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是

20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李金發 李金發(1900——1976) ,原名李權興,筆名李淑良、李金發,廣東梅縣人。現代作家、詩人、美術家。 生平簡介 李金發早年就讀于香港聖約瑟中學,後至上海入南洋中學留法預備班。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就讀于第戎美術專門學校和巴黎帝國美術學校,在法國象征派詩歌特别是波特萊爾《惡之花》的影響下,開始創作格調怪異的詩歌,在中國新詩壇引起一罩棗陣騷動,被稱之爲“詩怪”,成爲我國第一個象征主義詩人。1920至1923年間,他在柏林作《微雨》。1925年初,他應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邀請,回國執教,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并爲《小說月報》、《新女性》撰稿。1926年,在文學研究會出版詩集《爲幸福而歌》。1927年秋,任中央大學秘書,出版《食客與兇年》。1928年任杭州國立藝術院雕塑系主任,創辦《美育》雜志,後赴廣州塑像,并在廣州美術學院工作,1936年任該校校長。20世紀40年代後期,幾次出任外交官員,遠在國外,後移居美國紐約,直至去世。 詩作内容 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現代象征派詩歌的開山詩人李金始終像一個令人無法猜透的謎一樣,長期被人冷落、誤解。其實,李金發是一個轉折點上的人物,他的出現是對胡适的”明白清楚主義”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詩歌創作主張的反撥和校正,具有糾偏補弊之功。中國新詩自它誕生之始,就有很豐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作,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諸詩人是其最好的代表。而李金發的貢獻卻在于他爲中國新詩引進了現代主義的藝術新質,從藝術之都法國的巴黎帶來了“異域熏香”,給我們以震驚,豐富了中國新詩的内涵。他用新的藝術形式将詩歌從屬于時代任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轉向對個人化的深層次的内在情感的傳達,表現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緒,這類詩歌與“五四”初期的白話詩是完全不同風格的兩類作品。我們如果按傳統的方式就無法進入他的詩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夠的理由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有些作品如《棄婦》等甚至堪稱中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 從總體上看,對李金發詩歌的讨論、争議,一直集中在“純藝術”問題的層面上,即西方象征詩藝(李是引進西方象征詩藝的第一人)與本土詩歌文化傳統的融合與沖突,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其中李金發母舌生疏(朱自清語)、造語古怪的詩形,無疑是橫亘在他的詩歌世界與讀者之間的一道重要障礙。事實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詩人(如穆木天、王獨清等)一樣,李金發在堅定不移地選擇詩歌的現代途徑時,并沒有 像後來的中國現代主義詩人那樣,選擇現代主義精神——“絕望的抗戰”,而是選擇了唯美——頹廢主義的人生觀、藝術觀來構築自己的詩歌大廈,這是導緻他成爲尴尬詩人的主要原因。 李金發說過:“藝術是不顧道德,也與社會不是共同的世界。藝術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創造美,藝術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實表現自己的世界。”他的詩歌如《微雨?夜起》當中也确有這樣的古怪而且恐怖的詩句:“爲什麽窗子以外全衰死了?”