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九世纪的丹麦
你就19实际丹麦的历史、地理、文学来答可以吧？
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而处于北欧边陲的丹麦却还是个君主立宪国家。拿破仑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丹麦统治阶级利用英法矛盾，以中立地位大搞海上粮食贸易，引起英国不满，英国要求丹麦交出从事贸易的舰队和商船，成为英国的附庸国。丹麦拒绝这一要求，英军于1807年炮击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的舰队，丹麦便由中立倒向拿破仑一边，成为交战国。 8年后，拿破仑战败，丹麦也成为战败国而失去广大领土，耗尽了钱财，银行倒闭，农村萧条，刚刚兴起的小型工业也全部破产，丹麦最终成了英国的附庸国。丹麦人民身受本国封建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剥削，过着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而封建统治阶级则穷奢极欲，挥霍无度。
而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却涌现出了安徒生、尼克索等著名作家，对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比如丹麦诗人、剧作家欧伦施莱厄（1779-1850）是北欧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著有长诗《黄金号角》。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是存在主义的先驱，他的哲学著作对后世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有重要影响。40-5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应运而生，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用文学作品来揭露资产阶级政客的丑恶灵魂和伪善面目，北欧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形成，并在19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学主潮，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挪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后期异军突起，获得很大发展，在当时“除俄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与之媲美”。
丹麦的现实主义作家主要有戈尔施密特（1819-1887）和安徒生。女作家科莱特（1813-1895）是挪威第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其名作《总督的女儿》是斯堪的那维亚第一部心理小说，对易卜生等人均产生过影响。基维（1834-1872）是芬兰小说和戏剧的奠基人，他的剧本《库勒沃》取材于民族史诗《卡勒瓦拉》，是芬兰第一部杰出的悲剧。19世纪下半叶，“瑞典四杰”易卜生、比昂松、约纳斯·李和谢朗，以及斯特林堡、拉格洛夫的出现，为北欧文学带来了新的繁荣。丹麦的勃兰兑斯则以其评论著作在欧洲享有盛名。
安徒生（1805-1875）生于丹麦中部小城奥登塞一个贫困家庭。1835年，安徒生以长篇小说《即兴诗人》和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登上文坛。他一生共发表童话故事86篇。早期童话浪漫主义色彩浓郁，想像奇特。代表作有《豌豆上的公主》、《海的女儿》、《皇帝的新装》、《丑小鸭》等。其中以《海的女悉知败儿》最为优美和感人，故事歌颂了小人鱼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甘愿自我牺牲的美德。4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描写现实生活中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凄凉身世，童话中夸张和想像的成分减少，思想性、哲理性加强，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柳树下的梦》、《园丁和主人》等。《卖火柴的小女孩》用节日之夜小女孩的饥寒交迫与富人的灯红酒绿作鲜明对照，揭示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安徒生的童话闪烁着睁颤民主思想的光芒，语言自然清新，流畅优美 ，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比昂松（1832-1910）是挪威剧作家兼小说家、诗人，在戏剧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在挪威文学史上与易卜生齐名。他早年创作了一些反映挪威自然风光的诗歌，其中《是啊，我们热爱这块土地》成为挪威国歌歌词。70年代走猛凯上批判现实主义道路，创作了许多“社会问题剧”，代表作有《破产》（1875）、《挑战的手套》（1883）和《编辑》等，笔触尖锐，引起极大反响。《破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欺骗压榨行为，但其结局和他的许多剧本一样，坏人悔悟，好人得救，带有改良主义色彩。80年代以后的剧本主要有《人力难及》、《德兰农场》、《葡萄园开花的时候》等。
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戏剧家、小说家。1879年，他以长篇小说《红房间》一举成名。这是瑞典文学史上第一部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作品。自传体长篇小说《女仆的儿子》（1886-1909）是他青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斯特林堡的剧作以“对话”的独特成就著称。独幕剧《朱丽小姐》（1888）是他的自然主义代表作，也是自然主义剧本的典范。它描述伯爵的女儿朱丽因感情冲动委身于其父的男仆，最后导致自杀，突出表现了男女间情感和欲望的冲突，刻画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尖锐矛盾。《通往大马士革之路》（1898-1904）写一个渴望得到内心安宁的陌生人，明显地表现出他晚期作品所共有的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和悲观主义的特征。斯特林堡的文学道路从批判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继而发展到象征主义，他的剧本《梦的戏剧》（1902）和《鬼魂奏鸣曲》（1907）是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声。
