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雷的安德列·别雷与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
二十世纪的俄语文学，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基本的参照，那么也还存在着一条非现实主义的流脉。这条非现实主义流脉有待人们作系统的研究。它的起点，无疑是那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坛上的象征主义文学。
俄国象征派文学在艺术上的建树，不仅局限于诗的艺术。俄国象征派诗人所建立的小说诗学、戏剧诗学、理论诗学与其诗歌艺术共同构成了俄国象征主义文学的艺术个性，使俄国象征主义文学与其他民族的象征主义文学区别开来。
俄国象征派的小说艺术探索成就，大概是西欧的象征主义文学家所望尘莫及的。梅列日柯夫斯基、吉皮乌斯、索洛古勃、勃留索夫、别雷、勃洛克等象征主义诗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一八九二——一九二二)，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创作了一系列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与非传统体裁诗学意义上的“交响曲”、“剧体小说”。这些作品的共同标志，是象征主义诗人在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中，根据象征主义的诗学原则来创作出的叙事文学。
在典型的俄国象征派小说作品中，作家的审美对象，已经不是被折射于心灵中的世界，而直接是涵纳着世界投影的心灵；作家的审美取向，已经不再局限于横向地观照人生即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心理的，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更多的是透视人生即考察人的“类本质”，心理与生理机制，意识系统(显意识与潜意识诸层)在特殊情境中的状态，情感世界的非正常或“超常”状态，理智世界中的形而上的层面；作家的叙述不再是或不仅仅是以社会现实生活风云为主要客体，甚至也不再以对人物内心的心理生活的详尽描绘为首要任务。这样，生活与生存，尘世与彼岸，外在世界的万千气象，内心生活的风雨波涛，都融汇于“半明半暗”的象征形象的迷离梦幻之中，在象征派的小说世界中构成一种令人神往与回味的特别景观。作家有意识地裸露自己编织情节描写场景显现情境的独特匠心，不时地向读者提醒艺术世界的虚构性，让读者感觉到是在接受文学作品，让读者体味出对存在的审美观照本身的愉快与娱乐。作枯如轿家在叙述方式上不再以塑造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为目标，而是以有意识地“打碎情节”，“弱化性格”来呈现某种“超常情境”，渲染某种特别的“情绪氛围”。文学创作中最根本的“写什么”与“怎么写”的问题，在俄国象征派小说艺术探索中得到了一次自觉自为的革新。
安德列·别雷(一八八o－一九三四)的象征主义小说创作，则是这种艺术革新实践中的一个高峰。
别雷在西方被看成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小说家中最杰出的天才。一些国外文艺学家把别雷的小说视为“划时代”的现象。一九六五年，捷克学者雅·尚达就在标题为《安德列·别雷——具有世界意义的小说家》的文章中，把别雷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四位是实验家型的作家，是现代小说的改革者。一九六七年，匈牙利女学者列娜·西拉尔德在《论别雷的第二交响曲》一文中指出，别雷的早期作品开辟了二十世纪长篇实验小说没肆的时代。她把别雷的交响曲看成是蕴含着巨大创作能量的崭新的小说作品形式，它的生成，立足于别雷对诗、音乐甚至当时刚刚问世的电影手段的借鉴。七十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对别雷小说的研究兴趣方兴未艾。到了八十年代，一个席卷全球的“别雷创作研究热点”已然形成，以欧洲——日本——美国为据点的“国际别雷学”也已构成。如今，“别雷学”的发祥地从意大利、西德、匈牙利、波兰等国扩展到法国、西班牙、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诸国。这种“第二次发现”，正是“文学万有引力”的作用，在几十年的沉默、失落与遗忘之后，在“第一次发现的匆忙”之后，西方学者对别雷创作的兴趣再次勃兴。
这位“二十世纪斯拉夫民族的浮士德”，的确是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上的一个“谜”。由于被冷落与被发现，这个文学家的形象本身也平添了几分神秘的光晕。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方法论的学者们，都带着各自的模式去接近这个“谜”一般的现象，去阐释自身的感悟与体验，一些新的神话也自然被创作出来。但别雷作为俄国象征派小说家，在叙事艺术领域的试验，在小说诗学领域的革新，对于二十世纪俄语小说艺术发展的开拓性建树，是为大多数评论家所一致肯定的。
别雷在《交响曲》(1901-1906)、《银鸽》(1909)、《彼得堡》(1913)、《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头面像》（1932）橡哪和《莫斯科》(1926-1932)这样一些最典型的象征主义小说作品中，有意识地尝试交响乐作曲中一些结构原则移植入文学创作之中，把情节打碎成链节，再把那些链节通过“深层的、内在的”“主导主题”联系起来，使小说文本“节奏化”，使那些隐在于文本之中的层面被“语义化”，进而实现“词形——词音——词义”全面“象征化”，即使节奏作为一种潜在的声音积极地工作起来，使词语本身由“形象”转化成“音象”，进而实现那种于叙述之中听见节奏，于节奏之中悟出意义的目标，以新的方式，使小说的文本密度大大增加，创造出带有意义的节奏。在诗学理论上，则是使形式赋有意义，成为“有意味的形式”或“内容性的形式”之有趣的试验。