将世界分爲臆造的與現實的兩端,自己則偏執地迷戀于個人内心世界,這是李金發詩歌創作總的審美價值取向。他所謂的“自己的世界”,究其要義,是“對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麗”。在這個世界裏,生命是“死禦肢神唇邊的笑”(《有感》),是鎮悶世“無牙之颚,無顴之顔”,并終将“爲草蟲掩蔽,搗碎”(《生活》),隻有“美人”與“墳墓”才是真實的(《心遊》)。既然有生之年不過是“一個死的囚徒”(《A Henriette d’ Ouche》),既然“生無家室可歸,死了終得掩藏地下”,不如“做點忘情的勾當,報點‘一飯’的深恩”(《“因爲他是來慣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唯美——頹廢意識的思想來源,不是傳統的厭世、玩世觀,而是以個體存在爲宗旨的現代哲學觀念,具體的說,是現代人在意識到生死茫然、無可把握的必然生存困境後,一種自生自衍的憂郁和恐懼,是藝術家們說的“世紀末苦”(Weltschmerz)根植的“惡之花”。這裏,唯美與頹廢是一對孿生兄弟,所謂“頹廢”,是對人生、乃至整個文明的悲觀虛無的認定,而所謂“唯美”,則是這種“認定”導引的苦中作樂的享樂主義。在中國早期象征派詩人打出的“純詩”的旗幟上,超然的審美觀念其實掩蓋着一種很實在的生存策略—— “我們所喚做的生命,隻是這不斷消逝的現在,除卻現在我們再不知道有我們自己了。那末,這如螢火明滅的一刹那,不得不認作我們生命活動的唯一可靠的形式。他引法國詩人雨果的《死囚之末日》第三章中的名句:‘我們誰都受了死刑的宣告,不過還有着一個不定期的執行的猶豫’,表現出他的命如朝露的椎心之痛。他愈感到死的威脅,愈尊重當前朝露般的一刹那。既認當前一刹那爲唯一的實在,于是他排斥對于過去的追悔和對于未來的希冀,隻一意勇猛精進求當前一刹那的充實和擴大。他的态度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他将全我集中于一刹那。他說:‘經驗的果實不是目的,經驗自身才是目的。’‘要過手段和目的一緻的生活在用藝術的精神去處理生:鼓勵這樣的處理乃是藝術和詩歌的真正的倫理的意義。’” 從這段文字我們可以了解到,中國學者實際上很早就深刻觸及唯美——頹廢主義思潮的哲學思想根源。作爲唯美—頹廢主義詩人,李金發的确提供了一些值得肯定與贊賞的東西,比如徹底反叛傳統道德的精神和慷慨獻身于藝術的姿态,但對此過分理想化的認同,忽視這種精神與姿态背後的悲觀虛無主義,忽視可能被扭曲和否定的藝術同社會人生的根本關系,就會有主觀臆斷的危險。李金發的詩之所以争議頗大,除他自身的問題外,不能排除這種主觀臆斷的原因。 詩作風格 李金發的詩歌豐富了中國新詩的表現技巧和詩歌意象,展示了他人無法替代的新的現代性景觀,爲中國新詩的發展開辟了一條新路,開了中國現代象征主義藝術的先河。 象征主義藝術大都排斥理性,強調幻想和直覺。像征派詩歌也因此具有一種朦胧含蓄、暧昧晦澀的審美追求。被李金發稱作“名譽老師”的魏爾倫說過:選擇詩歌詞彙時不但不要求準确,相反,需要一點錯誤,因爲再也沒有一點東西比詩歌的含糊更寶貴;馬拉美甚至宣稱:“詩永遠應當是一個謎”。對初期白話詩的狀況,李金發是大爲不滿的,認爲“既無章法,又無意境,淺白得像家書”,他因此崇尚象征主義的詩歌藝術,甚至不無偏激地認同象征主義的極端,在他看來:“詩是個人精神與心靈的升華,多少是帶着貴族氣息的。故一個詩人的詩,不一定人人看了能懂,才是好詩,或者隻有一部分人,或有相當訓練的人才能領略其好處”,詩是“你向我說一個‘你’,我了解隻是‘我’的意思”,隻有朦胧才是詩中的“不盡之美”。因此,讀他那些受偏激和極端驅使寫出的詩作,難免有故弄玄虛之感,像《完全》、《時之表現》、《有感》一類的詩,恐怕再有“相當訓練”的人也難“領略”其奧妙,給人的感覺不像是霧裏看花,倒像是霧裏看霧了。如果說初期白話詩如同周作人譏諷的那樣“透明得像一個玻璃球”,那麽,李金發的詩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個難以解開的謎。難怪蘇雪林感慨道:“李金發的詩沒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 但是,正如不能用淺白直露抹殺初期白話詩的曆史功績一樣,同樣也不能以晦澀難懂封殺李金發在中國新詩史上的地位和貢獻。