拉格洛夫（1858-1940）是瑞典女作家。长篇童话故事《骑鹅历险记》（1907）是她最著名的作品，通过一个调皮的男孩变成小狐仙骑鹅周游瑞典的故事，对瑞典作了全面介绍，富有艺术性、知识性和科学性，是继安徒生童话后又一部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北欧童话。
勃兰兑斯（1842-1927）是丹麦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他在 6卷本的文学论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纵论法、德、英各国的浪漫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探索这些国家的文学动向和源泉，抨击丹麦文学中的唯心主义，要求作家关心现实和社会问题，并大量介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作家作品，推动了丹麦及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汉姆生（1859-1952）是挪威作家，欧洲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汉姆生从事文学创作70年，作品种类繁多。自传体小说《饥饿》（1890）是他的成名作。抒情小说《维多利亚》（1898）是一部动人的爱情悲剧，叙述贫苦青年和富家女子的爱情故事。诗集《野地的合唱》（1904）在挪威诗歌创作中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大地的硕果》（1917）成功地刻画了一个体魄健全、灵魂高尚的挪威农民战胜大自然的历程，标志着汉姆生文学成就的最高峰。
尼克索
北欧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无产阶级作家尼克索（1869－1954）的生平和创作。早期创作批判意义和自然主义色彩。尼克索的三部曲:《征服者贝莱》（1906－1910）、《克莱――人的女儿》（1917―1921）和《红色莫尔顿》（1945）。小说通过贝莱和莫尔顿的生活的对比描写，反映了丹麦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丹麦革命指明了方向。小说的历史意义。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金发
李金发（1900——1976） ，原名李权兴，笔名李淑360问答良、李金发，广东梅卷觉苦阻钢甚元源永客风县人。
现代作家、诗人、美术家。
生平简介 李金发早年就读于香港圣约瑟中学，后至上海入南洋中学留法预备班。
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就读于第戎美术专门学校和巴黎帝国美术学校，在法国象征派诗歌特别是波特莱尔《恶之花》的影响下，开始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一阵骚动，被称之为“诗怪”，成为我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
1920至1923年间，他在柏林作《微斯尽值停主联认缩待起雨》。
1925年初，他应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邀请，回国执教，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为《小说月报》、《新女性》撰大稳河裂压树顾律蒸云稿。
1926年，在文学只欢研究会出版诗集《为幸福而歌》。
1927年秋，任中央大学秘书，出版《食客与凶年》。
1928年任杭州国立艺术院雕塑系主任，创办《美育》杂志，后赴广州塑像，并在广州美术学院工作，1936年任该校校长。
20世纪40年代后期，几次出任外交官员，远在国外，后移居美国纽约，直至去世。
诗作内容 在中国新诗氧决际表注友首香连着发展史上，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诗人李金始终像一个令人无飞消含久称法猜透的谜一样，长期被人冷落、误解。
其实，李金发是一个转折点上的人物，他的出现是对胡适的”明白清楚主义”和郭万用两务汽执得念稳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诗歌创作主张的反拨和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
中国新诗自它诞拆戚生之始，就有很丰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作，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诸诗人是其最好的代表。
而李金发的生士菜班研限略喜飞战早贡献却在于他为中国新起能师行诗引进了现代主义的艺术新质，从艺术之都法国的巴黎带来了“异域普境编坐局停熏香”，给我们以震惊，丰富了中国新诗的内涵。
他用新的艺术形式将诗歌从属于时代任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屋强初保片作使三转向对个人化的深层次的内在情感的传达，表现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绪，这类诗歌与“五四”初期的白话诗是完全不同风格的两类作品。
我们如果按传统的方式就无法进入他的诗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够的理由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有些作品如《弃妇》等甚至堪称中国现代诗歌的经典之作。
从总体上看，对李金发诗歌的讨论、争议，一直集中在“纯艺术”问题的层面上，即西方象征诗艺（李是引进西方象征诗艺的第一人）与本土诗歌文化传统的融合与冲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其中李金发母舌生疏（朱自清语）、造语古怪的诗形，无疑是横亘在他的诗歌世界与读者之间的一道重要轿散障碍。
事实上，同早期象征派其简西席品他诗人（如穆木天、王独清等）一样，李金发在坚定不移地选择诗歌的现代途径时，并没有 像后来的中国现代主义放滑茶缩体作非山诗人那样，选择现代主义精神——“绝望的抗战”，而是选择了唯美——颓废主义的人生观、艺术观来构筑自己的诗歌大厦，这是导致他成为尴尬诗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发说过：“旅帆陵罪愿富星顺巴茶溶志结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阿刘介杀有是共同的世界。
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齐告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来超时济自己的世界。