别雷把小说文本结构作为一种自足自立的现实结构裸露出来。实现这种结构裸露的主要手段是诗学意义上的“戏耍把玩”，即使戴上不同面具的各种叙述者彼此发生冲突，对各种不同的文体风格作讽拟性的展示。别雷作为小说作者好像是在千方百计把读者的注意力，由“小说在叙述什么”这种习惯定向，转移到“小说怎样在叙述”，并且暗示读者：“怎样在叙述”这一形式本身又正传达着“叙述着什么”这个内容。
别雷十分倾心于“意识的屏幕”。在致力于观照“意识的生命”时，别雷不仅广泛运用内心独白、梦境、幻觉这些假定性手法，而且还在小说诗学实验中来了个“质的飞跃”：别雷在其小说创作中实际上是把整个客观世界仅仅当作人物意识的“室内装饰”——意识世界的内景画，而人物的意识生命活动，则成了统摄一切的审美对象。他的那些主人公或那些戴上各种面具的叙述者的意识流变，成了他小说艺术世界的主体。也就是说，“意识生命”的呈现取代了客观世界原来在传统小说中的地位。
当代苏联专门研究别雷创作的学者列·多尔戈波洛夫声称“要分析这些手法，目前既尚无必需的概念，也尚无专门的术语。”要描述《彼得堡》的诗学特征，最大的困难在于这部作品结构的“多阶序性”，多层次性。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个具体物象，都从自身向外抛射着各自意义的阴影——那种含蕴着可以无限地延伸开去的象征意义的阴影。这些象征意蕴是以等级阶序方式，即相应于被象征形象所显现的存在的不同水平，依照品位高下的次序，而相互联系在象征的系统之中。譬如，小说事件发生的地点也同时是作品的主人公——彼得堡，它是帝俄的首都，因而同时也是俄国历史的“纽结”，东方与西方的交合点。然而，东方与西方的问题比俄国历史这个问题的涵盖面要大，它乃是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矛盾的直观的表现；而世界历史进程则是宇宙力量对地球历史的表面的一种外射与投影，是“永恒脉动”这一宇宙运行机制的一种表现。这样，通过“数学代入”，彼得堡成为宇宙力量接触人间的一个“数学点”。“数学点”这个概念本身则拥有另一些特征。例如，它对空间参数的失落。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彼得堡成为“数学点”，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空间特征。也就是说，它的空间是虚幻的。既然彼得堡的空间是虚幻的，那么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这个都市的居民……一切也就都是虚幻的。这种联想，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脑力游戏”。这种“脑力游戏”也可能在其他方向上展开。
别雷根据“神智学”学说向人们显示：人存在十多重世界的交合点上，存在状态的多重层面在人身上同时得到反映：生理层面，心理层面，精神层面，性灵层面，星相层面(“人正是通过星辰实现于‘宇宙空间’的联系”)等等。别雷的这种观念，自然在小说的形象体系的构成中有所显现。《彼得堡》的象征世界，在结构上类似于某种晶体。例如，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是一九○五年十月九日和十日这两天，可是在这个时间段里的叙述却投射着整个世界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小说的“外在的情节”是由三个主要人物所分别代表着的三种力量的冲突而构成，它们都追逐主宰俄罗斯命运的权力。其一是沙皇政府的参议官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勃列乌霍夫为代表的沙皇官僚力量，其二是由杜德金为首的恐怖主义分子所组成的反对派党徒，第三种力量是以大学生尼古拉·阿勃列乌霍夫这个智力型知识分子为化身，这种力量在两种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实际上成了沙皇国家政权与恐怖主义党徒之间斗争的工具。推动整部小说的情节运行，使各种力量发生冲突，人物之间发生倾轧的最初动因，是尼古拉不经意地说出来的“要杀死父亲”这一允诺。整个情节的波折环绕着尼古拉如何实现这一允诺而展开。初看上去，这似乎是一部侦探小说。但这仅仅是作品象征世界的最表层。并且，这个侦探故事的情节在小说中被别雷打成了碎片。小说的中心事件“爆炸”，在外在情节上是一个闹剧。那个自制的炸弹是一怪诞形象的具象化。外在情节上的“爆炸”，十分可笑。但是，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后果却是严重的，尼古拉把自己等同于一枚炸弹——相应于酒神狄奥尼斯的受难，相应于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尼古拉来到了他这个人注定要走的那条十字路口。正是尼古拉的“天路历程”，这个人物心灵上的爆炸，构成了小说的内在情节。别雷在建构这一内在情节时，把侦探小说的讽拟笔法与闹剧中的滑稽噱头糅合于一体，在亦谐亦庄的氛围中让主人公在小说结尾走出“魔圈”。
而主人公尼古拉心灵中的爆炸，又与一系列的象征意蕴相叠印。例如这个人物在两种不同形式的极权主义暴力的夹缝中生存，与俄罗斯文化在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两大板块的撞击中生存，就构成一种象征，这个人物的“潜在的弑父情结”，与家庭冲突、历史冲突、文化冲突等各个层面的象征意蕴，又是层层相印，其意义可以在“滚雪球”似的联想中向无限延伸。这种形象系统中的叠印，正是“大千世界物物相印”，“普遍参与”、“普遍映照”这一象征主义世界观，在象征主义者别雷的叙事诗学上的显现。正是这种物物相印，作为一种内在逻辑力量，把联想之链上的所有环节连接起来，把叙述文本中各种主题的跳跃组织起来，把文本世界的各种成分联接起来。如同外在的经验世界一样，别雷小说的艺术世界由“物物相印、相互体现”的内在逻辑，构成一个自足自立的实体。