謝冕先生說:“李金發的貢獻在于把象征這匹怪獸給當日始告平靜的詩壇以騷動”,比起初期白話詩來,像征詩派的進步,在于他們從理論到實踐都更接近詩的本質,盡管象征詩派也有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此外,象征詩派對後來現代主義詩派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人們因此将象征詩派稱作中國新詩現代主義的初潮。 與其說李金發的詩象個晦澀難懂的謎,不如說他更像一個“美麗的混亂”,他從一個側面展示了中國詩人對詩的本質的良好悟性(如詩的思維術、詩的邏輯學、詩的話語系統等)以及對詩的未來的高瞻遠矚。在中國新詩史上,李金發的實際作用是拓寬了人們的詩歌視野,改變了詩歌内部的線性發展方向,盡管這種拓寬和改變的方式顯得散漫、放縱,甚至充滿了遊戲精神 20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李金發 李金發(1900——1976) ,原名李權興,筆名李淑良、李金發,廣東梅縣人。現代作家、詩人、美術家。 生平簡介 李金發早年就讀于香港聖約瑟中學,後至上海入南洋中學留法預備班。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就讀于第戎美術專門學校和巴黎帝國美術學校,在法國象征派詩歌特别是波特萊爾《惡之花》的影響下,開始創作格調怪異的詩歌,在中國新詩壇引起一陣騷動,被稱之爲“詩怪”,成爲我國第一個象征主義詩人。1920至1923年間,他在柏林作《微雨》。1925年初,他應上海美專校長劉海粟邀請,回國執教,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并爲《小說月報》、《新女性》撰稿。1926年,在文學研究會出版詩集《爲幸福而歌》。1927年秋,任中央大學秘書,出版《食客與兇年》。1928年任杭州國立藝術院雕塑系主任,創辦《美育》雜志,後赴廣州塑像,并在廣州美術學院工作,1936年任該校校長。20世紀40年代後期,幾次出任外交官員,遠在國外,後移居美國紐約,直至去世。 詩作内容 在中國新詩發展史上,現代象征派詩歌的開山詩人李金始終像一個令人無法猜透的謎一樣,長期被人冷落、誤解。其實,李金發是一個轉折點上的人物,他的出現是對胡适的”明白清楚主義”和郭沫若的坦白奔放的詩歌創作主張的反撥和校正,具有糾偏補弊之功。中國新詩自它誕生之始,就有很豐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之作,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諸詩人是其最好的代表。而李金發的貢獻卻在于他爲中國新詩引進了現代主義的藝術新質,從藝術之都法國的巴黎帶來了“異域熏香”,給我們以震驚,豐富了中國新詩的内涵。他用新的藝術形式将詩歌從屬于時代任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轉向對個人化的深層次的内在情感的傳達,表現的是人的隐秘的微妙的情緒,這類詩歌與“五四”初期的白話詩是完全不同風格的兩類作品。我們如果按傳統的方式就無法進入他的詩歌世界,但他的作品完全有足夠的理由進入文學史家的視野,有些作品如《棄婦》等甚至堪稱中國現代詩歌的經典之作。 從總體上看,對李金發詩歌的讨論、争議,一直集中在“純藝術”問題的層面上,即西方象征詩藝(李是引進西方象征詩藝的第一人)與本土詩歌文化傳統的融合與沖突,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複雜的,但其中李金發母舌生疏(朱自清語)、造語古怪的詩形,無疑是橫亘在他的詩歌世界與讀者之間的一道重要障礙。事實上,同早期象征派其他詩人(如穆木天、王獨清等)一樣,李金發在堅定不移地選擇詩歌的現代途徑時,并沒有 像後來的中國現代主義詩人那樣,選擇現代主義精神——“絕望的抗戰”,而是選擇了唯美——頹廢主義的人生觀、藝術觀來構築自己的詩歌大廈,這是導緻他成爲尴尬詩人的主要原因。 首先當然是波德萊爾,這一點問題都沒有。其次嘛,蘭波和魏爾倫也寫過這方面的詩,馬拉美可能更能說得通一些。

早期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

20年代象征主

20年代象征主義詩歌的代表人物是: : 李金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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