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施密特作出了什么贡献？
20世纪，施密特在众多德语前辈的基础上，对人类学作出了贡献。我的观点既代表一种假设，也是一种愿望。一方面，我要指出非洲文学在何种条件下可能会发生；另一方面，通过可能发生的事件，建构一些视角；含旅从这些视角出发，有关非洲叙事的评论和分析，可能成为理解非洲经验的手段，而且是从更加富有成效的视角。
有关非洲文学的真正性质，我们能否得出一些明确的规律？借此，我们可以将非洲文学置于与其他文学的某种关系之中，而不会让我们生出不适的感觉，即非洲文学是对别的文学的本土化模仿，或者对西方引入的心理混乱现象的复制和改造。新的视角也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时至今日，我认为传统的文学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非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都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批评都没能做出各自所预设的贡献。然而，有人也许会说，这种解释乏力的现象恰恰预示着非洲文学和语篇可能存在新的解释。
非洲文学作为一种商品是较为晚近的发明，但作家以及批评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对这种文学感兴趣，似乎不是因为文学语篇本身，也不是因为这种文学在其他本土和地区性话语组成的更大语境中可能有什么含义，而是因为它是一面镜子，能照见别的东西，如非洲的政治斗争、文化的反异化过程或人权目标。
文学的世界是谈猛凳由真实世界支撑的，并反映真实世界，尤其反映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沉默作用。因此，有人会接着说，文学世界完全是一个神秘的空间，但揭示了人类社群的具体经验。例如，莉莉安·科斯特洛有关黑人性文学起源的论著（1963），以及瓦格纳（J.Wagner）有关美国黑人文学的研究，都既是社会历史批评，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同样，简海因茨·贾恩（Janheinz Jahn）对于新非洲文学的思考（1961）见证了黑人文化作为符号流行于当下，也见证了其在思想性和社会学方面的合理性。
我赞同这些观点。但是，从我的视角看，这些典范之作一方面最清楚地证明了这些概念宣传的过程，另一方面对语篇的意义和多样性加以限制的程序。正是得益于这些经典著述，非洲话语的艺术和重要性才能被人评论、歌颂和买账；基础在于，非洲话语表明了文学创造的功能性原则。但我们认为，这些原则并不具有充分的参考价值，不足以构成科斯特鲁特和雅恩学术研究价值的基础。根本来说，它们只是一些迹象，从中可以看出非洲文学可能产生的条件；也是一种"发明"（invention），雅恩、科斯特鲁特、瓦格纳以及我们中的多数人——包括文学批评家和作家——可以此"发明"为基础开展工作，并以此为生。
毫无疑问，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学生们已经明白了我的方向。在《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一书中，这位法兰西学院已故思想系统史教授区别了三种排除的原则：
1. 外部程序，例如禁止（"用周围环境来掩盖物体或仪式、论述某个话题的专有或排他性权力"、理性和疯癫的区分、追求真理的意志（这一点融合了其他方面）。
2. 内部程序，控制直接与"分类、排序和分配原则"相关的话语：这是一种语文学式的评论，也就是通过重新建构、阅读重要文本，还通过文学批评（作为对特定档案的一种思想操练）；第二，作者成为连贯意义的中心、参照点和他/她作品的统一话题；最后，学科的组织，其对策在于（根据米歇尔·福柯的解释）——"在出发点上所假定的并不是重新发现的某些意义，也不是需要强调的某种身份；而是需要用来建构新观点的东西。"
3. 第三类排除程序，包括话语的稀释（rarefaction）系统，例如"界定言说者所需资质"的仪式；话语的联合体（fellowship），即为了对此作出启发性的解释，我们可能想到非洲研究领域的刊物及其推出文章、研知洞究和人物的政策。最后，话语的社会性挪用，福柯先生以教育为例，说明这是"一种工具，每个个体借此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可以接触到任何一种话语。"
显然，这个排斥系统表可以作为新的思想研究的号角，既检验米歇尔·福柯的洞见，又质疑在非洲话语总体无序的背景下所谓非洲文学的标准化和一致性。实际上，可以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1.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艾梅·塞泽尔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种针对禁止程序和理性区分的创造。其恐怖和暴力手段更多见证了这些程序，而非萨特指出的那些活力和心灵层面。因此，这些手段并不指向某个"黑色俄耳甫斯"，而是质疑真理意志的方式。
1.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艾梅·塞泽尔作品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一种针对禁止程序和理性区分的创造。其恐怖和暴力手段更多见证了这些程序，而非萨特指出的那些活力和心灵层面。因此，这些手段并不指向某个"黑色俄耳甫斯"，而是质疑真理意志的方式。
2. 有人指出，对于用欧洲语言创作的非洲文学，主要存在两种社会学的解释。第一，这是殖民活动的一个直接结果；第二，西方的教育系统为其创造了条件。换句话说，这些解释表明，非洲文学作品及评论取决于话语的社会挪用规范，同时也可以用这些规范来解释。因此，只有当可能的外部条件将其确定为文学，非洲文学才有意义。
3. 或许有人会说，非洲文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西方的各种话语延伸到了非洲。因此，尽管这次会议极力倡导非洲中心的视角，但我们的会议以及我们达成共识、产生分歧所用的语言，基本上是惊人的一致。
对这些假设提出质疑，有何有趣之处？就理论视角而言，这些假设能够印证或否定福柯的观点："我想，在任何一个社会，话语的生产都是根据某些特定的程序，同时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角色是避开话语的权力和危险，应对偶发事件，逃离其乏味且可怕的物质性。"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运用这一假设，就必定能够弄清，驯服话语的类似过程在非洲能否奏效，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奏效；这样做也许是有益的。
我自己的假设是，有两个重要的排斥规则，以激进的方式为非洲文学的"发明"和组织提供了具体的步骤：18世纪以来，西方非洲研究的宪章神话（charter myth）中，使用的有关评论和作者的概念。布丰（Buffon）、斯宾塞（Spencer）、泰勒（Tylor）或列维-布留尔（Lévy-Bruhl）等人的研究都局限于进化的问题。结果，他们把非西方的经验解读为零碎的话语和奇怪匿名的存在，并以此展现他们的思想和科学兴趣。
19世纪，人类学文本是对沉默的非理性组织的评论，强调两个主要问题：理论家的意识形态背景；第二，研究对象的相对独立性。就第一个情况而言，其中的论述是从作为外部性的沉默、奇异的非洲史，来描述人类的历史。本世纪初，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旅行，阅读皮加费塔（Pigafetta）和葡萄牙旅行家的报告，但没有认真倾听非洲人的声音。就第二种情况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的施密特（W.Schmidt）在众多德语前辈的基础上，对人类学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他认为，非洲社会绝对不存在清楚的符号语言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