别雷象征主义小说艺术的诗学个性，不仅仅体现在《彼得堡》这一部作品中。在后来的长篇小说《柯吉克·列达耶夫》(1922)中，别雷试图把人的孩提时代的意识，甚至婴儿期的思维情态与宇宙本体的存在状态“同晶”地显示出来，十分有趣。在别雷的小说中，世界以一种被打成碎片然而却是深切完整的系统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种看上去杂乱无章然而却是内在地物物相印的系统。这种系统，已不是可见的、栩栩如生的、可从各个角度去审视去欣赏的油画，而是形体性极弱节律性极强的无形之象——一种独特的视象，一种与宇宙同构与万象同晶，处于永不间歇的变奏与转化的运动状态的象征世界。叙事艺术在“能指简化、所指扩大”的航道上逼近音乐艺术，小说的结构为音乐性所贯穿，阅读这种小说的速度必须加快，以跟上小说文本的节律，也就是说，这种小说的阅读本身接近于对音乐作品的欣赏，譬如说，听交响乐。它可以使读者进入一种“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境界。只要读进去，便可品味，可感悟，可体验其中的无穷意趣。这是俄国象征派小说中一个独特的类型。
介
拉认故客击社侵措任水展开1全部 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
古代文学
俄罗斯文学
为国饭术关上被气教后的10世纪与11适简得世纪之交。自此直到17世纪初，俄罗斯外患内乱不断，影响了文学的发展帮费革，曾经出现过一些作品，多为融宗教、历史于一体之作。只有12世纪末佚名作者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史诗般雄浑生动的文笔叙述1185年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孤军出征南方波洛夫人兵败被俘及最后回国的经历，贯穿异吗室概财视娘团结御侮的思想，在内容和技巧上堪与法国的《罗兰360问答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媲美。从1240年起，蒙古人入主罗知交次议右看本似气斯近两个半世纪之久，使罗落居面洋照离线丝修斯的经济、文化遭到巨大破坏。这一时期病末留下的作品不多，比较重要的有《拔都灭亡梁赞的故事》、《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李考行传》（13世纪70年代），以及索封尼记述1380年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大败蒙古军事迹的《顿河彼岸之战》（14世纪末）等。1480年伊凡三世彻底战胜蒙古侵略者之后，逐渐崛起一个以莫斯科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全国性的文学代替了分散的地区性文学，并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主要反映进步小贵族同反动领主之间的斗争，代表作为伊·彼联宣吃往列斯维托夫的文章、伊凡四世(1530～1584)同库尔勃斯基公(1528～突物景掉维川永众呀1583)的通信。17世纪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俄罗斯文学渐渐丰富起来。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和宫廷诗人西密翁·波洛茨基（1628～1680）的创作，显示了宗教文学的新发展。还出现了《戈列-兹洛恰斯基传奇》、混航正家边科让《萨瓦·格鲁岑传奇》和《弗罗尔个留胞续举·斯科别耶夫传奇》，及《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等反映社会生活、具有民主倾向的世俗传奇故事作品。17世激混台纪初叶由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和王朝的更迭等造成的混乱局势，阻碍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到20年代，有关“混乱时期”的政论著作一度兴盛。17世纪下半叶，由于全俄市场的形成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文学开始粒值式实哪火取讲的突破中世纪的格局，题材和体裁都有所增加，出现了大量描述社会生活、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世俗故事，或反映对新生活的朦胧憧憬与对旧传统的背叛，如《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或揭露和讽刺社会弊端，如《谢米亚克法庭的故事》、《棘鲈的故事》。同时，宗教文学也盟批乐左船升送有了新的特色。分裂派领袖、司祭长阿瓦库姆（1620或1621～1682)的《行传》（1672～1675)讲述他同推行教会改革的尼康大教长之间的冲突，和受迫害、被流放西伯利亚的经过，书中充满反强暴的精神和心理描写照话负队观绿亲先，是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第一部以个人为中心而又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著作，文字朴素生动，受到后世作家的推崇。拥护尼康改革的宫廷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新的体裁──音节体诗和诗剧。