别人问他吴市以后的伍子胥是否还继续写下去？他显然对复仇结局失去了兴趣，他回答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11]
正如里尔克的散文诗被一种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冯至也在《伍子胥》中重视现代主义的心理气氛的渲染，用一个个散文诗的片断来表现一个流亡者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境遇中的感觉和体验。小说中的《延陵》一章用优美、流畅的散文诗的语言尽情描绘了大贤人季札领地的富庶、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和平宁静生活；接着便转到了伍子胥的选择境遇：是否去拜访季札？带着心理分析手法、又有着浓郁的抒情的笔触强化了作者心中的伍子胥的的形象。从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过去的浪漫主义者冯至的印痕，他十几年前关于伍子胥流亡途中故事的浪漫遐想固执地显露了自己。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的阳光，何其美丽；而朴实的兵士、做好事不求报答的渔夫、施舍米饭的浣衣少女，何其美妙！我们甚至误认为伍子胥的逃难是一种浪漫的享受了。这厅颂扒说明冯至不可能成为萨特那样的存在主义者，他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义因素，这就是冯至创作道路上的“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吧。
《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大收获，反映了他的创作已由早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对冯至来说，这是一个递进式发展，四十年代才代表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伍子胥》的出现也标志小说家冯至诞生了。二十年代他也写过小说，但几乎没有影响，《伍子胥》之后的小说家冯至还为我们奉献了又一部叙事性力作《杜甫传》。冯至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是对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以及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