”他的诗歌如《微雨？夜起》当中也确有这单差呀妈样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诗句：“为什么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为臆造的与现实的两端，自己则偏执地迷恋于个人内心世界，这是李金发诗歌创作总的审美价值取向。
他所谓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义，是“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
在这个世界里，生命是“死神唇边的笑”（《有感》），是“无牙之颚，无颧之颜”，并终将“为草虫掩蔽，捣碎”（《生活》），只有“美人”与“坟墓”才是真实的（《心游》）。
既然有生之年不过是“一个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无家室可归，死了终得掩藏地下”，不如“做点忘情的勾当，报点‘一饭’的深恩”（《“因为他是来惯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唯美——颓废意识的思想来源，不是传统的厌世、玩世观，而是以个体存在为宗旨的现代哲学观念，具体的说，是现代人在意识到生死茫然、无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后，一种自生自衍的忧郁和恐惧，是艺术家们说的“世纪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恶之花”。
这里，唯美与颓废是一对孪生兄弟，所谓“颓废”，是对人生、乃至整个文明的悲观虚无的认定，而所谓“唯美”，则是这种“认定”导引的苦中作乐的享乐主义。
在中国早期象征派诗人打出的“纯诗”的旗帜上，超然的审美观念其实掩盖着一种很实在的生存策略—— “我们所唤做的生命，只是这不断消逝的现在，除却现在我们再不知道有我们自己了。
那末，这如萤火明灭的一刹那，不得不认作我们生命活动的唯一可靠的形式。
他引法国诗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们谁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过还有着一个不定期的执行的犹豫’，表现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
他愈感到死的威胁，愈尊重当前朝露般的一刹那。
既认当前一刹那为唯一的实在，于是他排斥对于过去的追悔和对于未来的希冀，只一意勇猛精进求当前一刹那的充实和扩大。
他的态度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
他说：‘经验的果实不是目的，经验自身才是目的。
’‘要过手段和目的一致的生活在用艺术的精神去处理生：鼓励这样的处理乃是艺术和诗歌的真正的伦理的意义。
’”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学者实际上很早就深刻触及唯美——颓废主义思潮的哲学思想根源。
作为唯美—颓废主义诗人，李金发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与赞赏的东西，比如彻底反叛传统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献身于艺术的姿态，但对此过分理想化的认同，忽视这种精神与姿态背后的悲观虚无主义，忽视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艺术同社会人生的根本关系，就会有主观臆断的危险。
李金发的诗之所以争议颇大，除他自身的问题外，不能排除这种主观臆断的原因。
诗作风格 李金发的诗歌丰富了中国新诗的表现技巧和诗歌意象，展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新的现代性景观，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开了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艺术的先河。
象征主义艺术大都排斥理性，强调幻想和直觉。
像征派诗歌也因此具有一种朦胧含蓄、暧昧晦涩的审美追求。
被李金发称作“名誉老师”的魏尔伦说过：选择诗歌词汇时不但不要求准确，相反，需要一点错误，因为再也没有一点东西比诗歌的含糊更宝贵；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
对初期白话诗的状况，李金发是大为不满的，认为“既无章法，又无意境，浅白得像家书”，他因此崇尚象征主义的诗歌艺术，甚至不无偏激地认同象征主义的极端，在他看来：“诗是个人精神与心灵的升华，多少是带着贵族气息的。
故一个诗人的诗，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诗，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或有相当训练的人才能领略其好处”，诗是“你向我说一个‘你’，我了解只是‘我’的意思”，只有朦胧才是诗中的“不尽之美”。
因此，读他那些受偏激和极端驱使写出的诗作，难免有故弄玄虚之感，像《完全》、《时之表现》、《有感》一类的诗，恐怕再有“相当训练”的人也难“领略”其奥妙，给人的感觉不像是雾里看花，倒像是雾里看雾了。
如果说初期白话诗如同周作人讥讽的那样“透明得像一个玻璃球”，那么，李金发的诗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难怪苏雪林感慨道：“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浅白直露抹杀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功绩一样，同样也不能以晦涩难懂封杀李金发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谢冕先生说：“李金发的贡献在于把象征这匹怪兽给当日始告平静的诗坛以骚动”，比起初期白话诗来，像征诗派的进步，在于他们从理论到实践都更接近诗的本质，尽管象征诗派也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
此外，象征诗派对后来现代主义诗派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因此将象征诗派称作中国新诗现代主义的初潮。
与其说李金发的诗象个晦涩难懂的谜，不如说他更像一个“美丽的混乱”，他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诗人对诗的本质的良好悟性（如诗的思维术、诗的逻辑学、诗的话语系统等）以及对诗的未来的高瞻远瞩。
在中国新诗史上，李金发的实际作用是拓宽了人们的诗歌视野，改变了诗歌内部的线性发展方向，尽管这种拓宽和改变的方式显得散漫、放纵，甚至充满了游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