18世纪彼得一世时期的文学仍然是新旧杂陈，具有过渡性质。沙费罗夫(1669～1739)和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政论反对守旧，宣传开明君主专制，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矛盾和动向。30年代在彼得改革的基础上兴起的古典主义，是此后将近半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流派，表现了启蒙主义同中世纪思想原则之间的斗争。康捷米尔(1708～1744)的讽刺诗着重批评20至30年代社会上的愚昧主义流毒和封建等级观念，到50年代还在广泛传诵。罗蒙诺索夫(1711～1765)写颂诗褒扬开明君主，赞美科学文化造福人类。他使文学体裁和语体规范化，并将音节体诗改为更适合俄语特性的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对统一的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诗歌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诗人和剧作家苏马罗科夫（1717～1777）也有过很大影响，同时代人认为他的悲剧和罗蒙诺索夫的颂诗标志着俄罗斯新文学的真正开端。古典主义代表作家还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 、赫拉斯科夫(1733～1807)。在古典主义文学中，讽刺作品成长较快。50年代，嘲讽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再现。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讽刺杂志盛行，其中最突出的是诺维科夫 (1744～1818)主编的《雄蜂》(1769～1770) 和《画家》（1772～1773)。前者主要暴露象雄蜂一样过寄生生活的地主，后者侧重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此外还有艾明(1735～1770)的《地狱邮报》(1769)和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70年代末，杰尔查文（1743～1816)的颂诗开始问世。他把讽刺与歌颂、批判与肯定结合起来（《费丽察颂》，1782；《权贵》，1798），又把“鄙俗”的日常生活引进诗中（《兹万卡的生活》，1807），从而多少突破了古典主义的模式。冯维辛（约1744～1792）在其优秀喜剧《纨袴少年》(1782)中虽然还遵守“三一律”，却深刻揭露了农奴主的残暴和寄生性，点出农奴制是俄国的万恶之源，向现实主义迈进了一步。18世纪末叶，在英、德、法等国文学的催化下，感伤主义在俄国勃兴，反映了1773至1775年普加乔夫起义后贵族的忧伤情绪。其倡导人卡拉姆津（1766～1826)打破古典主义的禁忌，将卑贱者的形象引入文学，在《苦命的丽莎》（1792)中写一个农家姑娘和贵族青年相爱，最后见弃自杀。小说着力渲染人物的内心感受，格调新颖，语言清雅流畅，发表后风行一时。感伤主义诗人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以寓言、歌谣见长。伟大贵族革命家拉季舍夫（1749～1802）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部强烈反对农奴制的力作。他真实地写出了农民的困苦和抗议，并用书中《自由颂》一诗大胆歌颂17世纪英国革命，而抒发作者感受的章节仍保持感伤主义的特点。这部作品没有对当时的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其效果到十二月党人革命时才显示出来。19世纪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克雷洛夫的寓言和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虽然遵循古典主义的诗艺规范，但所展示的俄罗斯社会冲突、情节、形象和生动语言，已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感伤主义迅速为浪漫主义所取代；茹科夫斯基和巴丘什科夫（1787～1855）等的诗歌脱胎于卡拉姆津，追求内心自由和谐，流露出悲观遁世情调；雷列耶夫（1795～1826）和马尔林斯基（1797～1837）等十二月党人的诗歌和小说更多继承拉季舍夫的传统，洋溢着反对暴政和争取自由的革命思想。大约自19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1825年贵族革命的失败和专制农奴制统治的强化，俄罗斯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又很快让位给以强调冷静客观地观察和描写生活、要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主要特征的现实主义。原来和十二月党人一起同属于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普希金，从这时起先后创作大量现实主义的戏剧、小说和诗歌，他因此被尊为俄罗斯近代文学之父。稍后的莱蒙托夫首先是个浪漫主义诗人，果戈理也起步于浪漫主义并始终保持着浪漫气质，但前者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及后者的剧作和小说都是严峻的现实主义之作；他们分别从心理分析和幽默讽刺两个不同的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巩固了普希金的现实主义艺术。批评家别林斯基主要通过对这三位作家创作的分析评论，为现实主义（当时叫自然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之从此成了半个多世纪里俄罗斯文学的主潮。此后涌现的赫尔岑、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小说、诗歌、戏剧巨匠。当时属于或接近这个主要流派的，还有杜勃留罗波夫和皮萨列夫的评论著作，丘特切夫、柯里佐夫和尼基金的诗歌，以及皮谢姆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列斯科夫、格·乌斯宾斯基等的小说、特写。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文学中，较著名的还有托尔斯泰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小说，费特（1820～1892）和德鲁日宁（1824～1864）的唯美派诗歌和小说等，但其成就和影响都远不能与现实主义相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折。与社会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等客观现实情况相适应，俄罗斯文学形成多个流派同时并存的局面
俄罗斯文学。库普林（1870～1938）和蒲宁（1870～1953）等人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沿着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同时流露出较多的感伤情调。柯罗连科、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等人的创作试图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反映新的现实；其中后者的小说《母亲》和剧作《仇敌》因为较好地做到了这种结合，开了后来被定名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先河。此外还出现了不少以否定传统、大胆创新为特点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梅列日科夫斯基（1866～1941）、勃洛克和安德列·别雷（1880～1934）等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和小说，有迦尔洵（1855～1888）和安德列耶夫等脱胎于现实主义而更接近表现主义的小说和戏剧，以古米廖夫（1886～1921）和阿赫玛托娃为代表的脱胎于象征派的阿克梅派诗歌，以叶赛宁为代表的意象派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未来派诗歌等。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直到80年代末，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制度，因此其文学又通称苏维埃俄罗斯文学；因为俄国是当时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这个阶段俄罗斯文学又是整个苏联文学的一部分。
现代文学苏维埃俄国初期，文学界存在许多作家团体，派别之争激烈，创作不多。代表当局主管文艺的卢纳察尔斯基为团结作家队伍做了大量工作。不久，执政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了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提倡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基本创作方法。因此，除高尔基和绥拉菲莫维奇等老作家及富尔曼诺夫（1891～1926）、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文坛新秀外，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1882～1945）、爱伦堡、费定（1892～1977）和列昂诺夫等原起步于各现代主义流派的作家，都很快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诗歌、小说、戏剧，盛极一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跃于文坛的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诗人兼戏剧、小说作家西蒙诺夫（1915～1980)以及小说家柯切托夫（1912～1973）、邦达列夫和拉斯普京等的创作，增强了对苏维埃现实中缺点错误的暴露批判，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具有了新的特色。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中不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反乌托邦小说作家扎米亚金（1884～1937）、象征派诗人和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剧作家和讽刺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幽默讽刺作家左琴科（1895～1958）、带意识流特色的乡土小说家普拉东诺夫（1899～1951）、古风派小说家索尔仁尼琴以及现实批判派作家特里丰诺夫（1925～198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